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秦时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当刑而王。”及壮，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当刑而王，几是乎？”人有闻者，共俳笑之。
（汉高祖）十一年，高后诛淮阴侯，布因心恐。夏，汉诛梁王彭越，醢之，盛其醢遍赐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猎，见醢，因大恐，阴令人部聚兵（1），候伺旁郡警急（2）。
布所幸姬疾，请就医，医家与中大夫贲赫对门，姬数如医家（3），贲赫自以为侍中，乃厚馈遗（4），从姬饮医家。姬侍王，从容语次，誉赫长者也。王怒曰：“汝安从知之？”具说状。王疑其与乱。赫恐，称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变事，乘传诣长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变，言布谋反有端（5），可先未发诛也。上读其书，语萧相国。相国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诬之。请击赫，使人微验淮南王。”淮南王布见赫以罪亡，上变，固已疑其言国阴事；汉使又来，颇有所验，遂族赫家，发兵反。反书闻，上乃赦贲赫，以为将军。
上召诸将问曰：“布反，为之奈何？”皆曰；“发兵击之，坑竖子耳。何能为乎！”汝阴侯滕公召故楚令尹问之。令尹曰：“是故当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贵之（6），南面而立万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杀彭越，前年杀韩信，此三人者，同功一体之人也。自疑祸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筹策之计（7），可问。”上乃召见问薛公。薛公对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于上计，山东非汉之有也；出于中计，胜败之数未可知也；出于下计，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谓上计？”令尹对曰：“东取吴，西取楚，并齐取鲁，传檄燕、赵，固守其所，山东非汉之有也。”“何谓中计？”“东取吴，西取楚，并韩取魏，据敖仓之粟，塞成皋之口，胜败之数未可知也。”“何谓下计？”“东取吴，西取下蔡，归重於越，身归长沙，陛下安枕而卧，汉无事矣。”上曰：“是计将安出？”令尹对曰：“出下计。”上曰：“何谓废上中计而出下计？”令尹曰：“布故丽山之徒也，自致万乘之主，此皆为身，不顾后为百姓万世虑者也，故曰出下计。”上曰：“善。”封薛公千户。乃立皇子长为淮南王。上遂发兵自将东击布。
布之初反，谓其将曰：“上老矣，厌兵，必不能来。使诸将，诸将独患淮阴、彭越，今皆已死，余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筹之，东击荆，荆王刘贾走死富陵。尽劫其兵，渡淮击楚。楚发兵与战徐、僮间，为三军，欲以相救为奇。或说楚将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诸侯战其地为散地。今别为三，彼败吾一军，余皆走，安能相救！”不听。布果破其一军，其二军散走。
遂西，与上兵遇蕲西，会甀。布兵精甚，上乃壁庸城（8），望布军置陈如项籍军，上恶之。与布相望见，遥谓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为帝耳。”上怒骂之，遂大战。布军败走，渡淮，数止战，不利，与百余人走江南。布故与番君婚，以故长沙哀王使人绐布（9），伪与亡，诱走越，故信而随之番阳。番阳人杀布兹乡民田舍，遂灭黥布。
