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国际经济新秩序包括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反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上的歧视政策，反对对别国动辄实行经济制裁或以制裁相威胁。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目的，就是要达到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总目的。
邓小平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认为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不是马上就能建立起来的。国际局势从两极世界向多极化方向转变是有一个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世界上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国际社会为了建立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必须作出不懈的努力。
（五）更加强调了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
邓小平根据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在新形势下提出坚定地和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思想。1978年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指出：“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给我们开辟了道路。我们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127页）要反对霸权主义，必须有一支反对霸权主义的力量，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就是这样的力量，中国和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有合作的广泛的基础，有共同利益，因为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上受霸权主义的欺侮。
中国和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不仅在政治上受到霸权主义的欺侮，而且在经济上受西方发达国家的剥削。发达国家利用它们长期形成的对世界商品市场、金融市场、技术市场的垄断，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掠夺，并转嫁危机，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同时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技术封锁、压低初级产品价格，强令降低关税，实际上就是“维护恃强凌弱的强国、富国的利益，维护霸权主义者、强权主义者利益的。”（《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45页）所以，中国要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就必须加强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
（六）提出了解决国际争端的新方法
解决国际争端的方式方法直接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邓小平针对当今世界上还存在许多国际争端的状况，从维护世界和平和世界局势的稳定出发，从实际出发，把处理祖国统一时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方式推延到国际争端的处理上。1984年6月23日、24日，他在会见香港工商界访京团和香港知名人士钟士元时就指出：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是我们根据中国自己的情况提出来的，而现在已经成为国际上注意的问题了。……香港问题的成功解决，这个事例可能为国际上许多问题的解决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同上，第59-60页）1984年10月22日，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又指出：“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同上，第87页）“一国两制”的前提是“一国”，目的是达到国家的统一，在“一国”这个大前提下，采取灵活性，实行“两制”，为的是避免引起冲突，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这就是邓小平提出用“一国两制”解决国际争端的本来含义。此外，邓小平还提出了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思想。1984年2月22日，他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代表团时说：“我还设想，有些国际上的领土争端，可以先不谈主权，先进行共同开发。这样的问题，要从尊重现实出发，找条新的路子来解决。”（同上，第49页）领土问题是十分复杂的问题，解决起来也比较困难，解决不好，往往会影响国家之间的关系，甚至发生流血冲突，危及世界的和平与稳定。邓小平设想，这类问题可以暂时搁置起来，由有关备方通过谈判，探讨共同开发和合作的途径。
邓小平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思想，主要指的是有关我国的领土争端问题，在肯定我国拥有主权的前提下，为了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可以采取“共同开发”的方式，达到有争议国家的利益共享。“搁置主权”不是主动放弃主权，而是通过“共同开发”，增进相互了解，等条件成熟时再彻底解决领土争议。用“一国两制”和“共同开发”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体现了邓小平解决国际问题的智慧，体现了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邓小平对外交战略理论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文献的有关论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党把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是十分有利的。可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苏争霸还十分严重，世界霸权主义和地区霸权主义仍然存在，尤其是苏联，它出兵侵占阿富汗，又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搞地区霸权，在我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越南在我国西南边陲肆意挑衅，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创造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我国采取的是“一条线”的外交战略，联合美国和欧洲、日本，对付主要敌人苏联。1979年1月1日，中美建立了外交关系。1979年2月进行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是“一条线”外交政策的具体体现，在国际上是为了反对苏联霸权主义和越南的地区霸权主义，在国内是为了为现代化建设创造一个和平的周边环境。
美国毕竟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在与我国建交不久，美国国会众、参就两院分别通过《与台湾关系法》议案。这个“法案”继续把台湾当作国家看待，主张继续对台出售武器，反对我国以非和平方式解放台湾，有事美国还要干预等等。这个法案实际上否定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政治基础，邓小平在1979年4月19日会见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访华团时就劝美国人不要干这样的事了。同年9月29日，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讲话中代表党中央不无针对性地提出反对霸权主义的主张：
“我们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坚持同全世界人民的团结，坚持同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为反对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争取人类进步而共同奋斗。”
由于我国在三中全会以来制定和执行了正确的外交政策，到1981年，已经有124个国家与我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有更多的国家和地区与我国有经济、文化往来。所以，1981年6月27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在对外关系上，必须继续坚持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的关系和经济文化往来。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的正义事业。”
