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术体系中生成了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正是从陈钟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始，传统的诗文评获得了相对独立的意义，而批评史也才从文学史中分离出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陈中凡在1927年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周秦批评史”一章“孟轲诗说”题下提出：“其论诗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又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则注重文学背景及作者之旨趣焉。”开始把以意逆志命题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组成要素来加以研究。这种方式一直延续至今，21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论说以意逆志命题仍是如此：“孟子要求说诗者不要拘泥于个别字句的表面意义，而应当根据全篇去分析作品的内容，去体会作者的意图，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理解。孟子这段话，对于如何理解诗歌的内容提出了较好的见解。”
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这种把以意逆志命题作为一种方法理解，是汉宋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传统的延续；而强调“孟子对‘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是分别谈的，但二者实有密切的联系。……孟子的‘以意逆志’和‘知人论世’说，在理论上是可取的”，也是对清代以意逆志诠释的认同。
从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史的角度看，现代论者既有接受孟子以意逆志命题的方法观念从《诗》到文学扩展的诠释方法，也有认同从孟子观念结构与思想整体限定的诠释方式；这是传统学术背景中生成的以意逆志诠释经验的延续。但同时现代论者开始了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一个新的方向，那就是把以意逆志命题作为一种历史对象来加以认识，并在现代观念立场上加以批判。
作为整理国故的主力，顾颉刚1923年作《〈诗经〉厄运与幸运》一文，1931年更名为《〈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编入《古史辨》第三册。在文章中，顾颉刚认为孟子提出以意逆志命题“这一番话实在很对。他说诗要探到诗人的心志里，可以见得他的精细。春秋时人说‘赋诗言志’，是主观的态度；他改为‘以意逆志’的客观的态度。有了客观的态度，才可以做学问，所以他这句话是诗学的发端。要是他在诗学发端的时候就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是何等可喜的事！不幸他虽会立出这个好题目，却不能达到这个好愿望。他虽说用自己的意去‘逆’诗人的志，但看得这件事太便当了，做的时候太卤莽了，到底只会用自己的意去‘乱断’诗人的志”。
考察以意逆志命题，顾颉刚的根本目的就是“很希望自己做一番斩除工作，把战国以来对于诗经的乱说都肃清了”。所以，顾颉刚在从“春秋时人”到现在之“我们”的历史整体中认识与评判以意逆志命题。
孟子能够知道“尚友论世”，“以意逆志”，对于古人有了研究历史的需求，确然比春秋时人进步得多了。但既有了研究历史的需求，便应对于历史做一番深切的研究，然后再去引诗才是道理。他竟不然，说是说得好听，做出来的依然和春秋时人随便用诗的一样，甚而至于乱说……他对于诗学的流毒，到了这般，我们还能轻易的放过他吗？
顾颉刚是以历史现象结构与历史事件整体为基础，限定作为儒家学说产物的以意逆志命题的意义边界。在其视野中的以意逆志命题是“用自己的意去‘逆’诗人的志”的语义，也认同“这一番话实在很对。他说诗要探到诗人的心志里，可以见得他的精细”。这种以意逆志命题语义解释与价值评价是以意逆志命题诠释传统经验的延续，但顾颉刚论说以意逆志命题显示的新经验是其历史研究与传统批判的观念立场。立足其历史观念立场，顾颉刚肯定孟子以意逆志命题比春秋时人赋诗言志的断章取义进步；但从其主张“应对于历史做一番深切的研究”的现代目标来说，他更关注的是不放过孟子以意逆志说诗“乱说”的“流毒”。
“从20世纪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建设的角度看，陈、朱、郭、罗四位先生当之无愧的是这一学科的奠基者，是这一学科贡献最大的开拓者。……应该说，从陈中凡、朱东润、郭绍虞、罗根泽到傅庚生等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完全成立了。”中国文学批评史阐释以意逆志命题的观念背景正是顾颉刚开始的历史研究与传统批判的观念立场。在这种观念背景中，有傅庚生论“文学之品鉴亦以入化为极诣，就有形之文字体味其无形之情愫，彼我互糅，悲喜与共，无差无失，相若而相通；所谓‘以意逆志’，入而与之俱化也”的历史命题引用；有陈中凡论孟子提出以意逆志命题“注重文学背景及作者之旨趣焉”的历史描述；更有朱东润、郭绍虞、罗根泽论说孟子以意逆志说诗的历史批判。
