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前哨战
1900年的秋天，似乎特别凄冷肃杀；冬天，更显惨切凛冽。人们的心，阴冷，沉闷，几乎要冻结了。
极目四望，中国的大地被一片死寂给笼罩着。
义和团，“蜂蜂然，轰轰然，视死如归，摇动世界，屠外使，火教堂，毁公署，拆铁道，动天下之兵，寒列强之胆”，曾经那么有声有色。尽管他们被称作“匪”，被称作“贼”，却使中国大地为之动摇。可是，现在呢？到处尸骨累累，血流成河，他们被八国联军用洋枪大炮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唐才常精心谋划的自立军“讨贼勤王”起义，还没有来得及发动，白白付出一百多条生命的代价，无声无息地偃旗息鼓了；曾经颐指气使地在正气会中和中国议会上慷慨陈词的人，被指名通缉，他们或者钳口不语，或者悄悄出亡走避。
大清朝的王公贵族、封疆大吏和他们的“老佛爷”、“圣明之主”，全都奴颜婢膝、屏气躬身等候着外国主子的发落，希冀这些主子网开一面，好让他们继续保持往昔那蝇营狗苟的生涯。
笼罩着中国大地的气息如此腐臭而呆滞，简直使人们窒息。
唐才常死后，清吏悬赏通缉列名于自立会和中国议会的成员，章太炎又继戊戌政变与己亥立储事件之后第三次成为清廷指名追捕的要犯。起初，他自以为“素非同谋”，所以，还“不甚恇惧”。相隔数月，事态渐渐冷却下来，他便返回余杭乡里度岁。不料就在正月初一清晨，他在上海的好友吴保初派人赶来登门紧急通知：“踪迹者且至矣，亟行。”他又第四次面临被捕的威胁，急忙离家，到一座僧寺里躲避了十天，“复出上海”。然而，使章太炎感到严重不安的，倒并不是因自立军事件而遭到的这两次追捕。他所深以为虑的，是在如此空前严峻的形势面前，康有为、梁启超照旧坚持保皇主义，这种保皇主义从精神上把许多人的双腿紧紧捆住，阻挠他们迈步走上革命之路。
康有为曾经勇敢地站在时代的最前列，为推进维新变法而大声疾呼。他对光绪皇帝说过：“方今不变固害，小变仍害，非大变、全变、骤变不能立国。”可是，他始终害怕民众的崛起，害怕革命洪流一旦涌来，会使他所期待的权利与秩序变成泡影。这种恐惧心理，使他无法摆脱“尊君保皇”的魔影，并十分固执地总想利用封建君主至高无上的尊严和传统的威权来使民众受到约束，使革命及早被遏止。1899年7月20日，他在加拿大组织了名为“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的保皇会。在为保皇会创作的会歌《救圣主歌》中，他把光绪皇帝描绘成一个至仁至圣的明君，极力吹嘘光绪“舍身变法以救民”、“冠千古而耸万国人”，耸人听闻地说什么“皇上之不复位兮，中国必亡；皇上之复位兮，大地莫强”，号召人们竭尽全力扶助光绪复位，“望黄种忠爱之壮士兮，思舍身救民之恩泽，共洒血以救圣主兮，乃可以新吾国”。这一团体的建立，从组织上加强了保皇派的力量，在思想上扩大了保皇主义的影响。
章太炎本人先前也跟着康、梁给光绪皇帝唱过赞歌，对光绪皇帝寄予过不少期望，但唐才常等人的牺牲和自立军起事的失败，使他对保皇主义的危害有了十分痛切的感受。1901年春节后，他重返上海，一系列遭遇更促使他进一步深思，直接地推动了他在近代中国第一个从政治上、理论上对保皇主义发动公开的批判。
