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1月，施韦泽在报上发表五篇标题为《俾斯麦内阁》的社论，狂热地吹捧俾斯麦的“铁血政策”，认为这个政策“把普鲁士历史的光荣传统由长期睡眠中唤醒”，要俾斯麦把这个反动政策“贯彻到底”，“在所走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这家报纸还无耻地发表向普鲁士国王祝寿的文章，高呼“国王，穷人的保护者万岁！”[9]
马克思对施韦泽的叛卖行为感到愤慨，认为“施韦泽是不可救药的（他可能和俾斯麦取得了秘密的协议），《社会民主党人报》已经愈来愈俾斯麦化了”[10]。
1865年2月13日，马克思在给施韦泽的信中，详细地表述了自己对整个拉萨尔派政治路线的看法。马克思指出，拉萨尔派对普鲁士政府的态度是根本错误的。工人阶级的政党如果不对反动的封建专制政权采取革命态度，那还要它干什么呢？拉萨尔派把国家帮助的合作社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这是十足的机会主义，“普鲁士王国政府对合作社的帮助……作为经济措施，完全等于零，同时这种帮助将会收买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并使运动受到阉割”[11]。马克思说：“工人政党如果幻想在俾斯麦时代或任何其他普鲁士时代，金苹果会因国王的恩典而落到自己嘴里，那就会出更大的丑。毫无疑问，拉萨尔关于普鲁士政府会实行‘社会主义’干涉的不幸幻想将使人大失所望。”[12]
施韦泽对马克思的批评采取两面派态度。开始的时候，他为了骗取马克思的信任，一再强调“处境非常困难”，希望马克思谅解；后来，他索性撕下假面具，指责马克思没有处在运动中心不能确切了解实际情况，因此马克思对他的批评是“不公正”的，表示他将继续实行投靠俾斯麦的路线。
马克思、恩格斯在声明中写道：他们并没有忽视《社会民主党人报》的困难处境，没有提出过任何不合时宜的要求，但是他们一再要求报纸“至少要像进步党人那样勇敢地反对容克和封建专制政党。《社会民主党人报》所奉行的策略使他们不可能再继续为它撰稿”[13]。
马克思、恩格斯说，早在1847年9月，他们在《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上，就已经阐明了无产阶级对普鲁士王国政府和资产阶级的看法。当时写道：“相当多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经常叫嚣反对自由资产阶级，而结果，除了德国各级政府，这种做法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现在像《莱茵观察家》一类的政府报纸竟根据这些先生的词句，硬说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不是自由资产阶级，而是政府；共产主义者不论和前者还是和后者，都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14]
“无产阶级……根本不想知道资产者想怎么样，他们想知道的是资产者被迫追求的目的是什么。问题就在于什么能使无产阶级取得更多的手段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是目前的政治制度即官僚统治，还是自由派想望的制度即资产阶级统治。他们只要把英国、法国和美国的无产阶级的政治地位跟他们在德国的地位比较一下就会相信，资产阶级的统治不仅使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中得到崭新的武器，而且还给他们创造了一种和过去完全不同的地位——他们已成为一种公认的力量。”[15]
“无产阶级当然不会对等级的权利发生任何兴趣。但假如议会能够提出实行陪审制，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废除徭役、实现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真正的人民代议制的要求，假如议会能和过去一刀两断，根据目前的需要，而不是根据旧时的法律制定自己的要求，——这样的议会是可以指望得到无产阶级最热情的支持的。”[16]
在《致〈社会民主义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今天我们仍然认为我们当时的声明中的每一个字都是正确的。”[17]
马克思、恩格斯公开与《社会民主党人报》决裂，公开揭露这家报纸为普鲁士封建专制政府效劳，这是对拉萨尔分子的沉重打击，使他们的报纸在工人阶级中威信扫地。
在反对拉萨尔主义的斗争中，恩格斯的《普鲁士问题与德国工人政党》一书，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60年代初期开始的普鲁士政府与议会之间关于改组军队、增加军事开支的所谓“制宪冲突”，是封建贵族与资产阶级之间争夺领导权的表现。冲突日益尖锐，斗争双方都向无产阶级寻求支持。拉萨尔派公开倒向封建贵族和政府方面，在工人阶级中制造混乱。因此，公开阐述无产阶级对待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的态度，反对拉萨尔的机会主义路线，引导工人运动走上正确的道路。是当时革命形势的迫切要求。
1865年1月27日，马克思建议恩格斯就制宪冲突的问题写篇文章，对普鲁士国王和资产阶级进步党“两者同时给予迎头痛击”[18]的同时，说明工人阶级政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原则与立场，恩格斯接受了这个建议。2月9日文章写成，马克思对手稿评价很高，认为“写得很好”，必须“及时出版”[19]。1865年2月底，这本著作以《普鲁士问题与德国工人政党》为名正式出版，在德国引起了极大的重视。
在《普鲁士问题与德国工人政党》一书中，恩格斯指出，现代无产阶级是伟大的工业革命的产物；1848年以来，随着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也发展壮大了，无产阶级已经逐渐成为一种力量，受到社会各阶级的重视。在腐朽的封建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双方都企图获得无产阶级的支持；但是，无产阶级已经意识到自己特殊的阶级地位、特殊的阶级利益和特殊的独立的未来，决不做任何阶级的附庸。无产阶级的态度，无论与封建贵族还是与资产阶级，都有根本的区别。
无产阶级清楚地知道，资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直接敌人。德国资产阶级曾经在1848年，背叛与他一道反对封建贵族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害怕无产阶级的最小的独立运动甚于害怕封建贵族和官僚制度；他们完全是靠着剥削无产阶级过活的。无产阶级与他们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但是，在德国当时的情况下，“在完全现代化的资本家和工人当中，还有一批非常令人吃惊的活生生的太古生物：封建老爷、领主裁判所、土容克地主、体罚、参政官、地方官、行会制度、职权范围的冲突、行政处分权等”[20]。只有把这些废物彻底埋葬，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才能进行直接的战斗。在反动的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争夺政权的斗争中，“反动派的每个胜利都会阻碍社会的发展并且必然推迟工人阶级的胜利。相反，资产阶级对反动派的每个胜利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工人阶级的胜利，有助于彻底推翻资本家的统治，能使工人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日子更快地到来”[21]。