孔子论诗，好言体会，所称述者往往言喻而意得。孟子始言以意逆志，始挟数百年后之意，求数百年前之志，其运用更进一步，然其不能尽合，亦可想见。
以意逆志的方法是由主观的体会，直探到诗人的心志里。……这样论诗，也深能探求诗人之情志，其言亦入情入理。他知道诗人当情感强烈之时，措辞不免有抑扬过甚的地方，类此之处，都不可泥于字面上求之。照他这种以意逆志，对于纯文学的了解，确是更能深切而不流于固陋。可是他这种以意逆志，全凭主观的体会终究不是客观研究的方法。所谓以意的意，本是漫无定准的，偶一不当，便不免穿凿附会，成为过分的深求。孟子论诗所以时多乱断的地方以此。盖他所谓以意逆志者，有时仍不免袭孔门的触类旁通法也。沿袭孔门的触类旁通法，所以虽主张“逆”，主张直契精微，但是终究只能做到意志的探索，而不能蕲其精神之感应。
这种“以意逆志”的方法，虽不甚科学，虽然只是主观的探索，然诗人由热烈的感情之火所迸出来的诗句，是很容易言过其实的，“以意逆志”，确是刺探作者深心的好方法，同时也是认识诗的必需途径。告子篇载有孟子“以意逆志”以释诗的例证……孟子虽然能提出“以意逆志”的好方法，但以自己是“讲道德，说仁义”的哲学家，而不是文学家，由是其意是道德仁义之意；以道德仁义之意，刺探诗人之志，由是诗人及其诗，皆是仁义道德了。……对小弁凯风的解释，还是很客气的“以意逆志”；对于其他各诗的解释，则完全走到“断章取义”的道上；假使硬说是“以意逆志”，那我们只有说是太不客气的“以意逆志”了。……假设这不是“断章取义”，而是“以意逆志”，则其所逆之志，去诗人之志，恐怕有十万八千里。
书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现代论者集中批判孟子以意逆志命题与孟子运用以意逆志方法的主观臆测。这种观念贯穿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发展过程，也贯通郭绍虞长达半个世纪的文学批评史书写。
他说：“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万章》上）这几句话说的并不错，他能深深探求诗人的情志，知道诗人当情感强烈的时候，措辞不免有抑扬过甚的地方，不要拘泥在字面上推求，所以他的方法也不能算错。但是，“以意逆志”是要在知人论世的条件下才不会错误。而他呢，因为蔽于他的主观主义逻辑思想，根本没有注意到知人论世，因此，他的以意逆志，也就成为主观的体会了。只凭主观的体会是很危险的，愈深求也就愈穿凿，愈附会，愈没有标准，也愈不近真实。……沿袭孟子以意逆志的方法，于是有《诗序》。《诗序》说明诗的本事，也可算是解释的批评。只因他们歪曲了以意逆志的方法，认为只有委屈求解，才得诗人之志，于是《诗序》所说也就是变得根本不可靠，这是主观的以意逆志所发生的危险。
偏于唯心思想的孟子利用它来论诗，那就从科学的推断，变为不科学的主观的臆测，而是文学批评上也就起着不良的影响。……修辞上的夸饰是不能拘泥着看的。所以以意逆志的方法不能说有什么错误。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万章下》）这是更重要的更客观的研究方法。……孔子一样讲诗教，一样讲类推，一样知道文艺作品能起一定的教育作用……但因孔子思想还不偏于唯心观点，所以没有大流弊。而孟子则不然，凭主观的愿望，用主观的猜想，想把现实主义的文学曲解成为为王道服务的文学，这就不合事实了。不但如此，主观附会的缺点还会影响到论世知人的方法。
郭绍虞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中都注重对孟子以意逆志理论与方法所具主观臆测特性的批判。这种对主观臆测的批判贯穿整个20世纪。1984年，李泽厚、刘纲纪强调“不论世知人，不了解诗的作者的时代和思想、生平，所谓‘以意逆志’容易陷入主观臆断”。1987年，蔡钟翔、黄保真、成复旺所著《中国文学理论史》关注“所谓‘以意逆志’仍然有其弊病。这里的‘意’是说诗者的‘意’，而‘志’则是作诗者的‘志’，以说诗者的‘意’去逆作诗者的‘志’，就难免不带主观的成分”。“本来孟子并没有把‘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联系起来，但后人有鉴于‘以意逆志’容易流于主观臆测，就使二者互为补充，结合成更加完整的理论。”1993年，敏泽《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修订版也关注到把“以意逆志”的“意”解释为读者之意：“‘说《诗》者’的‘意’因‘说《诗》者’的不同而不同，这样评论作品就不会有客观标准，就难免会主观武断，牵强附会。”
从语义的角度看，现代论者把以意逆志命题理解为主观臆测，是与传统解释相似。“‘意’往往强调为一种玩味体悟、反复潜沉的心理体验活动。这从清人注杜书名可以佐证：浦起龙的《读杜心解》、王嗣奭的《杜臆》。此外，《杜臆原始》还明确将‘意’训为动词的‘臆’：‘臆者，意也。’作动词看待，‘意’就是意料、意想、揣测、体悟的心理活动；就是古人所谓臆解、心解。”但主观臆测的语义在新的观念背景中显示的是一个充满危险、缺乏价值的方法，它是追求客观的科学方法的对立面。这种论说呈现新的论题就是评说孟子，并在论说孟子的基础上认识以意逆志；其取掉了孟子圣人地位，也去掉以意逆志命题的经典法则意义。