返沪时，章太炎碰到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原先的居停之处的主人胡惟志拒绝他再去借住。胡惟志，字仲巽，浙江平阳人，早与汪康年、宋恕、孙宝瑄和章太炎密切往还，在“中国议会”上，当选为十干事之一。章太炎返乡后，他设法将章太炎介绍给广智书局，让他协助书局润色大批准备出版的译稿，领取薪水，以解决生计问题。但是，不久，他探悉章太炎除因自立军案贾祸外，又因《訄书》的刊刻面临第五次被侦捕的威胁，便害怕起来，连忙致函章氏，“以《訄书》刻后，谣诼颇多，嘱勿寓彼宅中，致遭侦捕”。下榻问题，后因吴保初慨然允诺，而暂时得到解决，但一个挚友由于《訄书》的出版以及被查禁竟如此骇怕，不能不使他感到痛心。
吴保初，字君遂，又字彦复，安徽庐江人，原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的公子，也是清末名公子之一，曾任刑部山东司、贵州司主事。1897年胶澳事件发生后，他“上书论朝政，多指斥，尚书刚毅不肯通，遂引疾归”。他也是“中国议会”十干事之一，对章太炎的学问、气节都很钦敬。年前章太炎回乡时，他曾赠诗一首，对章氏做了相当准确的描绘：
支那有一士，戢影居越西。
结念抱冰雪，宅心高虹霓。
慷慨怀前修，恻怆悯群黎。
丘索与坟典，一一穷探稽。
种界析狼鹿，政教疏羌氐。
独永泰皇祚，屡忤末俗诋。
畸士自跅， 良马空趹踶。
始知间代才，动与世相睽。
在章太炎处在危难的时刻，他慨然允诺章太炎到新闸路自己的住宅中居留，这使章太炎很感动。可是，他对章太炎也是“终以明哲保身相勉”。章太炎不为所动，凛然回答他说：“辫发断矣，复何言！”然而，吴保初竟也劝他“明哲保身”，使他更感到保皇主义的流毒绝不可低估。
对于上海那些才子、文士无休止的牢骚、清谈，章太炎越来越讨厌。1901年4月29日，严复在上海演讲名学，出席者三十余人，孙宝瑄、胡惟志、吴保初等都在座，章太炎也躬身参加。为开展名学研究，他们组织了名学会。5月3日，严复将北行，名学会成员二十余人于一品香菜馆为他饯行，并共同摄影留念。拿到照片后，章太炎深有所感，在上面题诗二首，对“呜呼派”和“清谈哲学家”厉声呵斥。
第一首写道：
流汗蒙头愧黑辛，赵家熏腐解亡秦。
江湖满地呜呼派，只逐山膏善骂人。
第二首写道：
天南余烬思皇会，江左清谈哲学家。
地发杀机终爆裂，昭苏万蛰起龙蛇。
保皇主义恰恰就是要人们在封建国家机器面前满足于詈骂、幻想，行动上无所作为。章太炎在诗中大喝了一声：这不行！
从4月到7月，梁启超在《清议报》上连载了一篇题为《中国近十年史论》又见《清议报全编》卷七。的长文。这篇文章又题《中国积弱溯源论》，梁启超以其生花妙笔，洋洋洒洒写了千言万语，论证中国之所以积弱不振，“其总因之重大者，在国民全体；其分因之重大者，在那拉一人。其远因在数千年之上，其近因在二百年以来，而其最近因又在那拉柄政三十年之间”。按照这篇文章的说法，中国之所以弄得如此之糟，最大的责任应由“国民全体”来负，因为他们“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不知国家与朝廷之界限”、“不知国家与国民之关系”，具有奴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六大弱点。据此，梁启超声称：“国之亡也，非当局诸人遂能亡之也，国民亡之而已。”梁启超承认，中国之所以弄得如此之糟，统治者也有责任，他们对老百姓驯之、之、役之、监之，愚其民、柔其民、涣其民，久而久之，方使国民成为“今日之国民”。二百年来的清朝统治者，“严满汉之界”，“挫抑民气，压制民权”，仅能“定乱”，而不能“图治”，对中国积弱不振固然有重要影响；但最关紧要的，还是最近这三十年；而扼杀中国生机的，罪魁祸首又只有一人，这就是西太后那拉氏。
