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两题正确答案是什么呢?在下才疏学浅，怕答得驴唇不对马嘴，于是专门找了所在单位里的五个文学硕士和博士及两位老报人回答。18题没有一个人能答上来。19题五人答A，两人答B。你觉得他们应该得多少分呢？评判为0分。
我不想在答案上纠缠，我要说的是，贾平凹的原文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找一俗话去替代呢？如果我们教人写文章不是鼓励用自己的富有个性的语言表达，首先想的是如何用成语、俗语、套语，大家千篇一律，这样的文章还能看吗？
天下文章因各具特色而丰富多彩。陆游说，文章切忌“参死句”，把一个鲜活的句子硬教人改成一句俗语，不是故意要人“参死句”吗？贾平凹若知，必为之大哭。
所以这题的答案我至今不知，就是贾平凹本人怕一时半会儿也未必能答上来。
19题的标准答案是C。可无论依据全文的主旨，还是我们一向对孩子们进行的所谓思想教育，回答A才似乎更加合情合理。可是这一回却偏偏不是这样，这除了让人去蒙，还能说明什么？话说回来，回答A到底又有什么错？我们说出土一尊青铜鼎，发现一块动物化石，都属于全人类，全世界仅有的几克且正在进行科学研究中的稀有物质，怎么不可以说属于人类科学事业呢？如果不是，“科学无国界”这句话又该如何理解？
20“弯弯的月亮”像什么？标准答案是“小船”，如果答为“甜甜的香蕉”，零分侍候。
21填空题：一（√）石头。标准答案是“块”，如果填写其他量词，都会被打（×）。
下面这篇文章也是出于“粘贴”方便而摘自网络，读了它，你就会更加明白，为什么大学生一毕业就变成“大白菜”？为什么清华北大竟然也有研究生抢农民工的饭碗？
http://www.*****.com/?GB/kejiao/41/20010719/515532.html
作家王蒙面对高考语文卷：我晕
又是一年高考至，热风苦雨奈何天。不知发端于何时的、年年一个模式、万变不离其宗的“标准化”试题，对学子们无疑又是一次炼狱般的折磨。看着这些在书山题海中艰难跋涉进入临考前“百米冲刺”的学子们，不由想起一个与他们的命运攸关的话题，今年高考的语文试题又会是啥模样？
著名作家王蒙曾经做过几次中学语文标准化试卷，成绩都不理想，最好的一次成绩也只有60分，因而他不得不发出“现在的中小学语文教学不改革不行了，中学的语文试卷连我也做不出”的呼吁。无独有偶，知名作家王周生、叶辛等看了上海1998年高考的作文卷后说：“这道题目我们也写不出。”这是知名作家们对中学语文考试题的感受。大学教授们又是如何评价的？《中国青年报》1999年4月26日提供的一则相关报道便能窥其一斑。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说：“面对着这份试卷（1998年全国高考语文试题）脑子里一片空白，我读考卷非常吃力，首先是弄懂题目要求就费了极大的劲，有的至今也没有弄得太清楚……。”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童庆炳说：“一直听说语文高考试题‘难’，但在读完1998年语文试题后，对它的‘难’还是大吃一惊。我想我要是在1998年参加高考，语文肯定是不会及格的。”
语文热衷于肢解文本和追求ABCD选项的“标准化”考试，尽管已引起学生、社会的强烈不满，但丝毫没有影响命题专家挖空心思地炮制所谓标准化试题摧残学生。现行高考的特点，是不断强化平等“理想化”的程度，据说是为了减少评卷的误差，在改卷的机制上防止一切主观性，改卷者可以机动处置，灵活掌握的题型逐年减少，无须改卷者有任何判断能力的所谓客观题题型逐渐占据了优势。于是存心把试题弄得更为诡谲的刁题、怪题、偏题、荒谬题应运而生，以学生为敌的流毒遍于域中。由于试题偏难偏怪，高考高分低能现象屡见不鲜，出人意料的“高考状元”冷门迭出。
题目出得非偏即怪：一个破折号派生出的五六种用法要让考生在试卷中进行考证选择，这种类似于茴香豆的“茴”字有几种写法的考题，若鲁迅笔下的孔乙己地下有知，恐怕也要自叹不如；有些佳句妙不可言，理应用心去感悟，可修辞专家们非要让学生去追究用了怎样的修辞法，如朱自清的散文《荷塘月色》中“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里。”这句话用了什么修辞手法？倘若能询问朱教授的话，恐怕也未必说得出个所以然来。这些纯属“作者无意，学者多情”的考题，无非是把简单的问题故意复杂化、神秘化。
