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触发近代中国思想大变动的契机，是所谓“两极相逢”，即由于西方列强不容分说地强行将中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东方传统的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同西方近代生产方式与社会结构在中国大地上相互猛烈的撞击。这一撞击，又和资本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殖民侵略及东方各民族反对殖民主义的殊死斗争交织在一起。这一空前猛烈的撞击震动了中国所有的阶级、阶层、社会集团，推动了各种社会力量的分裂、集中与重新组合。章太炎与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人分别代表了这些社会力量中的不同部分，对于“两极相逢”触发的大撞击、大动荡以及究竟应当如何安排未来一一做出了自己的反应。纵观章太炎的一生，特别是他最为光辉的黄金时代的思想与学说，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的思想同农民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中矛盾彷徨的地位与处境有着较他人为多的联系。
哺育了章太炎的江浙一带，原是太平天国革命政权的主要根据地。这场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具有所谓“永佃权”的小农经济与自耕农经济在这一带却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一地区的农村与农民，在打倒地主阶级与地主政府，消灭一切旧的土地占有形式与占有制度，扫清大地，建立一种自由平等的小农社会生活方面，要求便分外强烈。江浙一带，同时又是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势力最为强大的地区，资本主义的商品倾销迅速破坏着农民经济与农民生活的旧基础。尚未转到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轨道上的农民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将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怀着惶惶不安的恐惧心理。当一旦朦朦胧胧看到资本的统治、交换的发展、金钱的支配带来的异化，将使劳动者与自己的劳动、劳动产品、劳动资料及整个社会处于对抗地位时，他们的不安与恐惧便上升为仇恨与愤怒。正是农民的这样两种不同的情绪、心理、愿望、要求，构成了章太炎思想与学术中的主要矛盾，使章太炎的观点、理论与康有为、严复、孙中山明显地区别开来。
近代中国思想巨变的形式，与欧美各国乃至日本都迥然有别。当中国思想巨变起步之时，西方近代化的思想与学说已经相当成熟，并统名之曰“西学”，放在中国思想家们面前，给他们以冲击与启迪，使他们在从事意识形态的变革与创造时，处处都脱离不了舶来品“西学”的强烈影响。因之，中国思想、学说、理论思维方式以及整个观念形态的近代化，就其表现形式面言，并非传统思想、学说、理论思维方式及传统观念形态按其自然发展过程在新条件下的扬弃与再创造，反倒经常是“西学”的传布以及“西学”与“中学”不同程度、不同成分、不同方式的交汇和结合。康有为的近代化思想是在“西学”瞬间强烈的光芒刺激下形成的，为了使之在中国传统思想统治一切的旧土壤上能够站住脚，他从古代今文经学中找来了可供黏合比附的材料，给他的近代思想裹上了华丽庄严的经学正统服装。然而，体躯还很脆弱，当康有为愈来愈醉心于服装的编织与缝制时，服装反倒硬化为沉重的外壳，压垮与窒息了这一体躯。严复对于“西学”的了解，远远超过康有为，他企图使“西学”与“中学”相衔接，但是，他对于“西学”既未能完全消化，对于“中学”的了解又过多地受制于科举制义及古文辞，结果，尽管《天演论》曾风靡天下，他的功绩很大程度还是在于译述。孙中山设计的翠亨村的家门就面向西方，他的知识结构、理论思维方式、思想体系都是在比较正规的“西学”教育及熏陶下形成的，近代化的色彩最为艳丽与鲜明，然而，这一切与中国一贯的知识结构、理论思维方式、观念形态没有有机地衔接起来，结果，旧基地的清理便做得相当粗糙，新体系的须根也就难以扎得很深。章太炎力图将“西学”消化，并十分注意通过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扬弃建立近代化的新学，但是，对于资本主义“异化”的恐惧与仇恨，使他缺乏孙中山那样坦然向西方学习的勇气，而在专注于传统文化的扬弃时，自觉不自觉地留恋那被他理想化了的东方农村制度，终于被传统压倒。
