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国新语，或世界语，应否取代各民族的民族语言，应否取代汉语呢？章太炎在《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中指出：“万国新语者，本以欧洲为准，取其最普通易晓者，糅合以成一种，于他洲未有所取也。大地富媪博厚矣，殊色异居，非白人所独有。明其语不足以方行世界，独在欧洲，有交通之便而已。”在《规〈新世纪〉》中，他进而指出：“命为万国新语，不如命为‘欧洲新语’。其亚细亚人学之以为驿传，取便交通亦可也。”因此，万国新语这一名称，“不若命为‘外交新语’。正名为‘外交新语’，则不以乱土风”。在这篇文章中，他对制定“万国新语”时所未考虑到的亚洲各大民族所使用的语言还专门做了分析。他指出，以面积计，亚洲一洲等于欧、美两洲的总和，仅中国一国，便足与欧洲全洲相匹敌；以人口计，“合中国、印度、安南、日本、暹罗、朝鲜，已当全球之半”；就语言文字而论，亚洲“除去简单者弗论，足以表彰学术、孳乳浸多者，汉文为一种，梵文为一种，波斯文为一种，亚拉伯文为一种。自波斯破灭，种人分散，保于印度，而驴唇之字亦绝，今所有者凡三种。三种异源，而各有其特性，不容铲削以就一类”。在考虑使语言逐步统一时，不能不正视这一现实。可是，“若彼欧洲新语者，则徒以是交通白种而已”，完全没有顾及亚洲广大的地域、众多的国家与民族，以及原先就已相当发展的各种语言文字的特点。《新世纪》的鼓吹者们，“不惠于东人，不念邦族，不度地邑民居多少，惟欲改易旧言，用相弹切”，无非说明他们只是一批夸夸其谈的“妄庸子”，是地地道道的“西方牛马走”。章太炎认为，欧洲各种语言文字系由古希腊、罗马语言文字逐步发展、衍生而来，所谓万国新语，对于逐步统一这些语言文字，可以收到一定的成效；而亚洲语言文字，由于同欧洲各种语言文字并非同一语系，套用所谓万国新语，收效必定甚微。较为切实的步骤，是相应于“欧洲新语”，从亚洲各种语言的实际出发，创造一种“亚洲新语”。“纽之繁莫如印度，韵之繁莫如支那。此二国者，执天均以比其音，虽有少缺，而较他方为完备矣。语言本所以为别音，愈繁则愈分。尔后造亚洲新语者，当举是为原素，镕冶之，导择之，涤荡邪秽，斟酌饱满，令交通于东土。”
回过头来考察汉语本身，是不是纷杂而无准则的一种未开化的语言文字呢？章太炎做出了截然否定的回答。
章太炎早就从汉语的历史发展过程，汉语的字形、字音和字义的变易、孳乳过程，揭示了汉语的形体结构与语音语义构成的主要特征与内在规律，证实了汉语并非纷杂而无准则的所谓未开化的语言。
《新世纪》编者以为汉字是未开化人所用的文字所持的一个重要理由，以汉字不是拼音字，即不是所谓“合音字”，因此，人们很难认识，中国识字的人很少。对此，章太炎指出：“若夫象形、合音之别，优劣所在，未可质言。合音之字，视而可识者，徒识其音，固不能知其义，其去象形，差不容以一黍。”他特别强调指出：“国人能遍知文字以否，在强迫教育之有无，不在象形、合音之分也。”比如俄国，俄语系拼音文字，然“俄人识字者，其比例犹视中国为少”，便是明证。
汉字是否可以改用合音字呢？章太炎认为，在一个幅员广大、人口极多、交通隔绝、方言繁杂的国家，比如在中国，正是凭借共同使用的文字来保持语言的统一；若是径直改作拼音，则只能增加语言的混乱，导致严重后果。他写道：
自轩辕以来，经略万里，其音不得不有楚夏。并音之用，只局一方。若令地望相越，音读虽明，语则难晓。今以六书为贯，字各归部，虽北极渔阳，南暨儋耳，吐言难谕，而按字可知，此其所以便也。海西诸国，土本狭小，寻响相投，媮用并音，宜无疐碍。至于印度，地大物博，略与诸夏等夷，言语分为七十余种，而文字犹守并音之律，出疆数武，则笔札不通。梵文废阁，未逾千祀，随俗学人，多莫能晓，所以古史荒昧，都邑殊风。此则并音宜于小国，非大邦便俗之器明矣。
章太炎承认，汉字确实有难认难知的缺点。但是，他认为，这些缺点并非不可克服，汉字并非不可改革为易认易知。为了使汉字容易认识，容易书写，章太炎主张，要利用传统的草书，借助于草书字形的定型化，借助于禁绝各种任意使字形笔画损益的现象，使汉字笔画由繁趋简，同时，要制定一套简便的注音方法，使识字者得以很方便地学会“审音之术”。
