大学时代应是人生的美好岁月，可在我刚刚跨进大学的时候，却迎面撞上一个十分现实而严峻的问题，那就是吃饭问题。
刚进校时，学生食堂实行客饭制，校部发给学生每人每月三十斤饭票、十元菜票，家庭条件好的同学可以酌情再买菜票，随意点吃小灶的炒菜。
进校第一个月到食堂，常看到饭桌上白花花一片，尽是学生吃剩的菜、包子、米饭或肥肉。一到十月，饭后的餐桌已很少有什么了，因为大家为了填饱肚子，什么都吃了。
没到十一月份，所谓“困难时期”的粮食困难在校园便显露了出来。
记得刚进林院时，院长在大会上兴奋地说：“再过三年，吃饭不要钱！”大厅里响起一阵笑语声。但没两个月，经济形势急转直下，近乎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就在同一个大厅里，院长号召我们：“要勒紧裤带过难关！”
那时，院长、党委书记和学生的关系相当融洽，他们经常和学生聊天，谈马列主义，谈理想，谈前途，谈学习。每星期六下午，全校师生员工都在大礼堂听院长、书记作报告。院长说：“现在国家困难了，我们要同国家一起共度难关。”同学们则在小组会上纷纷表示要与国家风雨同舟。
年底，学校伙食便从客饭制改为包伙制。林院师生们开始陷入饥饿状态。
实行包伙制前，学生进餐厅时，校广播台总是不断地宣传包伙制的优越性，所谓“吃得好、吃得多、吃得热、吃得省、吃得卫生。”那是符合“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精神的。
不久，食堂开始实行按班级人数发饭、发菜的包伙制了。每班二十人，八个人一桌，一个班二桌半，菜和饭实行定量供应。
包伙制刚施行时，每日用餐两干一稀，早餐喝稀饭，中午、晚上吃干饭。转眼，粮食越来越紧，学校又不得不改“两干一稀”为“两稀一干”，早晚都喝稀粥，只有中午吃干饭。
学生每人每月定粮为三十斤。平均每天一斤，按十两制计算，每天早上二两半、中午四两、晚上二两半，一天每人合计九两，一个月二十七斤，余下的三斤，一斤发全国粮票，两斤发机动饭票二十张，每张为一两，可打一平勺稀粥。
随着肚子里油水越来越少，学生的饭量便越来越大，“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对青年人来说更是如此，饿一顿两顿，饿一天两天，尚且难受，如果天天挨饿，那就难以承受了！
“民以食为天。”一到开饭时间，同学们不约而同蜂拥而至，此时餐厅的热闹真是胜过盛大的节日。大家只有在餐厅，才活跃起来。全校学生济济一堂，大餐厅人山人海，密密麻麻。上千人按班级为单位编组，八人一桌，无数餐桌星罗棋布，活像人民大会堂举行春节招待会的场面。
各班负责领饭菜的值日生排成长蛇阵，依次入大厨房操作间。厨师们已将大锅饭装进一只只饭桶，每只饭桶都有编号，各桶的饭量，是根据各个班级的人数确定的。每班还备三只脸盆盛菜，八人大桌打一平口脸盆的素菜，四人为小桌，打半脸盆素菜。
全班同学早已在饭桶前自动排队，值日生把饭桶打开，为了公平分配，他先用搪瓷碗将一桶饭全部打松，如果是稀粥就用铁勺子伸进桶底把粥搅匀，然后一手拿着一只固定的饭碗盛饭，一手用另一个碗刮平高出碗沿的饭，每人一碗，童叟无欺。
每人分到一碗后，桶里总还有些剩饭，于是大家再排队期待第二次分配。虽然所获甚少，但如果分完还有余量，就继续分割，如同《庄子》所说：“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饥饿者在饭菜面前人人平等，除非见到桶底，才开始有人弃权，我也看见有人在众人散去后独自在那里埋头刮饭桶的。
我班二十人，规定按两桌半分配饭菜。开始食堂的供给量尚属充足，三脸盆的菜都比较满，加上在实行包伙制初期，大家肚子里多少有点油水，所以，这时的吃相还不失绅士风度。因此，大家对饭菜分得是否平均不大在乎。但随着饭菜供应越来越紧，桶里的饭，盆里的菜越来越少了，尽管大家表面上尚能文质彬彬、不动声色，但只要值日生轻声说：“加饭”，每个人都会很敏捷地围过来，谁也不会放弃自己的一份。
