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上都的建造，开始于大蒙古国时期。而这一地区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
一、瓯脱地的变迁
最早进入滦河上游的，是东胡和匈奴两个古老的北方游牧民族。东胡的活动以今天辽河上游的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为中心，匈奴则以今天黄河河套和阴山山脉地区为中心。两族之间有一千余里的弃地无人居住，“各居其边为瓯脱”。“瓯脱”，意为“界上屯守处”，有人将它解释为“境上斥候之室”或“土穴”①（《史记》卷一一〇，《匈奴列传》）。元上都所在地区，应是当时东胡瓯脱的一个组成部分。
西汉初年，东胡王想用武力夺取其瓯脱之外的弃地，从而引起匈奴和东胡的战争。匈奴冒顿单于（音墨毒蝉余，单于为匈奴的最高首领）率军东出奔袭东胡，杀死东胡王，虏其人、畜，占据了包括瓯脱在内的东胡故地。
匈奴的统治机构分为单于庭、左贤王庭、右贤王庭三大部分。左贤王庭管辖原瓯脱界以东地区。西汉上谷郡（郡治沮阳，今河北怀来县东）正北的濡水（即今滦河）上游地区，成为左贤王属部的驻牧地。匈奴人以左为上，单于之下，左贤王最为尊贵，大多由单于长子充任。左贤王以下，设有左谷蠡（音鹿黎）王、左大将、左大都尉、左大当户等官长。
西汉前期，左贤王属部经常在上谷、渔阳、右北平三郡塞外与西汉军队交战，濡水上游是双方争夺的地区之一。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骠骑将军霍去病率汉军出塞，大败左贤王，斩首虏七万余级，左贤王及其属部遁走漠北，汉军夺取了上谷郡塞外地区。
东胡被匈奴击破之后，残部分为两部，一部号乌桓，居住在今内蒙古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附近的乌桓山：一部号鲜卑，居住在今兴安盟科尔沁左翼中旗西边的鲜卑山。西汉统治者虽然以武力驱走了匈奴左贤王，但也难以在草原长期立足，汉军很快就退回到边塞之内。接受汉朝管辖的乌桓被迁徙到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塞外居住，填充匈奴人与汉人的中间地带。汉代特别设置护乌桓校尉，监护和管辖乌桓各部，使他们“不得与匈奴交通”，“为汉侦察匈奴动静”①（《后汉书》卷九〇，《乌桓传》）。从这时起到东汉中期乌桓内迁中原诸郡，上谷乌桓在濡水流域驻牧了二百余年。
乌桓南迁之后，鲜卑各部陆续南下。到东汉后期，鲜卑首领檀石槐曾短暂统一草原各部，“尽据匈奴故地”②（同上书，《鲜卑传》）。檀石槐的牙帐设在弹汗山（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商都县附近），下辖东、中、西三部大人，中部大人管辖右北平以西至上谷郡的区域。檀石槐死后，部众分裂成若干集团。被称为“小种鲜卑”③（《三国志》卷三〇，《乌丸鲜卑东夷传》）的轲比能拥有十余万骑，占据了代郡、上谷郡边塞内外地区。曹魏初年，轲比能统一了原来鲜卑的东部和中部。青龙三年（235年），轲比能被魏明帝派刺客杀死，以濡水为中心活动区域统一起来的鲜卑部，只存在了不到十年。
轲比能之后，以濡水为界，东边是鲜卑化了的匈奴宇文部，东晋建元二年（344年）被鲜卑慕容部建立的前燕所灭。西边是由大鲜卑山迁来的拓跋部。拓跋鲜卑后来以盛乐为中心，逐渐南推，建立了北魏王朝，在原来的聚居区设置了武川、沃野、抚冥、柔玄、怀荒、御夷六镇，濡河上游属御夷镇管辖。④（参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四）
