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振皆自幼喜爱书法，寻师求教，如饥似渴。闻听当时翰林出身的刘尔炘先生主讲兰山书院，德高学富、名噪金城，他为能观摩先生书法，常随左右，恭奉桌前研墨展纸，感悟书性，仔细揣摩先生运笔挥毫，转折换锋的奥秘。白天看，晚上练，废寝忘食，行则画手，驻则画地，坐则画纸，卧则画被，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并受先生亲自指点教诲，加之悟性极强，书法进步很快。他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感慨地说：“晓岚（即刘尔炘）先生是我研书法之启蒙老师，更是我步入书法堂奥的引路人和导师。”游学亲师，有缘结识书法界名流，眼界大开。是时，书界帖学日益衰败，碑学大兴，研究魏碑成为书界时尚，更兼京师文人墨客云集，书画精品荟萃，古碑名帖拓片易得，名家真迹显见，振皆广纳彩博，兼容并蓄，如对李瑞清、曾农冉等名流十分钦仰，对郑文公、敬显隽、嵩高灵庙、龙门造像、张猛龙等反复临摹，特别对张玄墓志用功尤深。
乾嘉以降，帖学日益衰微，碑学大兴，书家由唐碑上溯六朝碑版，以至三代、秦汉、魏晋的各种金石文字，创造出了以雄强的北碑为基础的新风，形成了千姿百态、灿烂夺目的书道中兴的新局面。
究其所以，主要是由于“帖学”已经满足不了更多的人们日益广泛的审美需要，加之“馆阁体”单调刻板，枯燥乏味，书坛不得不另辟蹊径。“碑学中兴，盖事推迁，不能自己也。”（康有为《广艺舟双揖》）这就形成了从邓石如、赵广谦、张廉卿一直到魏振皆先生这一条源远流长的书法流派。魏振皆酷爱魏碑，力求魏碑书体更具外形美。逐字揣摩，凭借天资悟性，寻找每个字的最佳结构，反复推敲，分次论等，对比排列，并附以字傍画一个、两个、三个圈的标记，三个圈为最满意，最理想的，以至于剪下粘贴，即算定型。“点点墨迹斑斑血，消磨时间七十年”，终于形成了空灵潇洒、疏密相间、独具风格的魏碑书体，他真正写出了自己的“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所以论者认为：有《石门铭》之奇逸、《郑文公》之浑穆、《张猛龙》之精能、《张黑女》之峻宕，可谓兼而有之矣。然仔细揣摩，其风神却与流传下来的各魏碑迥异其趣。真正写出了自己的“体”，形成了自己的“格”，正如姜白石续书谱所云：“长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泽之癯、肥者如贵游之子、劲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仙、端楷如贤士。”
奇字高文冠古今
魏振皆书法从金文中取其章法，借金文交叉笔画处重，单行笔画处轻；结体繁难者大，结体简单平者小；上下重叠者长，左右横托者扁等特点，结合自己潜心研究和实践的结晶，水乳交融地融汇于魏体，写出了金石的古拙奇趣，“寓奇险于平正，含参错于严密，笔触遒劲，行气疏朗，严格循蹈之中，有丰富的变化；淳朴古厚之中，蕴藏着新的意境。”用笔上的独特手法，即入笔时将饱含墨汁的笔锋，在砚盖上调成扁锋，形如刻刀，直接入纸，则峻利明快，行笔过程中，侧锋入纸，按锋轻提，继而转换为中锋；驻笔以腕外旋或腕内旋，即成方圆之形。章法上喜取疏势，即字与字之间距离较大，行与行之间疏朗开阔。再加上字形大小、长短、肥瘦、纤浓、躁润，“凌空取势”，参差错落，左顾右盼，“笔笔呼应通神、字字潇洒刚劲。”“空灵素朴”，形成独具特色的多姿多态，变化万端的特殊风格。魏振皆临摹汉隶魏碑和创造出新相结合，摆脱了一般习书者片面追求整齐划一的弊端，得到的是金石的古拙奇趣，因此，他的书法：“寓奇险于平正，含参错于严密，笔触遒劲，行气疏朗，严格之中有丰富的变化，浑朴古厚之中，蕴藏着新的意境，所以气韵生动，引人入胜。”1983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魏振皆书法艺术》发行，引起书法界广泛关注和赞誉，著名书法家舒同在序言中评价：“他学书于在而不拘泥于古。他以魏碑的古朴拙劲为基础，吸收隶书的活脱美巧的结构，取金石之势，采撷篆、隶、楷、行、草之精华融为一体。”“独树一帜，达到较高的艺术成就”。甘肃省书法协会主席赵正曾评介：“明末清初的王了望，晚清时期的朱克敏，民国时期的魏振皆，是甘肃书法界的三个里程碑。”到90年代，《书法报》刊登论者文章认为：近两百年来，在魏碑书体方面打破陈式、创出新风的只有于右任和魏振皆两人。于右任的书法世人皆知，与他显赫的社会地位有关；而魏振皆偏居陇上，一生以耕读为业，声名不显，也在情理之中。但是金子总会放光，真正的艺术是不会为时代的尘埃所蒙蔽的。魏振皆书法的技艺和价值，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书法界的重视和赞誉。
