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浮肿病一直没好，每天都有热度，整天躺在床上，医院建议我休学回家养病。养病期间，享受助学金与医药劳保，期限为一年。
1960年底，寒假来临，我回上海养病。1961年秋，我又返校复学。
在我休学回家途中，南京下关火车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到那里，就看到不少八九岁的孩子在讨饭，他们面目黝黑，瘦得皮包骨头，衣不蔽体。我在车站外，用全国粮票买了个大饼，准备在火车上吃，刚付了钱拿到大饼，谁知一个小孩冷不防从我手中抢走了大饼。他抢了就跑，可能是怕我追上他夺回大饼，他一边跑，一边用口水往大饼上一口一口地吐。我没有追他，他见我没追他，就停下来了，我走上前去对他说：“小孩子你不要跑，你吃吧，吃吧！”我问他：“你爸爸妈妈呢？”他拖着鼻涕说：“爸爸妈妈饿死了。”我问他：“这么冷的天气你怎么生活，在哪里睡觉？”他指着旁边一家饭店门口的炉灶说：“晚上就睡在饭店炉子旁烧下的煤渣边。”
回到上海，我看到家里情况也很糟糕。母亲、弟弟和三个妹妹一家五口人都在饥饿线上挣扎，个个面黄肌瘦。家里什么也没有，只买了一些山芋，准备过年吃。全市的菜场里只供应卷心菜，那时叫“光荣菜”。当时每月一人配给三两油，二十五斤粮食。
母亲看到我得了肾炎，脸部和腿部肿得很厉害，心中十分焦急，当时小妹患慢性结核性脑炎躺在床上抽搐。一个赤贫的家庭里有两个慢性病人，糊口都有困难，更不要说营养了。为了我们能多吃一口，母亲又开始饿着肚子到老虎灶上班，靠不断地喝茶充饥。
我家离十六铺很近，这时的十六铺已开放了自由市场，物价高得吓死人。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了这么多人在那里投机倒把、倒买倒卖。有人在卖鸡卖鸭，一只鸡要卖到二三十元。当时一个人的月工资也不过三十几元。我在十六铺德兴酒菜馆 的橱窗里看到一盘松翅黄鱼，其开价要五十多元，令绝大多数工薪阶层咂舌，一小碗走油肉要十五六元，一盘白斩鸡要四十元，一只小乳猪开出了天价，要三百元。
我站在菜馆的橱窗外久久地发呆，心想母亲一个月的工资只有三十元，就是我们一家人一个月的全部开销，也买不到一只鸡。自由市场里的山芋也要五元一斤，在这种情况下，全上海的大多数人家只能靠国家按定量按官价配给的粮食活下去，家家都像开中药铺一样，在家用秤重新分配，按人分着吃。饭桌上几乎看不到一点荤菜。
冬天到了，单位里给点补助，让母亲买棉袄，但母亲宁肯自己受冻，把补助来的钱买点鱼、肉，打两斤油，给我们改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