章太炎所生活的是一个伟大的过渡时代。可以说，正是这个时代的过渡性质，产生了像康有为、严复、章太炎、孙中山这样一些过渡性人物，产生了他们的思想、学说与社会政治实践的一切特点。列宁在《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中论述托尔斯泰主义时说过，“托尔斯泰反映了强烈的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耽于幻想、缺乏政治修养、革命意志不坚定这种不成熟性。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既说明发生群众革命斗争的必然性，也说明他们缺乏斗争的准备”。列宁在《列·尼·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中对于上面所说的历史经济条件做了更为具体的说明。列宁谈到托尔斯泰所处的时代时，特别强调指出：“在这个时代，整个旧制度已经‘颠倒过来’，而群众是在这个旧制度下教养出来的，他们从吃母亲奶的时候就接受了这个制度的原则、习惯、传统和信仰，他们看不出也不可能看出‘开始形成’的新制度是什么样子，是哪些社会力量在‘形成’这种新制度以及怎样‘形成’这种新制度，哪些社会力量能够消除这个‘变革’时代所特有的无数特别深重的灾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说：“托尔斯泰学说不是什么个人的东西，不是什么反复无常和标新立异的东西，而是由千百万人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际所处的一种生活条件产生的思想体系。”纵观章太炎的一生及其思想与学说，可以说，列宁用以分析托尔斯泰的这样一些结论，也适用于中国，适用于章太炎。
章太炎和他同时代的其他代表人物一样，没有能够胜利地完成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的真正近代化这一历史使命。然而，重要的是他们迈开了第一步，在冰河上打开了第一道裂口，后继者正是在他们所已开辟的地基上继续清理、继续前进的。章太炎虽然已经去世了，章太炎的时代虽然早已结束了，但章太炎的思想、学说及其实践，还值得去重新认识，原因也正在于此。
附录一 近代中国“国学”的形成与演进
一
国学一词，直到19世纪末，仍沿袭《礼记·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之义，指设于都城、主要教授贵胄子弟的学校。康有为1886年所撰《教学通义·国学》便说：
至于国学，自天子世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与凡民之俊秀皆教之。其学虽有末廪、上庠、东序、成均、瞽宗、大学之异，其地虽有公宫、国内、四邻之殊，然师氏以“三德”教国子：一曰至德，以为道本；二曰敏德，以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恶。教“三行”：一曰孝行，以亲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贤良；三曰顺行，以事师长。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以“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亦犹教万民之德行道艺耳。
《教学通义·大学》中又说：
大学者，国学之大者也。古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而国学有二：有大学，有小学。其地，则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其教之之人，则小学以师氏、保氏掌之。……大学则大司乐以乐德、乐语教国子。……所教之人，小学则国之贵游子弟学焉；大学则天子之元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与乡学之俊秀学焉。小学与大学俱教国子，但小学无俊秀，与大学异。《康有为全集》，第1卷，105页。
戊戌维新运动中，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人所倡导的是孔子之学、孔子之道、孔子之教。他们在发明孔子之学、立教、卫教名义下，对传统经学和其他各种学说，多有抨击，实际上对中国传统思想学说已开始全面重估和重构。
附录一 近代中国“国学”的形成与演进
章太炎思想研究
康有为自述他发明孔子之学的历程及他所发明的孔子之学的真义说：“仆之急急以强国为事者，亦以卫教也。沮格而归，屏绝杂书，日夜穷孔子之学，乃得非常异义，而后知孔子为创教之圣，立人伦，创井田，发三统，明文质，道尧舜，演阴阳，精微深博，无所不包。仆今发明之，使孔子之道有不藉国力而可传者，但能发敷教之义，宣扬布护，可使混一地球。仆窃不自逊让，于孔子之道似有一日之明，二千年来无人见及此者，其他略有成说。先辟伪经，以著孔子之真面目；次明孔子之改制，以见生民未有；以礼学、字学附之，以成一统；以七十子后学记续之，以见大宗。辑西汉以前之说为(五经)之注，以存旧说，而为之经。然后发孔子微言大义，以为之纬。体裁洪博，义例渊微，虽汗青无日，而□□穷年，意实在此。若成不成则天也。”
在康有为这里，新莽以来的全部思想学说都遭到否定：“始作伪乱圣制者自刘歆，布行伪经、篡孔统者成于郑玄。阅二千年岁月日时之绵暧，聚百千万亿衿缨之问学，统二十朝王者礼乐制度之崇严，咸奉伪经为圣法。”他只承认公羊学家和董仲舒之学得到孔子之道的真传，并自诩只有他自己方才恢复了孔学真面目。
