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廷锴
“蔡廷锴向共产党人投降了。这是一种背叛，这种背叛行为应该受到谴责和制止，因为这为分裂主义者树起了一个很坏的榜样，而这种分裂主义者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是不少的。”
［转引自（苏）B·B·沃龙佐夫：《蒋介石之命运》，第114页］
〔蔡廷锴〕（1892—1968）字贤初。广东罗定人。广东国民政府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团长，次年升任师长。1930年任十九路军副总指挥兼十九军军长。次年率部参加中央苏区的第二、三次“围剿”。1932年1月率部在淞沪地区奋起抗击日军进攻。后被蒋介石调到福建重新“剿共”。由于对蒋卖国、内战政策不满，1933年联合李济深等发动反蒋抗日的“福建事变”，事败后去国外。1935年与李济深等在香港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大同盟。抗日战争时一度任第十六集团军总司令等职。1946年与李济深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8年1月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常委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人民政府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帝、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解读〕
1932年，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赞扬。然而，蒋介石却因十九路军积极抗日而大为不满。淞沪停战后，蒋介石为了控制、肢解十九路军，于5月份命令十九路军从上海调福建“围剿”红军。这之后，日本侵略者加紧进犯我热河地区，蔡廷锴请缨杀敌，蒋不予理会。蔡逐步认识到南京政府是抗日的障碍，要抗日就必须反蒋。蔡廷锴等人遂与红军取得联系，于1933年10月双方签订了《反日抗蒋初步协定》。之后，福建省政府及十九军根据该协定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行动之准备。
1933年11月20日，蔡廷锴和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在福州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在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上，蔡廷锴当选为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22日，在中央委员第一次会议上，又被委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23日，人民革命政府委员会第二次会次，任命蔡廷锴为人民革命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兼人民革命军十九路军总指挥。
“福建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立即调派十五个嫡系师，分兵三路，合围福建。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至1934年1月，成立不到两个月的人民革命政府就宣告解体了。
“福建事变”后，蒋介石对德国国防军首脑、时任南京政府军事总顾问的塞克特说：“蔡廷锴向共产党人投降了。这是一种背叛，这种背叛应受到谴责和制止，因为这为分裂主义者树立了一个很坏的榜样，而这种分裂主义在中国的北方和南方是不少的。”
胡适
“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
（《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第3265页）
〔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生于上海。早年赴美留学，获博士学位。新文化运动期间，利用刊物、讲坛提倡白话文。主张改良，反对马克思主义。1927年后，历任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大学委员会委员、中国公学校长、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行政院最高政治顾问、北京大学校长等职。1948年底去美国。1958年回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胡适文存》等。
