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二年级，我的思想产生剧变，进入一个怪圈，卷进了漩涡。
这时，我只要遇到了认识的同学，就会在他们面前批评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
我大谈赫鲁晓夫“三和两全”（“三和”：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两全”：全民党，全民国家。）的思想。
我认为赫鲁晓夫说得很有道理，至少他渴望和平，人类的冲突最好以和平的方式解决。
老师说：“这是修正主义泛滥，是右倾机会主义、投降主义。”
我对此做了反向的思考：修正主义也许是一种国际新思潮？也许有它的历史必然性？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不能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马克思主义也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我的看法是地球正在缩小，世界正在走向和平。
我对帝国主义的理论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
我认为帝国主义并不是垂死的、没落的、寄生的，资本主义在世界上许多国家还在发展。我们不能老搞阶级斗争，而不搞生产斗争。一个国家要建设好，必须要有民主，必须要有自由。
政治课上，老师还在大谈人民公社优越性、集体化的优越性，讲完后，叫大家讨论。
我举手发言，我说：“我们天天在讲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但事实上优越性在什么地方呢？理论和社会现实生活不能吻合。我以为任何一种理论只有给人民带来解放和利益，给社会带来进步和发展才是正确的理论。”
我刚说到这里，教室外的喇叭响起了《社会主义好》的歌曲。
我继续说：“每天上午第四节课下课，广播就响起了‘社会主义好’这首歌。但是，我们嘴上在唱这首歌，但肚子饿了，我们要吃饭了。实际上，任何一种理论看它好还是不好，主要看它是不是与老百姓的生活相联系，是否给人民的生活带来利益。老百姓并不以理论为天，而是以食为天……”
“正如歌德所说，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青！”
我那时在课堂上听到老师歌颂“三面红旗”，歌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就和老师辩论。我的这些言论在班上受批判，有的同学叫我悬崖勒马，否则是很危险的。可是我宁可碰壁也不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