同样是对以意逆志命题有效性的关注，现代论者限定其有效性与清人不同。现代论者批判主观臆测方法而形成的是在历史整体的视野中限定以意逆志命题。这种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在语义上诠释以意逆志是一种主观臆测，在对象上把以意逆志命题作为一种历史对象，在思想观念上批判孟子及其以意逆志命题与方法的主观臆测特质。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建构的是作为历史事件存在的孟子以意逆志命题。以意逆志命题作为一种与现代产生价值隔离的历史存在而被关注，其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是放在历史事件的基础上被审视的。因此，以意逆志被看作是孟子提出的一种具有主观臆测特质的方法，具有相对的有效性与历史局限性。中国文学批评史开始的这种认识，不同于赵岐、朱熹等论者把以意逆志命题作为经典法则、圣人格言。
历史观念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中以意逆志命题诠释的基础。在现代历史视野中历史与伦理的分离、观念与事实的分离，形成了“尤其危险的，是孟子歪曲了以意逆志的方法”新观点；产生了“孟子会说‘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但他自己是最不会‘论世’和‘逆志’的”新论说。把孟子与其命题分开，把其理论命题与具体实践分开，在新的历史观念中诠释孟子以意逆志命题。客观科学的方法既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建构以意逆志命题内涵的话语工具，又是评价以意逆志命题的价值标准，还是以意逆志命题的方法对立面。
整体上看，在孟子思想整体中与知人论世命题统一以限定以意逆志命题，清人凸现了以意逆志是知人论世之辅助方法。在历史观念整体中批判主观臆测方法以限定以意逆志命题，现代论者强调了孟子以意逆志为主观臆测之危险方式。
虽然顾镇与顾颉刚有着不同的知识背景与学术观念，但他们以孟子观念结构、思想整体或历史现象结构、历史事件整体的不同论域完成了对以意逆志命题的边界限定；其是传统经学与现代史学的不同学术框架中对传统以意逆志命题的整理与反思。
第二节 学术转向与文化转型中以意逆志诠释
整体上，关注以意逆志命题的有效性问题，以意逆志命题诠释呈现了以意逆志是知人论世之辅助方法到主观臆测之危险方式的不同诠释。为什么出现边界限定的诠释方式？同时又有不同限定方式生成不同诠释？这种边界限定的诠释方式产生与不同限定路向的选择，来源于学术转向与文化转型。清人的诠释与现代学者的研究，相对汉宋论者的诠释传统而言都是一种学术转向，但现代研究的学术转向还有着文化转型的历史语境变化。
一、学术转向与清代以意逆志诠释
在孟子思想整体中与知人论世命题统一以限定以意逆志命题，清人凸现了以意逆志是知人论世之辅助方法。其对以意逆志命题的这种理解，直接针对的就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代诠释内涵。
针对朱熹建构的以意逆志读书法，顾镇首先把以意逆志说诗之法与读书穷理之法区分开，强调“书曰：‘诗言志，歌永言。’而孟子之诏咸丘蒙曰：‘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后儒因谓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又谓少间推来推去，自然推出那道理。此论读书穷理之义则可耳，诗则当知其事实，而后志可见，志见而后得失可判也。”
在后世论者眼中，朱熹去序言《诗》使用的方法就是孟子以意逆志方法。“孟子曰：‘以意逆志，是为得之’。《集传》去序言诗，求诗人之志于千载之上；以意逆志之说也，本乎孟子者也。”但宋人强调的是“考亭以意逆志于千百世之下，大破汉儒之彀”。后有人提出：“不知朱子何为以己意逆料之于千百载之下，尽小序讲师训诂而废之。此予之所深惜而怅叹也。”清代更关注包括朱熹在内的“后儒”去序言《诗》“务为以意逆志之法，而伥伥于去圣千年之后，将何所据以论其世而知其人乎”。
因此，在反对宋人开创的去序言《诗》的背景中，清代论者形成了把宋代去序言《诗》的方式归纳为“以意逆志”；并在孟子思想整体中把“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统一起来，限定以意逆志命题的有效性。
虽然谱之失者数端而已，余固非有大失也。后儒病其阂隔，并序而弃之，务为以意逆志之法。而伥伥于去圣千年之后，将何所据以论其世而知其人乎。
朱子以《诗》求《诗》，是就《诗》之字面文意以得是《诗》之何为而作。正孟子以意逆志者。或问：“子何不有取其说且加正焉？”余曰：“以意逆志，须的知某诗出于何世与所作者何等人，方可施吾逆之之法。”
清代汉学的先驱阎若璩归纳朱熹去序言《诗》的以意逆志特征，以及强调知人论世前提下以意逆志有效性的论说，显示了清代论者理解以意逆志命题的基本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