宇文鲜卑部“别种”库莫奚，北魏至唐朝时游牧于濡河上游。库莫奚人的东北是契丹族，居住地就是原来东胡活动的区域西拉木伦河和老哈河流域。唐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库莫奚和契丹归附于唐，太宗李世民在库莫奚地设立饶乐都督府，以库莫奚人首领为都督，受营州都督府节制。饶乐府治即库莫奚族牙帐的所在，地处今内蒙古宁城县境。契丹建国前后，库莫奚族被征服。①（关于北方各族的历史情况，参见内蒙古自治区蒙古语言文学历史研究所历史研究室、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编：《中国古代北方各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7）
经过一千余年的历史演变和民族迁徙，滦河上游地区迎来了辽、金的统治。在元人诗中，有“穹庐区脱（即瓯脱———引者）云弥野”②（吴师道：《吴礼部集》卷八，《次韵张仲举助教上京即事》。另周伯琦在《扈从集·后序》中亦称鸳鸯泊“居者三百余家，区脱相比，诸部与汉人杂处”。）等句，说明瓯脱的称呼，一直传到了元代。
二、辽、金皇帝的“春水秋山，冬夏捺钵”
由契丹族建立的辽朝（916—1125），先后设置了五个都城，即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南）、南京幽都府（后改称燕京析津府，今北京）、东京辽阳府（今辽宁辽阳）、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和中京大定府（今辽宁宁城西大名城）。五京之中，上京为首都，其他四个是陪都。元朝上都路所辖区域，在辽朝时分属中京道和西京道管辖。
辽朝虽然建有都城，皇帝却不经常在城里居住，而是保持着契丹族游牧渔猎的风俗，“秋冬违寒，春夏避暑，随水草就畋渔，岁以为常。四时各有行在之所，谓之‘捺钵’”③（《辽史》卷三二，《营卫志中》）。“捺钵”是契丹语的汉文音写，意为“行营”、“行在”或“行帐”，专指辽朝皇帝出行时居住的帐幕，即所谓“皇帝牙帐”。金、元时，捺钵又译写作“纳拔”、“纳钵”、“纳宝”、“剌钵”等，元人周伯琦、杨允孚更明确的解释是“车驾行幸宿顿之所”①（周伯琦：《扈从集·前序》杨允孚：《滦京杂咏》卷上），不管是迁移的帐幕还是固定的营所，都称为捺钵。
辽朝皇帝的四时捺钵，从辽圣宗耶律隆绪（983—1031）开始有了比较固定的地点和内容。春捺钵纵鹰捕鹅，凿冰钓鱼，地点在鱼儿泊（今称月亮泡，吉林扶余他虎城附近）、混同江（亦称鸭子河，今松花江）或鸳鸯泊（今河北张北县西北安固里淖）。夏捺钵避暑，无固定场所，驻帐永安山（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西）和炭山的时间较多。秋捺钵在山中射鹿，地点在伏虎林（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汇流处西北）或临时选择合适的地点。冬捺钵避寒猎虎，设帐于广平淀（伏虎林东南）。当时人们把这种活动概括为“春水秋山，冬夏捺钵”。辽朝皇帝捺钵的区域，大多在契丹族的发祥地附近，或在五个都城附近择便地举行。皇帝捺钵，大小臣僚随行，在冬夏捺钵时要“会议国事”②（傅乐焕：《辽代四时捺钵考五篇》，见《辽史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84），成为辽朝决定军政大事的重要方式。