我很幸运，除了班上其他两桌，我正好与三个女同学合成另外半桌。女同胞对我很优待，每次都给我多分些。时间长了，我有些不好意思。因此，总是等到她们分完饭，开始吃饭时才到场。但她们知道我能吃，依然多留一些给我，班上的男同学便开玩笑地对我说：“你福气好，有人剩给你吃！”
有一位同桌吃饭的女同学，家境条件好，有海外关系，经常收到汇款和包裹，我发现她吃饭时总把肥肉扔掉。我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便对她说：“我用精肉和你换肥肉吃好吗？”她说：“我不知道你喜欢吃肥肉，下次有肥肉全分给你。”其实，我也是想吃精肉的，但总觉得多吃点肥肉可耐饥。从此，她总是将分得的肥肉拨到我碗里。
大饥荒来得更凶猛了。饥饿袭击着林院师生，天越来越冷，人也愈感到饥寒交迫了。
校领导发动师生动脑筋，寻找食物的代用品。有位专家发明用“小球藻”做人造肉，后来得到了推广。人造肉的做法各不相同，有的是把洗菜池的绿色漂浮物捞起来培养，有的是用淘米水来培养藻类，据说里面含有蛋白质。到了“开荤”的日子，我们每桌都分到一小脸盆人造肉，平均每人吃一点。这“肉”不好吃，既无肉味又无油味，只能充饥。开始常吃青菜、萝卜、卷心菜，后来连这些菜也少了，而是用山芋丝、山芋叶当菜。
从1960年冬到1961年冬，整整一年，是学校最困难的时期，粮食越来越紧，同学们越来越饿，越来越怀疑食堂里有漏洞，甚至怀疑早、晚的稀粥根本就不足二两半米，中午的干饭看起来有四两米，但是否货真价实，也值得推敲。
那时全国推广吃“双蒸饭”，韦君宜撰《思痛录》也提到过这种饭。此饭做法甚至得到了中央文件的肯定和提倡。所谓“双蒸饭”是先把干米蒸一遍，加上水再蒸一遍，这样的米看似饱满，但像炒米花似的非常松。
林院的做法有所不同，炊事员在煮饭前，先把米倒在大铁锅里炒，炒得像爆开的米花，然后再倒入大锅加水蒸煮，这样经过加工的米出饭率高，打到我们碗里的饭都是粒粒开花的。可人的肚子却容不得半点虚假，空心米、空心饭毕竟顶不住胃的消化。
炊事员的定量是每月二十五斤，那是一般城市居民法定的吃饭标准，那时小孩每月只有十斤定量。我们注意到，炊事员在食堂里自己吃是明的，问题是他们除了自己吃饱，还顺手牵羊将食堂的米偷偷带回家，还要让他一家子吃。这时，大家的注意力已从课堂的黑板转移到伙房的仓库和秤米的磅秤上了。为了饭量的多少，是否缺斤少两，大学生与炊事员经常在打饭的窗口发生冲突、争吵甚至打架。于是，院长、党委书记、系总支书记、系主任纷纷下食堂第一线，站在窗口给学生打饭。每逢这时，我们的饭就不缺斤少两，菜里也有一点小荤。我们的机动饭票也往往在这时使用，因为是院系领导亲自掌勺，勺子里的稀粥打得比较多。学生们蜂拥而上，把打饭的窗口堵得水泄不通。夜晚熄灯临睡前，我们像做祷告一样地说：“愿上帝保佑，明天有领导下厨房，阿门！”虽然说到底，羊毛出在羊身上。因为总的粮食定量是不变的，守衡的，领导下食堂时打得多，不过是透支，即是今天吃掉明天的那份，领导一走，我们的饭和粥又变软变稀了。
最令人羡慕的是几位越南留学生，这些人长得像广东人，他们在一间小餐厅吃饭，中国学生吃不到的，他们都能吃到，他们餐桌上有鸡、有肉、有鱼。小餐厅离大餐厅很近，我们经过时，总能闻到里面的香气，大家很受刺激，心里不服气，就发牢骚，难道中国的大学生不如越南留学生？后来校部便把他们迁到更为隐蔽的地方吃饭，不让我们看到。
每当我们饿肚子睡不着觉时，一提到这些越南留学生，就会无限感慨地说：“我们中国人真伟大，自己吃不饱，还要保证他们吃饱，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