戊戌维新运动的另一巨子严复在《救亡决论》中痛斥八股取士之害：“一是锢智慧，二是坏心术，三是滋游手。”就其锢智慧而言，“垂髫童子，目未知菽粟之分，其入学也，必先课之以《学》、《庸》、《语》、《孟》，开明宗义，明德新民，讲之既不能通，诵之乃徒强记。如是数年之后，行将执简操觚，学为经义，先生教之以擒挽之死法，弟子资之于剽窃以成章。一文之成，自问不知何语。”经由科举，一步步爬上去，号称为儒，且为“通天地人之谓儒”，实际上只能是“谬妄糊涂”。为此，严复写道：“夫数八股之害，有一于此，则其国鲜不弱而亡，况夫兼之者耶！”他不仅主张立即废止八股，而且主张“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且束之高阁”。并断言：“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不徒嬴政、李斯千秋祸首，若充类至义言之，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嬴、李以小人而陵轹苍生，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后世其用意虽有公私之分，而崇尚我法，劫持天下，使天下必从己而无或敢为异同者则均也。因其劫持，遂生作伪；以其作伪，而是非淆，廉耻丧，天下之敝乃至不可复振也。”在论及孔教时，他提出：“据史以观，则知历代同奉孔教以为国教。然二千年来，改变极多。西汉之孔教，异于周季之孔教；东汉后之孔教，异于西汉之孔教；宋后之孔教，异于宋前之孔教。国朝之孔教，则又各人异议，而大要则不出于前数家。……然孔子虽正，而支那民智未开，与此教不合。虽国家奉此以为国教，而庶民实未归此教也。”
这一时期最为流行的用语是张之洞《两湖经心两书院改照学堂办法片》中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劝学篇》中所说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与“西学”相对应的词语是“中学”，与“新学”相对应的词语是“旧学”。所谓 “中学”、“旧学”，在他那里，指的是中国纲常名教，包含四书五经，中国政治、史事、地图；所谓“西学”、“新学”则指西政、西艺、西史。而在康有为、严复这时的相关论述里，“孔子之学”、“孔子之教”，既是“旧学”，更是“新学”，是地地道道的“中学”，但与西学亦不排斥。康有为在与朱一新相辩驳时，便明确反对强行分别中学与西学，说：“钦明文思、恭允克让之德，元亨利贞、刚健中正之义，及夫《皋陶》之九德，《洪范》之三德，敬义直方，忠信肃敬，仁义智勇，凡在人道，莫不由之，岂能有中外之殊乎？……至于人心风俗之宜，礼义廉耻之宜，则《管子》所谓‘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有国有家，莫不同之，亦无中外之殊也。”他们鼓吹孔子之学、孔子之教，并非为了抗拒“西学”、“新学”，而更多的是为了使“西学”、“新学”穿上中国古典服装。这就是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所说的：“圣人但求有济于天下，则言不必信，惟义所在。无征不信，不信民不从，故一切制度论之三代先王以行之。……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这里说的是孔子为何托古，其实是康有为夫子自道。
最先给中国古典文献和固有文化冠以“国学”这一名号的，是邻国日本江户时代的一批学者。当时，这批学者因反对作为日本封建社会指导理论与生活规范的儒学以及佛教，根据《古事记》、《万叶集》、《源氏物语集》等日本古典文献，探究日本古代历史、制度、文化，阐明日本固有精神，复归古道。发端者为契冲、荷田春满。契冲超越日本传统歌学的羁绊，以《万叶集》为中心，发动歌学革新运动。荷田春满传承契冲的歌学，并创立皇国学校，使歌学与神道思想、国学意识相结合，构成了新的国学概念。其后，经加茂真渊（亦作贺茂真渊）、本居宣长、平田笃胤等人的进一步努力，国学得以确立。加茂真渊从万叶调研究出发，说明“古道”或“神皇之道”为日本古代生活的根本精神，和儒学、佛教完全不相容。本居宣长最有影响的著作是花费十多年岁月撰写的四十四卷《古事记传》，强调日本古代的思想、感情与儒、佛都不同，使复古主义的“古道”说得以充分展开，而与儒学针锋相对。其弟子平田笃胤著书更多，他一意阐明“古道”，排击儒、佛及伪神道。国学由此进一步转向纯粹的国家主义、天皇主义，成为明治维新指导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明治维新以后，福泽谕吉等人倡导文明开化主义，批判复古神道的国学，国学运动一度受挫。但是，不久，又形成新国学运动。明治二十年（1887年），小中村义象出版《国学改良论》，明治二十八年(1895年)芳贺矢一发表《当代国学者的任务》，主张对古人作合理的、比较的、历史的研究，克服德川时代国学者独断的、非科学乃至神秘主义的态度，确立对古文献批判性的考证研究，使国学运动又一次展开，成为明治时期国粹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