语文标准化试题中的“弯弯绕”，为学生设“陷阱”，扭曲了语文学科的本性，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的灵性，也给一些一知半解者提供了得高分的偶然性。选择题尽管带有很大的迷惑性，但非此即彼的基本特征又决定了自身含有难以避免的“暗示性”，这就难免会使考生滋生一种投机侥幸心理。有的考题完全是以出题者死板的思维模式去“规范”学生，为难考生。这种以考生为敌的考试题不能真实地测试出学生的语文能力，倒给一些平庸之辈提供了“蒙混过关”的空子。如“部首、笔画、成语典故、古代文化常识、中外名家名著”等考题，哪一道题不是一查便知、考完即忘的“死知识”，这样的考查，能考出考生的运用能力和终身受益的语文素质吗？
有的作文题凭命题者的主观意愿规定了写作的内容、价值取向。要把考生的思维与写作强行纳入到一个早已预设好的、符合社会公共意志与规范的、几乎没有个人意志和创造空间的模式之中。如1998年全国高考作文题：《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对题目中所要求的品格缺乏真实体验的考生们，只好用“瞎编”以应付，于是，“父母双亡”考验下“战胜脆弱”的假话洋洋大观充斥于考生试卷中，这样的考查又在迫使广大语文教师培养学生什么样的学风和人品呢？
爱因斯坦在《教育论》中曾说：“一个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意愿的规矩的统一的个人所组成的社会，将是一个没有发展可能的不幸社会。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人。”试题标准化的要害是思维标准化。学生只能在预先确定好的思维框内思考，决不允许有个人的独立见解。教师的一切努力，都必须有助于提高学生判断、选题、填空、简答等方面的应试能力，让学生成为做题“机器”。怎么考就怎么教，学生跟着教师走，教师跟着高考走，高考跟着“专家”走，“专家”跟着感觉走，这是当前中国语文教育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标准化的“标准”是什么？只不过是“专家”“权威”的主观随意性而已。素质教育要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创造能力，而以标准化为主的应试教育则将学生的这种能力扼杀了，学生思维创造的权力被“专家”“权威”垄断起来了。我们很少鼓励学生有批判的精神，不鼓励他们自由的思想，不鼓励他们有自己的见解与立场，更不鼓励他们有坚持自己立场与观点的勇气，强求一律，思想认识上稍有不齐，便以分数加以剪除。分数几乎成了教育的异端裁判所，以分数维持思想的专制，扼杀自由探索的精神于未萌，无怪乎《中国青年报》称中小学的语文教学是“祸国殃民”了。（洪云卿《杂文报》）
中国的“命题专家”向世人展现其“知识底蕴”的“秘密武器”大致有以下几种：“‘茴香豆’的‘茴’有几种写法”之类；把简单问题复杂化，把王蒙自己写的文章炮制成“阅读理解”试题，让王蒙自己都答不上来；一个行列式的计算题之类，本质上等同于“凑数”的所谓“技巧”，当然只掌握在编造它的命题者手中；把思考题的题量和计算量加大从而不让考生有思考和计算的时间。
这些“知识底蕴”和垃圾知识“师出同门”——故弄玄虚，忸怩作态，牵强附会。它们“发病咬人”时，会让不明就里的中小学生感到“它难”、“它高深”、“它有学问”。
如上面13至17题，不就是“‘茴香豆’的‘茴’有几种写法”的“变种”吗！如果角色对换，哪个“命题专家”经得起考？
特别是17题之类的题目，既非知识，也非学问，而是寂寞难耐后的空虚无聊，是地地道道的垃圾、无聊垃圾！
垃圾知识和垃圾食品一样，吃多了你就会爱上它，当然不认为它是垃圾知识、垃圾食品。
应该说，展现知识和智慧的作业考题是最不容易出现泡沫和垃圾的。但我们中国人真有“改天换地”的气魄，硬是在作业考题中造出了大量的泡沫和垃圾，并美其名曰“学问”，且不知死活地“勤学苦练”，真是旷世奇观也。
这奇观能使人“触类旁通”，明白了学习以外其他地盘上的道理：一点小感冒，“白衣天使”们会开出大处方；一处小工程，“专家”们能“论证”出大预算；一排排路灯，40米间距被“科学”地缩成15米；一自然风景，被中国人用钢筋水泥“建设”得大煞风景……