为了注明汉字的读音，古代采用“譬况”法与“读若”法。譬况为某字，固然难以表达准确的字音；读若某字，也经常会产生许多讹错。如果找不到同音的字，或者同音的都是异常生僻的字，“读若”便将无从入手。从东汉开始，人们创造了“反切”法，用两个汉字的拼音来注明读法。反切，并非将两个汉字连读而成一音，拼音时，系取前一汉字的声母或“纽”与后一汉字的“韵母”或“韵”连读。这种注音方法，在中国流传了一千余年。然而，用以反切的许多汉字，自身就一字多音，而且音素往往也不单一，这就给反切造成了不少障碍。为了克服这些障碍，章太炎“取古文篆籀径省之形”制定了五十八个注音符号，“纽文为三十六，韵文为二十二”，“上纽下韵，相切成音”。他建议，儿童初入学时，“即当以此五十八音，谛审教授，而又别其分等分声之法”，然后再教以“五百四十部首”，使之了解字形结构和形义关联，“程功先后，无过期年。自是以降，乃以蒙学课本为之讲说”。他认为，运用这一教学方法，“形体音训，根柢既成，后虽废学，习农圃陶韦之事，以之记姓名而书簿领，不患其盲。若犹有不识者，音表具在，足以按切而知”。
为了解决方言的歧异给语音统一和标准化带来的困难，章太炎也提出了具体方案。他说：“若为便俗致用计者，习效官音，虑非难事。若为审定言音计者，今之声韵，或正或讹，南北皆有偏至。……南北相校，惟江汉处其中流。江陵、武昌，韵纽皆正，然犹须旁采州国，以成夏声。……若知斯类，北人不当以南纪之言为磔格，南人不当以中原之语为冤句。有能调均殊语，以为一家，则名言其有则矣。”
章太炎所主编的《民报》同巴黎《新世纪》就语言文字问题所展开的这场争论表明，争论双方都强烈地要求推进中国语言的发展与统一，以适应中国与世界新的需要。然而，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彼此观点又截然对立。争论的实质，其实就是语言文字的发展与革新，究竟是否应当坚持从中国语言文字的实际出发，究竟怎样才算是真正从中国语言文字的实际出发。《新世纪》的撰稿者们要求径直以“万国新语”取代汉语。他们把这件事看得非常简单易行。吴稚晖专门写了一篇《书〈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后》，便说只要做到“私家则以新语著书，学校则以新语教授”，万国新语很快便可取代各民族语言，而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语言。而要做到这一点，也非常方便，“盖止需各国校章，新语为中学必修之课，入高等学及大学所应修之外国语皆代以新语，则圆满之时至矣”。吴稚晖在这篇文章中对章太炎还极尽嘲讽之能事，除去破口大骂章太炎的主张为“邪说”，宣称要“谥其名曰野蛮，晋其号曰顽固”外，还说章氏“满肚皮之不合时宜，欲取已陈之刍狗，将中国古世椎轮大辂、缺失甚多之死文及野蛮无统之古音，率天下而共嚼甘蔗之渣，正所谓无当玉卮，陈之于博物馆，则可触动臭肉麻之雅趣，若用之大饭庄，定与葱根菜叶共投之于垃圾之桶”。用恶意的人身攻击来掩饰自己立论的脆弱，取代严肃而认真的研究与讨论。章太炎与吴稚晖的主张不同，他反对不切实际的夸夸其谈，反对哗众取宠和故作耸人听闻之词，而坚持从中国语言文字的实际状况出发，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促进它的进一步发展与统一。对于吴稚晖的恶意攻讦，他冷静地回答说：“汉土之语言文字，传之四千岁，服习之者四万万人，非吾所擅而有。其蕃衍而为国学者，自先正道其源，并世亦时有二三钜子。吾在皇汉黔首之间，财比稊米。……夫以民德之所斡维，种性之所隐据，卒然有妄庸子攘臂欲拨去之，万众未祛，睢睢盱盱，块余走卒，宁得不为权首以相捍卫？斯门户者，汉种之门户；斯声誉者，诸华之声誉；于吾身何有焉！”应当说，章太炎在近代中国民族语言创建的理论与实践方面之所以卓然有成，除去他古文字学和古音韵学扎实的根底外，最为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即他把语言文字的革新努力确立在对中国语言文字实际，特别是其内在规律的深入了解这一基础之上。
为了推动汉语的革新与发展，章太炎还分别讨论了语言与文字如何逐步统一的问题，通俗之言与科学之言、常用术语与科学术语等等关系问题，新词如何翻译与创造的问题，并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