【注释】
（1）部聚：部署，集结。
（2）候伺：侦探，侦察。
（3）如：往。
（4）馈遗：赠送。
（5）端：征兆，苗头。
（6）疏爵：分赐爵位。疏：分赐。贵：使动用法。
（7）筹策：计划谋策。
（8）壁：壁垒，这里是坚守不出战的意思，动词。
（9）绐（音代）：欺骗。
【译文】
黥布是六安人，原本姓英。在秦朝时还只是个布衣百姓。他年轻时，有人替他看相说：“在受刑之后会被封王赐爵。”等他壮年时，果然犯法受黥刑。他欣然而笑说：“有人看我的相，说是受刑之后能称王受爵，现在大概就是受刑的时候吧！”听到他说这些话的人都视他为俳优而嘲笑他。
（汉高祖）十一年，高后诛杀了淮阴侯，因此，英布内心十分恐惧。这年夏天，汉王诛杀了梁王彭越，并把他剁成了肉酱，又把肉酱装好分别赐给诸侯。送到淮南，淮南王正在打猎，看到肉酱，特别害怕，暗中使人部署，集结军队，侦察邻郡的情况。
英布宠幸的爱妾病了，请求治疗，恰巧医师的家和中大夫贲赫家住对门，爱妾多次去医师家治疗，贲赫认为自己是侍中，就送去了丰厚的礼物，随爱妾在医家饮酒。英布的爱妾侍奉淮南王时，安逸舒缓、不慌不忙地谈话之间，称赞贲赫是忠厚老实的人。淮南王生气地说：“你怎么知道的呢？”爱妾就把与贲赫相交往的情况全都告诉他。淮南王疑心她和贲赫有淫乱关系。贲赫惊惧，借口有病不去应班。淮南王更加恼怒了，就要逮捕贲赫。贲赫要告发英布叛变，就坐着驿车前往长安。英布派人追赶，没赶上。贲赫到了长安，上书告变，说英布有造反的迹象，可以在叛乱之前诛杀他。皇上看了他的报告，与萧相国商量，相国说：“英布不应该有这样的事，恐怕是因结有怨仇有人诬陷他。请把贲赫关押起来，派人暗中验证调查淮南王。”淮南王见贲赫畏罪潜逃，上书言变，本来已经怀疑他会说出自己暗中部署的情况，汉王的使臣又来了，有了相当的征兆，于是就杀死贲赫的全家，起兵造反。造反的消息传到长安，皇上就释放了贲赫，封他做了将军。
皇上召集将领们问道：“英布造反，对他怎么办？”将领们都说：“出兵打他，活埋了这小子，还能怎么办！”汝阴侯滕公召原楚国令尹问这事。令尹说：“他本来就当造反的。”滕公说：“皇上分割土地给他立他为王，分赐爵位让他显贵，面南听政立为万乘之主，他为什么反呢？”令尹说：“往年杀死彭越，前年杀死韩信，这三个人有同样的功劳，是结为一体的人，自然会怀疑祸患殃及本身，所以造反了。”滕公把这些话告诉皇上说：“我的门客原楚国令尹薛公，这个人很有韬略，可以问他。”于是皇上就召见了薛公。薛公回答说：“英布造反不值得奇怪。假使英布计出上策，崤山以东地区就不归汉王所有了；计出中策，谁胜谁败很难说了；计出下策，陛下就可以安枕无忧了。”皇上说：“什么是上策？”令尹回答说：“向东夺取吴国，向西夺取楚国，吞并齐国，占领鲁国，传一纸檄文，叫燕国、赵国固守他的本土，崤山以东地区就不再归汉王所有了。”皇上再问：“什么是中策？”令尹回答说：“向东攻占吴国，向西攻占楚国，吞并韩国占领魏国，占有敖仓的粮食，封锁成皋的要道，谁胜谁败就很难预料了。”皇上又问：“什么是下策？”令尹回答说：“向东夺取吴国，向西夺取下蔡，把辎重财宝迁到越国，自身跑到长沙，陛下就可以安枕无忧了，汉朝就没事了。”皇上说：“英布将会选择哪种计策？”令尹回答说：“选择下策。”皇上说：“他为什么放弃上策、中策而选择下策呢？”令尹说：“英布本是原先骊山的刑徒，自己奋力做到了万乘之主，这都是为了自身的富贵，而不顾及当今百姓，不为子孙后代考虑，所以说他选用下策。”皇上说：“说得好。”赐封薛公为千户侯。册封皇子刘长为淮南王。皇上就调动军队，亲自率领着向东攻打英布。