由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循契丹故事，四时游猎，春水秋山，冬夏剌钵”③（《大金国志》卷一一，《熙宗纪》），金太祖、太宗、熙宗三朝，建都于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白城子，后改为上京），捺钵于附近的山水。贞元元年（1153年），金帝完颜亮迁都燕京（今北京）。在迁都后的几年里，完颜亮忙于对南宋战争，来不及选择适当的捺钵地点。后继者世宗完颜雍，则很快就选择了一个捺钵的理想之地———金莲川。
金莲川，原名曷里浒东川。辽道宗耶律洪基曾于清宁九年（1063年）五月“清暑曷里狘”④（《辽史》卷二二，《道宗纪二》），有人认为“曷里狘”就是“曷里浒”的异译，但还缺乏旁证。川中长满金莲花，花色“金黄，七瓣环绕其心，一茎数朵，若莲而小。六月盛开，一望遍地，金色烂然。至秋花干而不落，结子如粟米而黑。其叶绿色，瘦尖而长，或五尖，或七尖”，“味极凉，佐茗饮之，可疗火疾”⑤（《口北三厅志》卷五，《风俗物产》）。金世宗大定八年（1168年）五月，以“莲者连也，取其金枝玉叶相连之义”，将曷里浒东川命名为金莲川。⑥（参见《金史》卷六，《世宗纪上》：卷二四，《地理志上》）现在滦水南岸仍有一片草原，东西长近10里，南北宽1~3里，长满金莲花。当地人称为“沙拉塔拉”，意思是“黄色的平野”，就是“金莲川”。在金莲川的南边，是辽朝皇帝的夏捺钵地炭山，又称陉头、凉陉，契丹语为“王国崖”（亦作“旺国崖”），位置在今河北省沽源县境。金朝沿袭了“凉陉”的称呼，元初人王恽对此有明确记载：“按地志，滦野盖金人驻夏金莲、凉陉一带，辽人曰王国崖者是也。”①（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八〇，《中堂事记上》）大定八年（1168年）五月，将旺国崖改名为静宁山。由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在攻北宋时曾驻帐旺国崖，后人特在此处建立了庙宇，并册封山神为镇安公，以示纪念。②（参见《金史》卷六，《世宗纪上》：卷二四，《地理志上》：卷三五，《礼志八》）
金朝也建有五京，除前述上京外，还有东京辽宁府、中都大定府、西京大同府和南京开封府。五京均为陪都，首都是中都（今北京市），金莲川及其附近地区，隶西京路管辖。在川西北约二十公里处（黄旗大营子正北五公里），建有桓州城，至今遗址仍存，是金西北路招讨司的所在地。金朝在沿边三十八州设兵屯守，桓州为其中之一③（参见《金史》卷四四，《兵志·兵制》），所以州中人以士兵为主，民户只有五百七十八户。桓州西南还有两个屯兵边州昌州（治狗泺，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白城子）和抚州（治柔远，今河北张北县）。这两个地方原来都是桓州的下属县镇，金章宗时才升为州城。④（参见《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桓州及其附近地区，是金朝的重要牧马地。金世宗时新设置七处群牧所，特满、忒满两所就建在抚州。⑤（参见《金史》卷四四，《兵志·诸群牧马政》）