〔解读〕
在中国，将西方自由思想和东方儒家意识结合得较好者，当首推胡适。
胡适幼时在家乡整整受了九年教育。九年的生活，给予他的却是些传统的东西。四书五经、民间文艺、诗词歌赋，差不多都是在故土学到的。那时的中国，正在悄悄地变化。但新学尚未广泛地滋生，旧学亦有很大的市场。因此，他打下了很好的古文功底。传统文化的系统训练，一直影响了他一生的治学生涯。
1906年夏，16岁的胡适到上海考入中国公学；1910年7月，以第55名的资格考上了庚子赔款第二批留美生。这个时期，尤其是留美的经历，西洋文化与中国固有文明碰撞的结果，在他那儿产生了思想的飞跃——青年胡适，开始背叛祖先的遗训了。1917年回国之后，他和鲁迅、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奏响了现代中国动人的乐章，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代旗手。
胡适主张“有用就是真理”，“拿出证据来”等资产阶级实用主义的观点，对以儒道为根基的中国文化团体进行审视和抨击。在新文化运动中，先是正式提出“文学革命”的口号，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白话文学”代替“古文学”，引起人们对文言文和封建文学的批评；1919年7月挑起“问题与主义”的论战；8月提出“整理周故”的口号；1921年6月又提出把孔丘的招牌“拿下来、捶碎、烧去”；11月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的论文中，提出了著名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治学方法……胡适一生都在讲演、著书、游说、议政，他的一生是轰轰烈烈的。他是“全盘西化”的始作俑者；他是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抨击者；他是攻击共产党和马列主义的激烈文人；他是不加入任何党派却又积极议政的人……60年代，在台湾对传统文化与旧势力发起攻击、主张全盘西化的李敖，喻其为“播种者”。
胡适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主张个性解放，欣赏西方生活，力主婚姻自由。但他却又是一个“发乎情，止于礼”的东方君子，从没有任何超越礼仪的行为。留美时曾和韦莲司女士谈过两年恋爱，两人情深意笃，海誓山盟。后又和陈衡哲女士交往，5个月内胡写了40余封信。可是均未成眷属，而是遵奉母命，与家乡女子江冬秀小姐成婚。在他功成名就、威望日隆之时，在他为婚姻自由而欢呼时，与由母亲包办的妻子终生相伴，从未做过一件对不起夫人的事情。甚至有的女士到胡家洒下爱的泪，有的为胡相思生病，胡不为所动。难怪他的好友说：“胡适博士的治学方法是西方的，做人方法是东方的。”
胡适吸收了后世文人身上最富有人性的因子，拥有正义感，热爱知识，明于礼节，对人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谈吐平直朴素，很少霸气。林语堂曾说：“适之为人好交，又善尽主谊。近来他米粮库的住宅在星期日早上总算公开了。无论谁，学生、共产青年、安福余孽、同乡商客、强盗乞丐都进得去，也都可满意归来。穷窘者，他肯解囊相助；猖狂者，他肯当而教训；求善者，他肯修书介绍；问学者，他肯指导门径；无聊不自量者，他也能随口谈谈几句俗语。”这种典型的“君子之风”，即便在新派学者中，也属罕见。
总之，他的生活方式，修养之道，无不带有旧儒的风范。
1963年胡适病故后，蒋介石送了这样一幅挽联：“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此联令人叫绝，反映出博士先生的思想和实践：他主张新思想，但对旧伦理妥协；崇拜西方文明，却又力行东方做人道德。
李敖
“先给党纪处分。”
（《蒋介石评传》，第687页）
〔李敖〕1933年4月生于哈尔滨。1949年随全家迁居台湾。毕业于台大历史系，后在东吴大学执教。李敖发表著作上百余种，以评论性文章最脍炙人口。其代表作有《胡适评传》与《蒋介石研究集》。被西方媒体捧为“中国近代最杰出的批评家”。
〔解读〕
台湾“方案”事发，《自由中国》被封闭之后，又冒出一个轰动一时的“文星事件”，该事件的主角就是李敖。
李敖自称是一个有“宗教狂热的人”，这种狂热包含着某种犬儒式的愤世嫉俗。他极度厌恶在传统伦理教育下滋生出来的好好先生、和事佬以及等而下之的好色之徒、巧宦、走狗、奴才、文警和小人。基于对传统和传统势力的厌恶，李敖决定“在环境允许的极限下，赤手空拳杵一杵老顽固们的驼背，让他们皱一下白眉，高一高血压。”
