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清史参考》，2012（5）。
晚清时期，面对着内忧外患，政权风雨飘摇、朝不虑夕的危急局面，清朝统治者当然不会无动于衷，束手待毙。他们采取了两手并用的应急措施：一手是开动全部国家机器，对威胁统治权力的敌手全力镇压；另一手是在可能范围内实施某些政治、经济变革，力图以此加强统治力量，化解政治危机。这种情况，最明显的发生在19世纪50、60年代和20世纪的最初十年。
前面一手，当然是对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和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镇压，这个众所周知，不必多说。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在外敌不过是“肢体之患”、“肘腋之忧”而造反的农民则是“心腹之害”的思想指导下，不惜向刚刚占领过京师、给予清王朝沉重打击的外国侵略军求助，实行“借师助剿”，联合镇压。这充分暴露了清王朝的政治本质。
另外一手，则主要表现在咸、同年间的洋务运动和清末最后十年的新政与预备立宪上。
洋务运动和新政、预备立宪，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这是不应该忽视和否定的。洋务运动时期，建工厂，修铁路，开矿山，行轮船，在中国首次引入了机器生产；开同文馆，派留学生，传播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所有这些，可以说迈开了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第一步。新政和预备立宪，把学习西方从器物层面伸展到制度层面，一定程度上推进了走向近代化的步伐。这些都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
清代官德丛谈清朝统治者的自救努力为何未能挽救灭亡？
但是，社会实践对这些活动作了最好的评判。洋务运动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新政和预备立宪，在革命风暴的冲击下，半途夭折，同清王朝一起成了历史的过眼烟云。
为什么清朝统治者的这些自救努力，终究没有能挽救他们的灭亡命运呢？在我看来，这些活动存在着三个致命的弱点：一个叫做“表不治本”，一个叫做“缓不济急”，一个叫做“势不可为”。
先说“表不治本”。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是“中体西用”，就是说，封建君主****制度这个本体是不可动摇的，西方的“坚船利炮”等物质文明则可以拿来应用。新政和预备立宪虽然提出某些政治方面的革新，但出发点和归宿依然是“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皇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钦定宪法大纲》）。在封建主义统治秩序的基础上嫁接一些资本主义的因素，这就使它陷入不可调和的矛盾之中。梁启超批评洋务运动是“不变本原，而变枝叶；不变全体，而变一端”（《戊戌政变记》，卷5），谭嗣同的批评是“不务本而欲齐其末”（《记官绅集议保卫局事》），康有为则指出洋务运动是“根本不净，百事皆非”（《上清帝第四书》）。这里所说的“本”、“本原”、“根本”，指的就是封建君主****主义这个“命根子”，不跳出这个藩篱，就不免“百事皆非”，其他一切都是空中楼阁，不可能取得实际效果。其实这一点，洋务运动的挂帅人物李鸿章也是心知肚明的。他在一次私人谈话中，就坦率承认：“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对付。”但碰到大风大雨，“自然真相败露，不可收拾”（吴永口述：《庚子西狩丛谈》，107页）。
再说“缓不济急”。洋务运动虽然只是枝节的改革，但在顽固势力看来，已经有“用夷变夏”的危险，所以竭力阻扰和反对。因此洋务运动只能步履维艰，蹒跚前行。仅仅一个修铁路问题，就整整争论了十年。预备立宪时，清廷迫于形势，不得不接过“立宪”的旗帜。但定计之初，就明确说明“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这句话透露了问题的本质。“立宪”本来是个无可奈何的选择，不举这个旗帜，政权危在旦夕；接过这个旗帜，至少可以苟延敷衍一时，所以重点正在“预备”二字。“预备”也者，就是并不打算马上兑现之意，至于什么时候实施，不妨推到遥远的将来。整个预备立宪的过程如此磨磨蹭蹭，一波三折，其实倒是早就确定的方针。这不仅使革命派进一步看清清廷预备立宪之虚伪，也使主张实行君主立宪的立宪派大失所望，使许多立宪派转到共和革命的立场上去。革命形势一触即发，而清廷却企图用这种拖延战术来应付，正所谓“急惊风碰上慢郎中”，其失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最后说“势不可为”。是指从当时的客观形势看，控制着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列强，决不允许在这里实行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改革。列强为了最大限度地攫取自己的利益，必然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去改造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向这些地区传播某些资本主义的文明，把一些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管理制度、科学技术引到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毫无疑问，这一点在客观上对这些地区的发展会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有些人竭力夸大这一点，宣称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带来了西方的文明，没有西方文明中国就不能进步。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冲击了中国封建的“超稳定系统”，不但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向世界体系扩展，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东方历史的发展过程，“成为东方民族赶上现代文明的唯一现实良机”。这样的说法，就把主次颠倒了，把本质、非本质的东西颠倒了。因为殖民主义侵略、统治这些地区和国家，主要是为了向这些地区攫取政治特权和经济利益，进行残酷的掠夺和剥削，绝不允许这些地区和国家走向现代化。正像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入侵印度的影响时指出的，尽管不列颠带给印度蒸汽机和科学，但“英国资产阶级将被迫在印度实行的一切，既不会使人民群众得到解放，也不会根本改善他们的社会状况，因为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中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相反，帝国主义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才是中国近代历史的本质真实。
所以，对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预备立宪的历史作用，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肯定，但如果认为这就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甚至认为如果不是辛亥革命的“破坏”和“捣乱”，只要耐心等待清王朝进行有秩序的改革，中国早就实现现代化了，这样的设想，自然远离于历史实际，即使不是偏见，至少也是过于天真了。
总之，清朝统治者曾经作了许多努力，以图挽救王朝的覆亡。这些努力也产生了一些积极的作用，但主客观条件决定了这些努力无法抗拒历史大潮的冲击，“无可奈何花落去”，最后终于没有能避免灭亡的命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讲清王朝的覆灭有着历史的必然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