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康有为立孔教为国教的思想中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其孔教国魂义。康有为明确指出，孔教与中国不可分离，从历史上看，孔教是中国成立的内在根源，无孔教则无中国。孔教国魂义往往被简单化地、仅从文化的角度去理解，即仅看到孔教作为影响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文化传统的重要意义，特别是孔教在国民心理和国民性格的形成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如果把政治的角度也考虑进来，那么，对孔教国魂义的理解会加深一层。既然在历史上儒教是中国成立的内在根源，是几千年中国得以维系的一个主导性的、具有强烈政治意味的教化传统，那么，我们必须谨慎思考中国这个维系了几千年的历史国家（historicalstate）的根本性质。以民族—国家的概念来理解中国的性质显然不恰当，对此学者已经提出了非常有力的质疑。（白鲁恂说中国是“一个文明伪装成一个民族—国家”，汪晖则以“帝国的现代转化”理解现代中国的形成，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第二卷，北京，三联书店，2008。）不过，以西方意义上的帝国来理解中国仍然有很多不合适之处。实际上，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理解中国这个维系了几千年的历史国家最恰当的概念是文教—国家。更进一步，既然我们已经意识到，以革命的方式和面目建立起来的现代中国其实是古代中国的自我转化，那么，我们必须思考儒教在现代中国国家建构中的意义。就此而言，立孔教为国教运动的失败可能仅仅意味着中国在迈向共和时代的途中所走的一段弯路，而共产主义作为有效地建立了一个现代中国的政治信仰就其功能而言恰是过去儒教的替代物。于是，一连串的问题迟早会摆在每一个有理性的中国人面前：如果共产主义不可能再次成为笼罩中国人生活的全民信仰，那么，中国将何去何从呢？中国是否能够感受到自身的内在需要而决意恢复其文教—国家的本来面目呢？如果中国不能恢复其文教—国家的本来面目，是否将面临混乱和分裂的危险呢？如果中国决意恢复其文教—国家的本来面目，那么，在政治制度的安排上又如何才能做到措置得宜呢？而要恰当地回答这些问题，康有为的孔教思想无疑是最有借鉴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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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1997年，我在北京大学撰写硕士学位论文时流连于儒家思想的宗教性，其间有一些很特别的体验。2003年，我在美国联合神学研究院访学时明确意识到在制度方面缺乏必要的建设是阻碍儒门教化在现代社会健康发展的一个巨大瓶颈，其时我还没有认真读过康有为的著作。随着这个问题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我的思考也在进一步深化。近年来我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最重要的一个变化是注意到儒教与中国的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于是我觉得有必要对康有为的孔教思想做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梳理和分析。
2011年，我开始通读《康有为全集》。作为一个从哲学专业训练出来的学者，我首先发生兴趣的是康有为与理学的关系，而关于康有为何以提出孔教主张这个问题给了我特别启发的是他青年时期所写的一些诗歌和著作。在读者现在看到的这部小书中，对这两个问题的处理构成了上篇的内容。既而，在阅读了康有为的全部著作后，我发现，尽管与青年时期的思想相比，康有为后来的思想发生了一些很重要的变化，但康有为青年时期的思想对于理解他后来的思想非常重要，而学术界对于这一点基本上是忽略的。当我在一些学术会议上表达出这个看法时，一些朋友将我的这项研究的目的概括为“发现青年康有为”。不过，如前所述，我自己通读《康有为全集》，试图全面、系统地梳理和分析康有为的孔教思想的最初动机却是要考虑儒教与中国的国家建构之间的关系，而这正是本书下篇的主题。我在此想要强调的是上篇与下篇之间的关联：只有将这两部分联系起来我们才能对康有为的孔教思想获得一个更为全面、更为清晰、更为准确的认识。
本书的写作从2012年年初开始，不到四个月成稿，写作时的感觉一直很爽，主要的原因在于整个写作过程中我一直沉浸在康有为所描绘的儒教体验中。我要感谢的人很多，特别要提到的是赵璕、曾亦、郭晓东、陈明、干春松、陈璧生等在这个领域中给予我很多、很大启发的朋友。曾亦兄还在百忙之中为本书作序。感谢北京修远经济与社会研究基金会的资助。感谢清华大学自主科研项目的出版资助。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胡明峰先生出色的编辑工作。感谢我的老师和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