我们本身反对霸权主义，同时中国自己也不搞霸权主义，既不干涉别国的内政，也不干涉别国党的内部事务，这是我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表现。
进入80年代，当时国际上大小霸权主义仍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世界格局仍是美苏争霸，所以，我们党仍然按照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制定对外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坚定地和第三世界国家站在一起。
1982年9月1日，党的十二大报告中又一次明确阐述了团结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主张。
80年代初期，国际局势开始向和平转化，美苏谈判有进展，1982年中苏恢复了对话；中苏之间的贸易和人员往来增加；中美之间由于美国国会通过的《与台湾关系法》而出现曲折，经过我国政府和领导人的多次抗议和交涉，中美双方在1982年8月17日通过了著名的“八一七”公报，美国承诺：“它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尽管美国以后没有严格履行自己的承诺，但它毕竟作出了一定的让步。中美关系在斗争中有所缓和。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在经济上发展比较快，亚洲“四小龙”开始崛起，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经济矛盾增多，南北问题突出出来。邓小平适时地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思想，代替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作为我们制定对外政策的依据。
世界局势由于美苏关系的缓和而继续向和平方向发展，1987年美苏就中导问题达成了原则协议，东西方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缓和，这是美苏两霸朝着裁减军备迈出的重要一步，但是，“热点”一个也没有消除，个别地区的冲突还有升级的危险，中苏关系中的三个障碍一个也没有消除。国际局势的缓和还需要世界各国人民的不懈努力，所以，1987年10月，在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国际形势真正实现缓和，还将经历一个漫长、艰难甚至曲折的过程，各国人民仍需进行坚持不懈的努力。中国人民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我们将同全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努力推动国际形势朝着有利于世界人民、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方向继续前进。”
在时代主题变化了的情况下，我们的全部外交工作都服从和服务于和平与发展这两大目的，一方面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另一方面发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和交流，促进南南合作，促进世界共同发展。1988年3月，李鹏在七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南北对话应该继续，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应该改变。我们支持第三世界国家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提高初级产品价格、减轻外债负担的正当要求和合理主张。我们希望发达国家能奉行有远见的政策，在金融、贸易、技术转让方面，特别是在解决第三世界国家的沉重债务负担方面，采取有效步骤，为第三世界的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条件。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发达国家的商品市场、资金出路、原料供应等问题，从而促进世界各国的共同繁荣。”
由于世界人民的和平努力，世界局势继续趋向缓和。到1989年，中苏关系出现了划时代的转机，1989年5月15日-18日，戈尔巴乔夫对我国进行了友好访问，5月18日，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双方一致同意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双方还就消除影响双方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达成了协议。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有了一些调整，改变了80年代初的“一条线”的政策，调整为和谁都友好，和谁都打交道，谁搞霸权就反对谁的完全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邓小平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理论对科学社会主义的重大发展
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有关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的论述
（一）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国际关系和外交战略的论述
在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述了处理现代国家关系和无产阶级政党关系的一些基本原则，同时，对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关系也作了一些预测，归纳起来，他们提出了如下的一些思想。
1.民族独立和统一是无产阶级国际合作的基础无产阶级的阶级解放是以民族的解放为前提的，因为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首先是在民族范围内存在的，没有本民族的独立和统一，就不会有无产阶级的解放。因为一个民族要是还没有独立，他甚至都不能严肃地谈自己的内政问题，这又怎么可能去谈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呢。
1882年，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一封信中指出了这一点：“无产阶级的国际运动，无论如何只有在独立民族的范围内才有可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427页）由于波兰的任何革命运动对欧洲的反动制度都是沉重的打击，对欧洲的革命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十分关注波兰的民族运动，并以此为典型，论述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的关系、民族独立和无产阶级国际合作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要波兰不独立，作为被压迫民族的波兰无产阶级是谈不上自己的解放的。这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每一个波兰的农民和工人，一旦从自己的闭塞状态中觉醒起来参加为共同利益进行的斗争，首先就会碰到存在民族压迫的事实，它到处都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
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的发展的基本条件。……要有斗争的可能，首先需要有土壤、空气、光线和场地。否则，一切都是空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428页）在存在民族压迫的条件下，各国无产者首要的任务就是推翻外来的民族压迫者，否则，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和自觉的合作就是不可能的。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民族独立自主是无产阶级国际合作的前提和基础的真正含义。在争取无产阶级解放的过程中都需要各个民族的独立和自主，那么，在无产阶级胜利之后就更需要各国的这种独立和自主。很难想象，在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在肆意干涉他国的内政、破坏他国的独立和统一的情况下会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真诚的国际合作。
恩格斯在1882年致卡·考茨基的信中认为，独立自主，对于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也是同样适用的：“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不能强迫他国人民接受任何替他们造福的办法，否则就会断送自己的胜利。”（同上，第64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