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夏我离开南京,何能超、江中文送我到太平门火车站上车。这天夜里,何能超帮我掮箱子,江中文帮我拎包。到车站时已经是十一点了,车站很黑,他俩把我送上车,何能超站在车厢里,对我说:“你的日记本在吗?我给你题个词。”
我顺手取出日记本,他在我的日记本上写到:“当你到达上海时,天已经亮了!”
这是他对我的安慰,希望我回上海后,有一个好的前程。
我没想到,在南京林学院,我与这几位慷慨激昂、热血沸腾的同学一起对“三面红旗”发表的言论终于酿就大祸。
回上海半年,也即1964年1月,我在上海被捕入狱。我和江中文、何能超因思想言论“过激”作为同案犯被定为现行反革命,他们则分别在南京和广东锒铛入狱。
1964年1月至1966年8月,我在上海看守所和提篮桥监狱关了两年半,于1966年8月刑满前又押解到白茅岭劳改农场。刑满后,适逢“文化大革命”继续留在白茅岭劳改农场改造。
连头带尾,从投入监狱到平反回沪重返大学,差不多经历了十九年的苦难。
孩子:
读完老爸的大学篇,不知你作何感想?
或许你会钦佩,钦佩老爸思想敏锐、愤世嫉俗、激扬人生;或许你会痛心,痛心老爸不识时务、桀骜不驯、鸡蛋硬去碰石头;或许你会抱怨,抱怨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古怪、执拗而又傻气得可以的老爸……
是啊,钦佩也罢,痛心也罢,抱怨也罢……老爸就是老爸,想换也换不了。四十多年前,时代与老爸的遇合,促成了所有的苦难。四十六年前的大学,真的不平静。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飘扬,热火朝天后却是整整三年的自然灾害,饥荒满目,物质匮乏,引发动荡,引发不平,更引发几多的“偏激”……
四十多年前的老爸也真的让人无奈,反观当年,有几多教训值得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