梁启超在这篇两万多字的长文中，历数的许多弊病，都是两千年来封建****主义统治的必然结果。对此加以揭露，加以嘲讽，加以鞭挞，理所当然的结论，应当是无情地推翻封建****主义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治，铲除它由以产生的整个封建社会制度。可是，梁启超却在笔锋一转之后，将罪责诿之于“全体国民”，而不声不响地暗中为封建****主义统治和整个封建制度开脱了罪责。全体国民应当如何为自己赎罪呢？梁启超为这些国民进入天堂所准备的入门券，价格十分低廉，这就是倾其全力推倒那拉氏，让光绪皇帝重掌朝政。按照他的分析，三十年来若没有那拉氏作梗，而任凭光绪皇帝施展其抱负，中国国民早就可以得救，大清国也早就可以与英、美、日、俄、法并驾齐驱了。
梁启超的思想和他的这一套理论，在当时，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留居沪上的章太炎读到《中国近十年史论》，顿时觉得，问题明朗化了。他看到，许多人对封建主义的罪恶认识得相当深切，要求革故鼎新也是出自至诚，但是，他们不懂得，清王朝所代表的封建国家机器已经如此腐朽，不整个将它推翻，革故鼎新就必定要沦为一场华而不实的空谈。妨碍许多人醒悟过来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对那拉氏和光绪皇帝这两个人究竟应当做何评价。许多倾向于保皇主义的人，也强烈地要求结束封建君主****主义的黑暗统治，但是，他们又紧紧抱住光绪皇帝不放，以为只要让光绪皇帝取代了那拉氏，他们的要求就会自然而然地实现。那拉氏和光绪皇帝这两个人维系着整个中国的命运，一个制造了黑暗，另一个则将创造光明。这一信念，通过梁启超的笔，清楚地暴露在世人面前，正是这一信念，使许多人下不了决心，不能毅然投入反对整个清王朝统治的革命。
章太炎决定就以这个关键问题为突破口，打出公开批判保皇主义的第一枪。他于是写了《正仇满论》，寄往东京，交秦力山等主编的《国民报》揭载，对梁启超的文章指名批驳。
光绪皇帝是否真正像梁启超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足以“定国是，厚民生，修内政，御外侮”的“圣明之主”？《正仇满论》斩钉截铁地做出了否定的回答。
《正仇满论》肯定了光绪皇帝“百日变政之功”，但是，不同意梁启超凭借这一点便把他说成是一个专为“国民全体”谋利的帝王。文章认为：
彼自乙未以后，长虑却顾，坐席不暇者，独太后之废置我耳。殷忧内结，智计外发，知非变法无以交通外人，得其欢心；非交通外人，得其欢心，无以挟持重势而排沮太后之权力。故戊戌百日之新政，足以书于盘盂，勒于钟鼎，其迹则公，而其心则只以保吾权位也。
正因为如此，《正仇满论》断言，一旦“太后夭殂，南面听治”，光绪皇帝为保住自己的权位，就必然要不以他个人意志为转移地恢复与沿用清王朝原先的统治方法。这是因为：“今以满洲五百万人临制汉族四万万人而有余者，独以腐败之成法愚弄之锢塞之耳”，光绪既然不能“敝屣其黄屋，而弃捐所有以利吾汉人”，斯时就必定会“知天下之莫予毒。则所谓新政者，亦任其迁延堕坏而已”。
《正仇满论》还指出，即使光绪皇帝变法出于至公，新法也将不能实行，因为统治中国的不仅仅是光绪皇帝一个人，具有“贵族之权”的整个满族统治者，绝不可能自动放弃他们的利益。这样，“虽无太后而掣肘者什伯于太后，虽无荣禄而掣肘者什伯于荣禄”。这就决定了，光绪皇帝“彼其为私，则不欲变法矣；彼其为公，则亦不能变法矣”。