章太炎把民族语言的建立与发展，同近代民族国家、民族文化与民族共同心理的建立与发展紧紧联系起来，使语言学研究获得了空前的生气与活力。他的学术观点与研究成果，曾经影响了一代学人。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大学语言学讲坛上，他的弟子们曾经占据了举足重轻的地位。1913年，教育部召集“读音统一会”，也正是他的弟子如胡以鲁、周树人、朱希祖、马裕藻、许寿裳等，联合提议采用他所制定的注音符号，“遂得全会赞同”，使这套注音符号其后在中国运用了几十年。章太炎关于建立和发展民族语言的理论与实践，尽管带有初创时期所难以避免的许多弱点，不少方面显得相当不成熟，留有很深的旧的痕迹，但是，筚路蓝缕之功，毕竟是应当给以大力表彰的。
矢志实现“人的解放”的人性学说
共同的心理素质，是近代民族文化的核心，也是近代民族共同体形成过程中精神活动所围绕的主要轴心。中国在漫长的岁月流逝中，由于儒家思想经常占据统治地位，早已形成了以祖先崇拜与皇权至上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共同心理习俗。这种心理习俗，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一极必然是超经济的强制，而另一极则必然是农奴式的屈从。它们取决于地主封建式的生产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在旧时代条件下，对于稳定封建民族共同体的社会结构，曾经起过积极作用。然而，这些在封建社会中充当过维系纽带的共同心理素质，到了近代，已经变成巨大的历史惰力。祖先崇拜，使人们习惯于墨守成规、********，若非祖礼，则弗视、弗听、弗思、弗动，以至变得硬化、僵死。皇权至上，使人们在重重等级的重压下扭曲变形，使来自下层的种种变革与创新精神遭到挫抑与扼杀，使整个社会只剩下凝固化了的躯壳，而失去了不断前进的青春活力。因此，为了有力地推动近代民族文化的形成和近代民族共同体的发展，就必须冲破这陈旧的精神网罗，确立与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共同心理素质，树立具有鲜明时代色彩的新的民族精神。
近代中国的民族发展所需要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共同心理素质？究竟应当怎样培育与发展这种共同心理素质？这是近代中国许多进步思想家关注并试图加以解决的问题，也是章太炎兢兢业业从事的学术研究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以实现“个性自由”与“个性解放”为直接目标，而对于人性问题进行全面的探讨，便是章太炎在这个方面研究活动的主要内容。
近代中国，第一个为“人的解放”而呐喊的，是康有为。19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就在自己的著作中喊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最强音：自由、平等、博爱。1885年，康有为“手定大同之制，名曰《人类公理》”，1886年，康有为“又作《公理书》，依几何为之者”。这两部手稿，今俱遗逸。所存早期遗稿中有一部著作，题名《实理公法全书》，写定于1891、1892年前后，书中依据所谓“几何公理”推演出一系列法则，作为人类社会所应遵循的公理，作为衡量中外各国古往今来所有社会政治制度是非得失的标准，与他所述的《公理书》非常相近，很可能这就是《公理书》的修订稿。这是一部值得重视的作品，因为它集中反映了康有为思想所曾达到的高度，尽管当时未曾刊布，但对于了解康有为的其他著作却提供了一把钥匙。正是在这部著作中，康有为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中心，抨击了种种既往的与现存的制度，绘制了他的理想世界的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