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都是陪都，又是根据政治需要在草原上建立起来的城市。与农业区的密切联系，是这座城市得以存在的基础。而固定的两都巡幸制度又使它的经济生活具有鲜明的季节性。城市周围发达的畜牧业，也给城市生活以深刻的影响。
一、粮食来源和农业
上都所在地区“水草饶刍牧”①（周伯琦：《近光集》卷一，《上京杂诗十首》），是很好的牧场。但是气候寒冷，对农业生产不利。元代的记载说：“上都地寒，不敏于树艺，无土著之民。”②（虞集：《道园学古录》卷一八，《贺丞相塞》）元代政府常以上都和甘肃、和林等处并列，视为“非产米地”③（《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四》），在推行某些措施时给予特殊待遇。
但是，上都城建立后，有相当数量固定的居民，还有大批季节性增加的人口，包括扈从皇帝前来的王公贵族、官僚、僧道、士兵、仆从等，以及前来聚会的蒙古王公贵族及其随行人员，其数量大大超过了上都的常住户口。常住人口加上为数更多的临时人口，需要大量的粮食。据至元七至八年（1270—1271）间的估计，“上都每年合用米粮不下五十万石”④（魏初：《青崖集》卷四，《奏议》）。这些粮食主要依靠外地运来。
从产粮地运粮到上都，主要通过两种方式。
一种是由国家组织漕运。“大都、上都支转粮斛浩大”，元代政府为此先后设立了两个运粮提举司。一个叫旧运粮提举司（后改名大都陆运提举司），另一个叫新运粮提举司（后改为京畿运粮提举司）。所谓“旧”、“新”，主要是就成立时间先后而言。两个提举司管辖站户近两万户，主要交通工具是牛车①（参见《永乐大典》卷一九四二三，《经世大典·站赤》）。这些从事漕运的站户都是在民间强制签发的。除了运粮提举司负责运输之外，元代政府还在民间和雇车牛，运输官粮。和雇表面上是两相情愿，实际上则是强制性的封建义务。和雇之例如，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年）五月，“诏北京运米五千石赴开平，其车牛之费并从官给”②（《元史》卷五，《世祖纪二》）。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上都民仰食于官者众，诏佣民运米十万石致上都，官价石四十两，命留守木八剌沙总其事”③（《元史》卷一六，《世祖纪一三》）。陆道运输粮食，长途跋涉，中间经过漫长的草原和山岭，劳民伤财，所费甚大。因此，就在至元二十八年，有人提出“滦河自永平挽舟逾岭而上，可至上都”。建议疏濬滦河，漕运上都。忽必烈接受了这一建议，派人考察，以船试行。考察者“至中道自知不可行而罢”④（《国朝文类》卷五〇，齐履谦《知太史院事郭公行状》。《元史》卷****，《河渠志一·滦河》。按，元代永平路辖卢龙、迁安、抚宁、昌黎四县和滦州，滦河自这一地区入海。）。这一计划未能实现，漕运仍旧由陆道进行。除了大都到上都的交通线之外，东北辽阳行省与上都之间也有驿道可通，有时粮食也从这条路线运来。
皇帝巡幸期间宫廷所需粮食等物，数量很大，也采取和雇车辆的办法，进行运输。下面所引用的便是当时的一份有关文件：
大德七年三月，中书省宣徽院呈：起运上都米面等事，送户部与礼部一同议得：凡雇车运物，不分粗细，例验斤重里路，官给脚价。以此参详，今后起运上都米面等物，合从宣徽院选委有职役廉干人员长押。先将合起物色，一一亲临秤盘装发，打角完备，如法封记。斟酌合用车辆，令大都路巡院正官召募有抵业信实车户，明立脚契，编立牌甲，递相保管，然后许令揽运。各于契上开写所载箱包布袋，各各斤重，眼同交盘，责付车户收管，及令重护封头，长押官通行管押。如运至上都交收，办得封记打角俱无损坏，布袋箱包亦不松慢，秤盘斤重又与元揽相同，中间却有短少不堪，盖为押运人员装发之际失于照略，着落追陪相应。若苫盖不如法，装卸不用心，致有损失，虽封记俱全，比元封打角松慢，或去封头、箱包布袋破漏，交出短少不堪者，即是车户不为照略，或因而侵盗，就将行车人监勒，追征不敷之物。照依脚契，先验元雇车户均征，更有追补不足者，着落当该雇车官司补纳，仍以物多寡量情断罪。押运人员回还，须要纳获无欠，朱钞销照。及经过村坊店户之家，排门粉壁，无得寄顿籴买官物。都省准呈。①（《通制条格》卷一八，《关市·和雇和买》）