保皇主义把光绪皇帝当做自己倚以支撑的擎天柱。而对光绪皇帝的幻想和迷信，正是许多人不能及早从保皇主义樊笼中脱身出来的最大原因。《正仇满论》没有回避这个问题，它根据中国政治的现实拨去保皇主义者在光绪皇帝头上所打上的灵光以及在他身旁布下的神秘迷雾，这便一下子击中了保皇主义的致命弱点。
章太炎在这篇文章中还分别论述了“反满”、立宪等问题。他明确指出：“夫今之人人切齿于满洲，而思顺天以革命者，非仇视之谓也。”根本原因，是因为清统治者所作所为，“无一事不足以丧吾大陆”。立宪是对的，但是，不经过革命，立宪就只能是空话，因为“凡一国****之主，而欲立之权限勿使自恣者，必有国会、议院以遏其雷霆万钧之势者也，而是二者皆起于民权，非一人之所能立”。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站在革命的立场对保皇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公开批判，《正仇满论》是第一篇。指名批判清王朝和光绪皇帝的，这也是第一篇。在1901年的中国思想界，它的发表当然不能不发生重大影响。可以说，这正是最先揭开了后来逐步开展起来的革命与保皇大论战的序幕，为日后大论战打了一场前哨战。
章太炎这时有《咏南海康氏》诗一首，进一步点明了保皇主义必将导致继续保持清王朝****统治：
北上金台望国氛，对山救我带犹存。
“夺门”伟业他年就，****依然属爱新。
章太炎发动的这场前哨战，引起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他与孙宝瑄的友谊关系濒于破裂。
因为唐才常事件和《訄书》的传布，章太炎在沪又一次面临遭到逮捕的危险。为避开清廷耳目，经吴保初推荐，他于1901年8月20日离沪赴苏州，到美国传教士所创办的东吴大学任教。9月21日，即《国民报》第四期从日本运至上海后不多久，孙宝瑄便写了一封信给章太炎，说：“法果变，公再谈逐满，当以乱民相待。”章太炎见信非常气愤，立即复书严斥，并宣布与他绝交。吴保初害怕此信为孙宝瑄所见，获悉后即将章太炎复书私行毁去。寓居海上的一些新党人士听说后，曾责备孙宝瑄不应“改节贡媚朝廷”。孙宝瑄连忙致书章太炎解释说：“扶桑一姓，开国至今，谈革命者，犹所不禁。宗旨不同，各行其志；伍员、包胥，不闻绝交。前言戏之，公毋怒我。”绝交虽然避免，但章太炎从此不再引孙宝瑄为知己了。
章太炎到苏州后，特地去拜见已经离开诂经精舍、移居在这里的老师俞樾。不料，这位老人劈头劈脑给他一顿大骂：“今入异域，背父母陵墓，不孝；讼言索虏之祸毒敷诸夏，与人书指斥乘舆，不忠。不孝不忠，非人类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这是章太炎公开批判保皇主义、指斥光绪皇帝所引起的又一强烈反应。“不孝不忠”的罪名并没有把章太炎吓倒，反而使他写下了著名的《谢本师》，拒绝老师俞樾对他的无理责难，指出，俞樾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尝仕索虏，食其廪禄”，故“恳恳蔽遮其恶”。
同孙宝瑄、俞樾的冲突，是《正仇满论》所进行的那场前哨战引起的一些新的遭遇战。在这些遭遇战中，章太炎旗帜都十分鲜明。他以高屋建瓴之势，驳斥种种反对革命的言论，赢得了许多有志之士的同情与支持，同时，在清朝统治者眼中，他成了一个使他们为之侧目的危险人物。于是，他第六次被追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