金初已有贵族在凉陉居住。金太祖第二子宗望曾于天会五年（1127年）由中原“西上凉陉”，并死于该地。天德四年（1152年）夏，完颜亮曾从泰州前往凉陉，在附近狩猎。⑥（《金史》卷五，《海陵王纪》：卷七四，《宗望传》）大定六年（1166年）夏天，金世宗前往银山狩猎，八月初由银山抵凉陉⑦（参见《金史》卷六，《世宗纪上》），大概就在这时选定了金莲川作为夏捺钵避暑之地。当时人说“金莲川在重山之北，地积阴冷，五谷不殖，郡县难建，盖自古极边荒弃之壤也。气候殊异，中夏降霜，一日之间寒暑交至”①（《金史》卷九六，《梁襄传》），确实是避暑的好地方。金世宗之所以选择金莲川，除了它气候宜于夏季避暑外，更重要的是这一地区地理位置重要。这时漠北的蒙古、塔塔儿等部族已有相当的力量，金人几次征伐未能殄灭，不得不改行羁縻政策，以宴赐招抚各部领袖人物，开榷场“以易北方牧畜”。在桓、抚、昌三州置有燕子城（燕赐城）、北羊城、狗泺三处榷场，使该地区成为金朝控制“北部”的重要前哨阵地。②（参见贾敬颜：《从金朝的北征、界壕、榷场和宴赐看蒙古的兴起》，见《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1985（9））选择有利地点，利用皇帝北出捺钵的机会，巡边耀武，震慑、安抚北边各部族，巩固边塞，才是金世宗的真正意图，即所谓“远幸金莲，至于松漠，名为坐夏打围，实欲服劳讲武”③（《金史》卷九六，《梁襄传》）。金世宗特地在凉陉建了避暑宫殿景明宫，宫有数殿，有一殿就称为“扬武殿”④（《金史》卷二四，《地理志上》）。为保卫行宫的安全，大臣移剌子敬、粘割斡特剌、杨伯仁上奏：“车驾至曷里浒，西北招讨司囿于行宫之内地矣。乞迁之于界上，以屏蔽环卫。”金世宗因此命令招讨使斜里虎迁徙招讨司于界上，治蕃部事，都监撒八则留在燕子城掌管猛安谋克事。⑤（参见《金史》卷八九，《移剌子敬传》）
景明宫的规模似乎并不大，设备也很简陋。反对金世宗每年北幸金莲川的梁襄曾指出，“今行宫之所，非有高殿广宇城池之固”，“公卿百官卫士，富者车帐仅容，贫者穴居露处，舆台皂隶不免困踣”，“挂甲常坐之马，日暴雨蚀”，“御侮待用之军，穴居野处，冷啖寒眠”，“卫宫周庐才容数人，一旦霖潦积旬，衣甲弓刀沾湿柔脆”，“所次之宫，草略尤甚，殿宇周垣唯用毡布”，而且“凡奉养之具无不远劳飞挽，越山逾险，其费数倍”⑥（《金史》卷九六，《梁襄传》）。他认为远在都城千里之外捺钵，于国情不符，于民不利，力劝金世宗在中都附近选择合适地点安排夏捺钵。金世宗没有采纳梁襄的建议，从大定十二年（1172年）开始，每年或隔年赴金莲川，往返时间4~5个月，大多是四、五月由中都出发，八、九月还都，间或在六月间起程，也要在九月返回。①（参见《金史》卷七、八，《世宗纪中、下》）“当时事少游幸多，御马御衣尝得赐。年年春水复秋山，风毛雨血金莲川。归来宴贺满宫醉，山呼摇动东南天。”②（《国朝文类》卷四，杨果《羽林行》）在金莲川的主要活动是夏狩、秋猎和宴赐边部首领，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进士赵秉文曾有诗赋金莲川狩猎：
一望金莲五色中，离宫风月满云龙。
向来菡萏香销尽，何许蔷薇露染浓。
秋水明边罗袜步，夕阳低处紫金容。
长阳猎罢回天仗，万烛煌煌下翠峰。③（赵秉文：《滏水集》卷七，《金莲》）
除了以金莲川为夏秋捺钵的主要地点外，金世宗仍有“春水”之行，地点都离中都不远，有安州（今河北安新旧安州）、顺州（今北京顺义县北）、玉田（今河北玉田县）、滦州（今河北滦县）等地，内容也是纵鹰捕鹅。冬天时大多住在中都宫殿内，集中处理朝政大事。金章宗（1190—1208）时，蒙古已勃兴于漠北。章宗“不禁暑热”，想要遵循世宗制度捺钵金莲川，遭到了众多大臣的坚决反对，理由是“边鄙不驯，反侧无定”，“财力大困，流移未复”④（《金史》卷九五，《董师中传》：卷一〇〇，《路铎传》：卷一〇六，《贾益谦侍》）。金章宗虽然执意前往，也只在明昌五年（1194年）成行。⑤（参见《金史》卷一〇，《章宗纪二》）以后的捺钵就都在塞内举行了。“邻沙漠，隔关岭”⑥（《金史》卷九六，《许安仁传》），远在千里之外的金莲川，又要换主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