这是一份很有价值的材料，它详细说明了由大都向上都搬运皇家所需“米面等物”的办法。这一搬运是由“掌供玉食”②（《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的宣徽院负责组织的，有一系列严密的制度。可以想见，支持上都城市生活所需的大宗粮食，如果是采用和雇之法的话，一定也和这份材料中所述制度相似。
除了国家组织漕运之外，还实行和籴的办法。和籴也叫和中或市籴，由来已久，元代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都实行过。上都和籴的具体办法是，政府根据需要发布在上都收购粮食的命令，商人们自己设法组织运输，将粮食运到上都指定粮仓交纳，政府支付以现钞或盐引。粮食收购价一般较市场价优厚，元代盐利优厚，盐引（取盐凭证）更是难得之物，所以对商人很有吸引力。尽管路途艰难，还是有许多人响应。中统二年（1261年）正月，“命户部发钞或盐引，命有司增其直，市于上都、北京、西京等处，募客旅和籴粮，以供军需，以待歉年，岁以为常”③（《永乐大典》卷一一五九八，《经世大典·市籴粮草》《元史》卷九六，《食货志四·和籴》）。同年九月，“置和籴所于开平，以户部郎中宋绍祖为提举和籴官”④（《元史》卷四，《世祖纪一》）。元代制度，各地一般不专门设置和籴官，“专委本路正宫一员，不妨本职，提调勾当”①（《永乐大典》卷一一五九八，《经世大典·市籴粮草》《元史》卷九六，《食货志四·和籴》）。而上都不仅设官，且有专门的机构，可见和籴对于上都的粮食供应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据《元史》和《经世大典》记载，至元十九年（1282年），降钞两万锭于上都市籴。二十年，上都市籴粮先后发钞六万锭。二十一年九月，“发盐引七万道，钞三万锭，和籴上都粮”。但这次和籴“未曾成就”②（《永乐大典》卷一一五九八，《经世大典·市籴粮草》《元史》卷九六，《食货志四·和籴》）。到至元二十二年，元代政府又以钞五万锭和籴于上都。四年之间，年年和籴，显然已成为惯例。至元二十三年以后，上都和籴不见于记载，恐怕是史籍的遗漏，而不是制度上的改变。
天历二年（1329年）秋，“时天子（元明宗和世———引者）自北方还，上都供亿视常岁为多，有司请预大储蓄。宰相使刑部（刑部员外井渊———引者）为之。出令使民得入粟受厚直，于是任者、辇者、负者、戴者毕至，则平斗斛受之。民以次得直去，府史阍徼无奸留，不日而粟盈巨万。四方闻之，商农日集都市，粟价顿平，民益悦”③（《口北三厅志》卷一三，虞集《威宁并氏墓志铭》）。从这条材料可以看出，和籴的办法，对于上都粮食的储备，起了积极的作用。一般说来，和籴的效果要比漕运好得多。和籴更多依靠经济的力量进行调节，而漕运则是国家用政治的力量强制组织的。应该指出的是，天历二年的上都和籴，在《元史》中是没有提到的，同样的遗漏肯定还不少。
为了收贮漕运与和籴所得的粮食，元代政府早在13世纪60年代便于上都城外东西两边修建了规模宏大的两座粮仓，名为万盈仓和广积仓④（广积仓，一作广济仓。《永乐大典》卷七五一一、七五一七，《经世大典·工部·仓廪》与《经世大典·官制·仓库官》中两名互见。《元史》卷九〇《百官志六》和《元典章》卷七《官制一·职品》均作广积仓。应以广积为是。建于世祖中统初，原名永盈仓，元成宗大德时改今名）。这两座粮仓都由正廒和东、南、西廒组成，形制完全相同⑤（参见《永乐大典》卷七五一一，《经世大典·工部·仓廪》）。它们“北连沙漠，地接禾（和）林，仍边远酷寒之地。周岁出纳，少者不下三四十万余石”⑥（《永乐大典》卷五五一七，《经世大典·官制·仓库官》）。其收贮的粮食量，在全国粮仓中名列前茅。见于记载的还有永丰仓等，但具体情况不详①（永丰仓见《经世大典·工部·仓廪》）。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五月，丞相桑哥等奏：“上都仓俱在城外，不便，今议拟于城内建仓一二所。”②（《元典章》卷七，《官制一·资品》）这一建议得到忽必烈的同意。永丰也许就是城内的仓名。此外还有太仓，专“掌内府支持米豆，及酒材米曲药物”③（《经世大典·工部·仓廪》）。也就是收贮宫廷所需粮食，与前面数仓的性质有别。万盈、广积二仓隶属于上都留守司，太仓则隶属于专门负责宫廷饮食的宣徽院。永丰仓的隶属不清楚。