资产阶级为了争得自己的政治统治，就必然要求出版、集会和结社的自由，要求废除旧的等级制度，要求实行普选权和代议制。这些都是工人阶级的发展所必需的条件。资产阶级从反动派那里夺来的每个成果，都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因此，“在资产阶级还忠于自己时，支持它同一切反动分子进行斗争，是对工人有利的”[22]。但是，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无能和对工人阶级的敌对态度，要求工人阶级必须对它有所警惕。工人阶级要迫使资产阶级进步党真正地进步，促使它制定和执行一个激烈的纲领，无情地抨击它的每个不彻底的步骤，与它的背叛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
无产阶级必须以独立政党的姿态出现，决不能做它的尾巴。无产阶级必须“在一切问题上提醒资产阶级，工人的阶级利益同资本家的阶级利益是直接对立的，而且工人是了解这一点的。它将保持并发展自己本身的组织来同资产阶级的党的组织相对抗，而且只能像一种力量同另一种力量那样同资产阶级进行谈判。它将通过这样的途径保证自己有一个受人尊敬的地位，向各个工人解释他们的阶级利益，并且在最近一次革命风暴到来时——这些风暴现在像商业危机、像春分和秋分时的风暴一样有规律地重复着——准备好采取行动”[23]。
恩格斯的小册子既反对普鲁士政府，也反对资产阶级，击中了拉萨尔派的要害，“对于阻止工人目前接近反动势力，是大有好处的”。
[1]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2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59页。
[2]恩格斯：《卡·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408页。
[3]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德文第一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页。
[4]马克思：《论蒲鲁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6页。
[5]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4年11月29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37页。
[6]恩格斯：《致魏德迈》（1864年12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30页。
[7]马克思：《关于不给〈社会民主党人报〉撰稿的原因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97页。
[8]奥·倍倍尔：《我的一生》第2卷，第3页。
[9]奥·倍倍尔：《我的一生》第2卷，第17页。
[10]马克思：《致路·库格曼》（1865年2月2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57页。
[11]马克思：《致施韦泽》（1865年2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50页。
[12]同上。
[13]马克思：《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88页。
[14]马克思：《〈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207页。
[15]同上书，第216页。
[16]同上书，第218页。
[17]马克思：《致〈社会民主党人报〉编辑部的声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89页。
[18]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1月3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9页。
[19]马克思：《致恩格斯》（1865年2月10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66页。
[20]恩格斯：《普鲁士问题与德国工人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75页。
[21]同上书，第87页。
[22]恩格斯：《普鲁士问题与德国工人政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85页。
[23]同上书，第87页。
四、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诞生
1869年8月，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爱森纳赫派）正式成立，这是马克思主义对拉萨尔主义的重大胜利。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在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时，他们强调指出，无产阶级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要求无产阶级组成独立的政党，保持独立组织。在60年代重新苏醒的工人运动中，他们又再一次指出，无产阶级必须组成“完全与资产阶级不同的独立政党”。
60年代初期，拉萨尔派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是德国唯一的工人组织。但是，这个组织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而是拉萨尔的机会主义宗派。拉萨尔“一开始就使自己的宣传鼓动带有崇敬的、宗派的性质”，“拉萨尔的追随者更是把阶级运动服从于特殊的宗派运动”。[1]
马克思认为，这个联合会的整个组织是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的，“应当加以摧毁”[2]。德国无产阶级必须彻底与拉萨尔派决裂，建立自己的政党。60年代末期，建党的条件已经成熟。
第一，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队伍日益壮大，觉悟也在不断提高，逐渐意识到自己特殊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利益。恩格斯指出：60年代德国工人运动的产生，“这是由于从1848年以来资本主义大工业在德国获得了空前的成就，由于它消灭了大量的小手工业者和其他处于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中间分子，直接把工人群众和资本家对立起来，简单地说是由于它在以前没有无产阶级或者无产阶级人数较少的地方造成了一个相当可观的无产阶级。由于这种工业的发展，工人政党和工人运动就成了一种必然性”[3]。
第二，马克思、恩格斯长期的工作。早在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创建和领导的第一个工人组织“共产主义者同盟”，培养了大批工人阶级先进分子，他们最后接受了科学共产主义教育，在德国工人运动中起了重大的作用。李卜克内西告诉马克思，在全德工人联合会中，“有许多是工人运动的老手，是以前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会员”。这批骨干力量，在工人群众中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知识，抵制和批判拉萨尔机会主义路线，团结广大先进工人，为建党做了组织上和思想上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