魏振皆先生经常爱写“日魂月魄，凤采龙文”这副对联，上联是就书法的精神气质而言，下联是就书法的体势情态而说，这副对联也正好形象地道出了他精湛的书艺。观其书，顿令人有一种超然物外的感觉，用笔率意，而结体严谨，亦魏，亦篆，亦行，亦隶，慢慢品味，始觉其乃布衣中之真君子。
张维：皓首穷经成巨著
张维（1890—1950年），字维之，号鸿汀。他出生于人杰地灵的甘肃康乐，是民国时期著名的方志学家、史学家、金石学家。他一生从政，成绩斐然，著作等身，其代表作《陇右金石录》被誉为“中国第一部地方专业史著作”。
乱世几沉浮
1911年，爆发了震惊全国的武昌起义，时任北京学官部书记的张维放弃了在北京优裕的生活，经由内蒙古回到家乡临洮，与家乡同盟会会员和各方面进步人士共同倡议组织州议会。为了宣传民主进步的思想，他与同仁们创办了《大河报》、《金城周报》、《政闻报》等多种启蒙报纸，把北京先进的文化思想带回家乡。可惜在当时，军阀势力还很大，他们横行干涉言论自由，这些报纸因为议论时政、宣传进步而一一被查禁了。
张维无奈，又回到了北京，担任第一届国会议院院长之职。但时隔不久，贪婪的袁世凯在北京兴风作浪，掀起了一股复辟帝制的逆流。他霸道地解散了国会，驱散了议员，新生不久的民主被这股复辟的逆流浪潮湮灭了。张维不愿意在袁世凯的朝廷作官，便居住在京城读书，不久因为资费用尽，他又一次回到了家乡，以教书为生。袁世凯死后，国会恢复，他回京任职，可是张勋复辟的漩涡又一次席卷而来，他被迫南下上海、浙江等地。闹剧之后，他又一次回京复职。几年后，国会又被解散，他再一次回到了家乡。历任督军公署秘书长，甘肃政务、财政、建设厅厅长等要职。当时的甘肃百废待兴，他力行改革，主张财政透明，整理混乱的币制，还建议成立银行、贫民教养院、贫民节本处，整修公路桥梁，设立公园。为发展甘肃的工业和农业，他还力主兴修水利、开发林业和矿产资源。在各个方面，他都是一个成功的开拓者。1925年，张维时任甘肃省财政厅长，他力行整顿，革除财政积弊，制定新的财政制度，提倡并力行新式的财政登记制度。但是，改革终究是会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的，一年后，他改任兰山道尹，又一次与权要的意见发生了背离，他在仕宦之路上又一次遭受打击。他不愿意过那种尸位素餐的生活，拂袖辞职而去。这时，他的思想是复杂的：既愤慨不平，对当局充满了不满与失望，又关心国家的命运与前途，有着兼济苍生的理想与愿望。他徒步前往四川进行游历，一路跋山涉水，探索前人的遗迹。在四川的两年中，他博览群书，结交蜀地名士，游历名山大川，怀古登临，思索玄奥的人生，视野开阔了，他将目光放得更远……
执笔书金言
由四川回到甘肃后，他就任省图书馆馆长。从此，他开始潜心研究地方志，最终成为陇上一位硕学名家。
甘肃自古以来便是黄河流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汉朝时，甘肃是统治者抵御外族入侵的重要根据地；隋唐两宋以后，甘肃又成为中西交通要冲和最先接受外来文化的地方；元明清时，多民族在这里杂居。所有这些，形成了甘肃地方史内容的丰富多样和明丽绚烂。所以，地方志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
张维毕生致力于地方志、历史和金石研究。他一生勤勉异常，悉心钻研，出文入史，皓首穷经，博览群书多达七万余卷。妙手著文章，他成果累累，著作等身。“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正因为他博览群书，熟悉史料，通今博古，所以能够口中出精论，笔下成妙语，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颇为中肯，堪称精评。他认为，史学工作中最为重要的是史料，古今史料浩繁卷帙，汗牛充栋，史学工作者应该多做史料整理工作，为后代的研究者提供方便。而且在研究中，研治题目不易过大，如果题目太大，容易流于空泛，毕竟一个人的精力有限。最好能抓住其中一小部分加以细研，这样才可以出成果。因为西北的史料颇多散佚，他便建议成立文献征集馆，由此，许多本已散佚各处的重要史料得以保存了下来。
张维还认为，方志学应该重视编纂的科学性，并且符合时代的要求。他曾经说，治史并不仅仅是为了稽古，更重要的目的是学以致用。对旧体方志的通病他也做了总结：比如某县志记载地方8景，诗文描写本来就不足，又将它们分绘成图，而所描绘称赞的，无非是风月云树，青山涧水，这些景物哪里没有？这样辗转抄袭，成为地方志编纂的痼疾，可惜不少名志也未能免俗。史学工作应该求真求信，在史志中能够组织贯穿有法，议论中肯，高瞻远瞩，平整有法，再加上适当的剪裁，这样才可以称为经世之言，值得赞誉之书。
他一生著作颇丰，已出版的著作包括《陇右金石录》12卷，补录2卷，拓片2卷；《甘肃人物志》24卷；《兰州古今注》1卷；《陇右方志录》1卷，补录1卷；《元魏诸镇考》1卷；《仇池国志》1卷等。另外，张维还有许多著作并未刊印，如《陇右史丛》150卷，《陇右财赋录》10卷，《陇右政事录》30卷，《陇右边事录》8卷等。张维先生的著作中，已出版的仅占其全部著作的1／10。