上都贮备的大量粮食，不仅满足了上都居民和扈从巡幸人员的需要，而且常常用来调拨支援北边和林等地。或者说，元代政府之所以通过漕运与和籴在上都收贮大量粮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为了及时支援北边。例如，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命上都募人运米万石赴和林”④（《元史》卷八七，《百官志三》）：大德元年（1297年），“输上都、隆兴粮各万五千石于北地”⑤（《元史》卷一五，《世祖纪一二》）。
上都粮食储备充足，但是粮价却很昂贵。据记载，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上都每石米的价钱是钞五十五两⑥（《元史》卷一九，《成宗纪二》），而时间稍后（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的大都米价，每石最高不过十五两⑦（参见《经世大典·市籴粮草》），相差将近四倍。元代政府不时在上都减价粜粮，如大德六年（1302年）四月，“上都大水民饥，减价粜粮万石赈之”⑧（参见《元史》卷九六，《食货志四·赈恤》）。元武宗至大三年（1310年）九月，“上都民饥，敕遣刑部尚书撒都丁发粟万石，下其价赈粜之”⑨（《元史》卷二〇，《成宗纪三》）。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六月，“上都民饥，出米五千石减价赈粜”。显然，这是仿效大都赈粜之制。但大都赈粜是经常性的，而上都赈粜则是临时性的措施。
上都城周围是放牧牲畜的草原，但是也有人经营农业。城内居民种麦、菜，已见前述。在城外，“卧龙冈外有人家，不识江南早稻花。种出碛中新粟卖，晨炊顿顿饭连沙”①（《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宋本《上京杂诗》）。但这种种植业规模肯定是不大的。离上都稍远的地方，也有一些地方出现了农业。如察罕脑儿，“此地苦寒，入夏始种粟黍”②（《元史》卷一三六，《拜住传》）。鸳鸯泺，“俗亦饲牛力穑，粟、麦不外求而力赡”。诗人描写这里的风光是：“原隰多种艺，农奚犬牙错。涤场盈粟麦，力穑喜秋获”③（周伯琦：《扈从集》）。这些地区的农业生产也都是很有限的，寒冷的气候和稀少的居民决定了它的规模，因而对上都城的粮食供应起不了多大作用。诗人吟诵上都风光时有“荞麦花深野韭肥”④（贡师泰：《玩斋集》卷五，《和胡士恭滦阳纳钵即事韵》）、“荞麦花开草木枯”⑤（胡助：《纯白斋类稿》卷一四，《宿牛群头》）之句，可知所种之麦应是荞麦。
元代政府在上都地区推行军屯，其经过已见前述，上都地区“凡立三十四屯，于上都置司，为军三千人，佃户七十九，为田四千二百二顷七十九亩”⑥（《元史》卷一〇〇，《兵志三·屯田》）。但是军屯所入一般只供军队消费，而且军屯制度的废弛也是元代的一大弊病，所以它对于上都的粮食贮备作用甚微。
除了粮食种植之外，上都周围也有人栽培蔬菜，当然为数也是很有限的。元人许有壬曾数次到上都，他的诗篇《上京十咏》中提到了“芦服”，说它“性质宜沙地，栽培属夏畦。熟登甘似芋，生荐脆似梨。”⑦（许有壬：《至正集》卷一三）还提到了白菜。野生的蘑菇和韭花，也常被采摘作食用。副食中蔬菜不多，一般以肉食为主。道士马臻随从正一道张天师来到上都，对于饮食深感不适应。他写道，“土风不解重鱼凫，东邻西舍惟烹羊。山人（马臻自喻———引者）肺腑蔬笋气，对此颇觉神不畅。”⑧（马臻：《霞外诗集》卷三，《开平寓舍》）
上都的燃料也是应该提及的。从一些片断的记载来看，城市居民主要以松柴为燃料。诗人宋本有“柴车击毂断东街”和“御华园路接柴场”⑨（《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上京杂诗》）之句。袁桷有诗题为《卖薪行》，描述“老兵缚薪穿市卖”①（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六）。上都北边有松林，“阴阴松林八百里”②（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一五，《松林行》），松柴主要便出于此。但是，“太平生齿日丰隆，赭尽朝河百里松”③（《永乐大典》卷七七〇二，宋本《上京杂诗》），森林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