1961年，李敖的《老年人和棒子》一文在《文星》杂志刊出，引起全岛轰动，《文星》亦声誉大增，一跃成为台湾知识界最有影响的杂志，主编和肖孟能夫妇亦对李敖表示赞赏。很快，李敖的大量文字见之于《文星》，他大声呼喊全盘西化和自由主义，拉开了重塑胡适形象的序幕。他在批评胡适的保守主义，肯定其全盘西化思想的同时，提出超越胡适，并把抨击的矛头对准了传统文化和传统势力，这就引起了国民党政权的不安。
李敖以愤世嫉俗之笔抨击传统，嘲讽国民党“好谈道德和正统”，却“挂羊头，卖狗肉，而且狗肉也是当做羊肉贩给别人吃，自己吃美援”。李敖批判僵尸思想在台湾社会借尸还魂，政府空喊选贤任能，却无合理的投票法，喊“不必藏于己”却“囤积居奇的奸商比谁都多”。李敖从否定“传统”，继而发展到否定“道统”，并隐隐发出了“换马”的呼声。这对长期以来一直以中华民族传统和文化的继承者自居，自诩为中国“道统”和“正统”的象征的国民党政权来说，不啻为当头一炮。不仅如此，李敖还在文章中对台湾的党政要人和学者名流，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评，被李敖点名批评的人有：张其昀、陈立夫、陶希圣、胡秋原、任卓宣（叶青）、陈启天、郑学稼、钱穆、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毛子水、徐道邻、萨孟武等。这顿时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
胡秋原、郑学稼和任卓宣等人对李敖群起而攻之，并互相挖苦、嘲讽和对祖宗挖根。李敖抓住胡秋原当年曾参加反蒋的福建人民政府，之后又去苏联避难1年半，抗战时期撰写大量“亲苏”文字的历史经历大做文章，最后给胡扣上了一顶“亲共”的“红帽子”。李敖在攻击胡秋原的同时，又揭开了任卓宣、郑学稼曾为中共党员的老底。胡秋原也不甘示弱，以“立委”身份举行记者招待会，到法院以诬陷、诽谤罪控告李敖和《文星》，在指斥李敖“是西式太保”的同时，也给李敖查三代，提出李敖祖父曾在东北做“马匪”，其父曾在王克敏伪政权下任官的历史，给李敖扣上一顶“土匪后代”和“汉奸儿子”的帽子，更抓住李敖少年时代与中学教师严侨来往的旧事，称李敖是“匪谍嫌疑”。
双方争论闹到台北法院，胡秋原自恃“立委”身份，又有任卓宣、郑学稼等中老年知识分子为后援，毫不示弱。而李敖年轻气盛，既有青年知识分子的支持，又有《文星》肖氏父子撑腰（肖孟能父肖同兹也是“立委”，与台湾大资本家辜振甫关系密切，许多国民党要人系文星书店股东）。双方互相谩骂，互抛“红帽子”，互称对方为“匪谍”，吵得不可开交，这场官司也持续了十多年。
就这样，《文星》成为《自由中国》杂志以后，国民党当局的眼中钉。在国民党中常会上，有人向蒋介石报告《文星》闹事及应该严办的时候，蒋介石说：“把肖孟能、李敖先给党纪处分。”有人说：“但肖孟能、李敖不是党员。”蒋介石说：“肖孟能的父亲肖同兹是啊！要肖同兹负责！”
最后，国民党从维护“道统”出发，支持胡秋原等人，下令于1965年12月封闭了《文星》杂志，但李敖并没就此歇笔。这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1967年，台湾高等法院以“防害公务”罪对李敖提出公诉，“警备司令部”也开始软禁李敖。1971年，李敖以“涉嫌叛乱”罪被押到保安处，交军事法庭审判，被判刑10年。
这位深通史学的硬汉作家在法庭上始终一言不发，法官问他为什么不说话时，他终于说了一句：“耶稣受审时，他也没有说话。”
张一麐
“仲老年高德劭，不要轻信外面的谣言。”
（《民国人物传》第8卷，第164页）
〔张一麐〕（1867—1943）表字仲仁，初字峥角。江苏吴县人。晚清举人。早年参加保国会。武昌起义爆发后，历任江苏军政府民政司长、总统府秘书。“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积极投入爱国抗日运动。曾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3年10月病逝。著有《五十年来国事丛谈》、《现代兵事集》等。
〔解读〕
武昌起义后，张一麐就以名流身份致力于国内和平运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更是不顾年迈之躯，奔走于爱国抗日的宣传活动和民主运动之中，颇具传奇色彩。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张一麐创办了《斗报周刊》，自署“江东阿斗”，在其亲撰的发刊词中公然揭露“三不主义”：即“不抵抗、不签订丧权辱国之约、不压制舆论”，并且出席群众集会讲演，力主抗日救国。1932年1月28日淞沪抗战打响后，张一麐同李根源一起发起抗日治安会，动员苏州人民参加捐输钱款、棉衣、药品和救护抗日伤员，还亲自把大宗棉衣、药物和罐头食品运送到上海。在为吴县抗日团体书写的启事里，他痛斥了当局苟安的消极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