一把小二胡，现在的厂家普遍做成了“贵族二胡”，动辄几千上万元一把。报表上的GDP是上去了，披金戴银的二胡呢，光鲜的面子也是好看了，但拉出来的音乐，也能媲美那令世人“跪下来听”的《二泉映月》吗？
这样的二胡，这样的披金戴银，其真实价值，还不如瞎子阿炳手上的那把破二胡。此即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也。
我问一个中学老教师：“您当年读中学，好像没有这么多作业考试吧？”
中学老教师回答：“的确，但我们依旧学得不错，否则今天上得了讲台吗？”
我：“那拜托您少弄点作业考试，让您现在的学生也喘口气吧。”
中学老师：“不行，肯定不行。”
我：“为什么？担心您的学生学不好吗？”
中学老师：“那倒不是，我自己轻松快乐的学习经历，恰恰不支持这种担心。”
我：“那究竟是为什么呢？”
中学老师：“我去解放的人——孩子们第一个不答应，接着家长们不答应，校长知道后更不答应。”
我：“家长和校长不答应可以理解，但亲身遭受作业考试压迫的孩子们拒绝您的解放，实在匪夷所思。”
中学老师：“我开始也匪夷所思，但后来不匪夷所思了。匪夷所思的是，你解放他们的手足，他们反倒手足无措。你一天不编造几个奇形怪状的难题来考他们，他们就怀疑你水平欠缺。你课后不布置一大堆作业考题，他们会说你不负责任；不匪夷所思的是，他们年纪轻轻却已不会玩、不会笑，早早起床不用叫。人的天性都泯灭至此了，连痛苦都感觉不到，又怎么可能期待解放呢？”
我：“如果脑壳被塞满‘ABCD四选一’，我估计倡导‘解放’的陶行知先生也无能为力：只能‘知’，不能‘行’。”
中学老师：“不过，孩子们拒绝解放，却大大提高了我的认识水平，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以前一直都未想明白的事情，比如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比如长期关押的囚犯拒绝出狱，比如小品《卖拐》里的范伟对高秀敏说‘你这是坑我’！”
我：“哈哈！”
中学老师：“并不是每个老师都跟我有一样的认识，因为并不是每个老师都跟我一样有健康快乐的成长经历。鲁迅先生在《娜拉出走后怎样》的演讲中说道：‘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旧虐待儿媳；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鲁迅先生的话，套用到今天，仍然一针见血：被作业考试折磨过的学生现在做了老师，仍旧要用且只会用作业考试来折磨学生；在层层重压下畸形成长的子女现在做了父母，仍旧对子女施加层层重压，并美其名曰‘严是爱，松是害’。”
我：“哈哈，我还是那句话：垃圾知识和垃圾食品一样，吃多了人们就会爱上它！”
学习，同样是学那点儿东西，你会发现现在的学生学得越来越累，作业考题上的“创新”越来越多，花里胡哨的东西越来越多，花费也越来越大。可轮到毕业，你再去审视打量考试得高分的他们，发现他们并没有学到什么额外的知识，只感觉他们“发育不全”、长得“奇形怪状”。你一下子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等到看了社会上的其他现象，才恍然大悟。
以前新修了道路，两旁只需认真栽种好法国梧桐后就别再去动她，就让她安安静静地成长，“无为而治”。这乍看上去，粗放而漫不经心。可三五年后，她就悄无声息地播撒她的阴凉，十年后，更是绿荫如盖，令开车或漫步其间的你，凉爽舒适得都忘了问问这绿荫是怎么来的。
但这种廉价省事又高效的好事，现在园林局的园丁们不干了，因为简单地栽种法国梧桐，资金上没什么投入，不过瘾、不来劲。但法国梧桐的树荫效果毕竟是世界公认的，这可怎么办呢？于是，种种借口、理由以及所谓的“理论”、“知识”、“技术”等等，都从“专家”们手中出炉了，一齐为那些投入庞大、费用高昂的树种及其栽培技术鸣锣开道。
于是，相关“产业链”得到延伸，报表里的GDP亦向上猛蹿，似乎皆大欢喜。
可是，当驾车行驶在一些完工已经十年的道路上时，你只能看到沿途“树木”们装模作样的昂贵造型，以及仍在“精耕细作”的园丁们，就是看不到本应该有、早应该有、最应该有的东西：廉价而宝贵的树荫！
园林产业的GDP是上去了，但路旁的树荫却没看到；考试卷上的分数是上去了，但他们的知识水平、智慧能力也上去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