博大又精通
《陇右金石录》是张维先生在金石学方面的一部力作。汉唐两朝都在长安建都，甘肃是近畿之地，所以，甘肃金石文物，随处可见，只是因为没有专门的书籍收录，所以很不受重视。他有感于《通志稿·金石录》太过简略，就搜集旧志，辑录佚文，实地勘察，得到了许多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在《陇右金石录》自序中，他说，他辑录金石的目的并非仅仅像世俗所谓的怀古谈往，他想以辑录金石旧文这种方式补益正史不述或语焉不详之处。他将自己手中资料用以印证史志记载，考定异同，纠正错讹，然后按年代排列，历时长达20余年，写成了《陇右金石录》12卷，《补录》2卷。该书纂辑博广，考证精深，颇为海内外学者称道。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盛赞这套书“博大精通，确为后学所必需。”它已被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印行的《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1册收录。
《陇右方志录》是他考证甘肃、宁夏和青海各省的府、州、县方志及各专志300余部，综述多年研究心得的著作。这部著作颇得方家赞赏，他的体例是具有独创性的，此后各省的方志皆有仿作，给后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元魏诸镇考》记述了元魏300年间的镇将制度、建置始末及其对周隋军制的影响，是以前历史所缺乏部分的专著，考证详细，有补一代历史的功劳。
《甘肃通志稿》始修于1929年，主要由杨思、张维等负责编修。由于诸多原因，参与修志的许多人中途离去，只有他自始至终、坚持到底。这套书经由他亲自采访、编录、撰稿，虽说是成于众手，可是如果没有他自始至终的努力，此志难以完稿。《甘肃通志稿》叙写了上起远古，下至公元1928年甘、青、宁分省以前的历史，总共450万字，分为17纲，纲下又析为83目。与以前的几部旧志相比，该书的内容大为增加，尤其是民族部分单独成志，这在多民族共同居住的甘肃地区，显得尤为重要。
张维先生秉性诚朴，待人谦和，他经常鼓励后辈努力学习，他说，做学问不仅要致广大，而且还要尽精微。为学讲究明理致用，好学深思的人，一定能从他的话中得到益处。
张维先生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家乡，他自己认为，可以概括他生平的，只有史学、方志学而已。1950年，他患脑溢血病逝。他一生治学严谨，皓首穷经，治学态度和方法值得后人学习。他的事迹被收入1935年《中国名人图鉴》和1948年的《世界名人辞典》等多部辞典。他光辉的一生，永远彪炳史册！
邓宝珊：将军生来爱和平
将军与和平似乎是永远对立的两个词，但它们却在一个甘肃人身上，得到很好的统一，他就是辛亥元老——邓宝珊将军。
将军之路
邓宝珊（1894—1968年），原名邓瑜，甘肃天水人。幼年就读于私塾，在他13岁时，父母因病早逝，他靠哥哥嫂嫂拉扯长大。后来因家庭窘困，不得不辍学到兰州的一家水烟店当学徒工。1909年夏天，湖北新军协统杨绪赞所属部队调往新疆伊犁，途径兰州市招募新兵，邓宝珊应募入伍。1910年，在新疆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参加新疆伊犁起义。邓宝珊手携五响马枪，随部队猛攻伊犁东关，清兵闻风而逃。因作战英勇，善用计谋，升为参谋。1913年杨增新任新疆都督，到处缉捕革命党人。邓宝珊得到消息后，远走霍尔果斯，取道西伯利亚，潜回东北，从天津、北京辗转回到天水。
1914年至1916年在陕西，与河北孙岳，福建何遂，陕西郭希仁、胡景翼等相聚华山，时称“华山聚义”，策划驱逐陕西都督陆建章、讨伐袁世凯的活动。1917年后，在陕西任靖国军第四路营长、团长、副总司令。1924年参加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任第二军旅长、师长。1926年后，冯玉祥举行五原誓师，建立国民军联军，宣布响应南方北伐。邓宝珊出任国民联军援陕前敌副总指挥、国民联军驻陕副总司令。1927年******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他因为同情和掩护共产党人和反对宁汉合流，弃职避居上海。1930年蒋阎冯大战，任反蒋军第八方面军总司令，失败后再次避居上海。1932年起，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新一军军长等职。1935年9月，国民政府给高级将领正式授军衔，邓宝珊被授予中将军衔。
抗战之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