英布造反之初，对他的将领们说：“皇上老了，厌恶打仗了，一定不能够亲自带兵前来，派遣将领，将领中只害怕韩信、彭越，如今他们都死了，其余的将领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所以造反了。果真如薛公预料的，向东攻打荆国，荆王刘贾出逃，死在富陵。英布劫持了他所有的部队，渡过淮河攻打楚国。楚国调动军队在徐、僮之间和英布作战，楚国分兵三路，想采用相互救援的策略。有人劝告楚将说：“英布擅长用兵打仗，士兵们一向畏惧他。况且兵法上说：‘诸侯在自己的领地和敌人作战，一旦士卒危急，就会逃散。’如今兵分三路，他们只要战败我们其中的一路军队，其余的就都跑了，那怎么能互相救援呢！”楚将不听忠告。英布果然打败其中一路军队，其他两路军队都四散逃跑了。
英布的军队向西挺进，在蕲县以西的会甀和皇上的军队相遇。见英布的军队非常精锐，皇上就躲进庸城壁垒，坚守不出，见英布列阵一如项籍的军队，皇上非常厌恶他。和英布遥相望见，远远地对英布说：“何苦要造反呢？”英布说：“我想当皇帝啊！”皇上大怒，骂他，随即两军大战。英布的军队战败逃走，渡过淮河，几次停下来交战，都不顺利，和一百多人逃到长江以南。英布原来和番县令通婚，因此，长沙哀王派人诱骗英布，谎称和英布一同逃亡，诱骗他逃到南越，所以英布相信他，就随他到了番阳，番阳人在兹乡百姓的民宅里杀死了英布，终于灭掉了黥布。
【智解】
善战者求之于势
吕后诛韩信之后，淮南王英布起兵反汉。当时，将领们都主张立即发兵平叛。只有一位原来楚国的令尹薛公发表了不同的意见，并且准确地预测英布可能作出的战略决策只是一种不足为虑的下策。最后薛公断定，英布出身囚徒，目光短浅，实行下策确定无疑。后来战争的发展，完全如其所料。我们由此看出，三种不同的战略决策，构成三种不同的力量空间组合，从而形成三种不同的发“力”形态，英布没有采取上策，没有构成最佳的力量空间组合，没有形成最佳的战略上的势，所以英布反汉的结果是失败了。这实际上就涉及到了中国古代战略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势。
战略关注的“势”，就是把力量在特定的时空内灵活巧妙地组合起来，形成与最佳外在条件紧密联系的一种待发形态。就力量与时间的组合而言，“势”就是要把待发的力量安排在最佳的时机。
可以这样说，“势”已成为衡量战略运筹胜败的标志。从战略上讲，当对抗的一方已经失势，处于一种丧失了主动权的两难选择时，这一方已经失败了，他们在事实上被对方所摧毁只是个时间的问题了。英布反汉的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证。
既然“势”如此重要，那么“势”应作如何解释呢？
孙子曾专门对“势”作过解释。他说：“任势者，其战人也，如转木石。木石之性，安则静，危则动，方则止，圆则行。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孙子兵法·兵势》）按照孙子的意思，把一块圆石放在很高的山顶上，这就是“势”。他所讲的“势”，是指力量处在一种有利于发挥作用和增大作用的位罢上，这个位置与力量所处的外部条件有关。具体说，力量能否以最大的能量和从最佳的方向作用于目标，这与它在时空范围的态势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它周围各种制约条件有着密切的关系。“势”是指力量综合借助外在条件发生最佳作用时的一种外在形态。“形”是力量的外在表现，是指力量存在和调动时的状态。“势”与“形”有着密切的联系。“势”生于“形”，因“形”成“势”，“势”险而“形”强。“势”有时靠极不平衡的“形”来获得。“形”和“势”的关系，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国外的战例来理解，这就是著名的施利芬的“旋转门”作战计划。
施利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军队的总参谋长。他在1905年制订了一个作战计划。这个计划的中心内容是集中很大部分兵力，在四周至六周内迅速击败法国，切断英国与欧洲大陆的联系，然后调过头来对付俄国，争取在两三个月内赢得整个战争的胜利。“施利芬计划”规定，在东线对沙俄军队采取守势，只用9个师配合奥军进行防御。在西线集中78个师进攻法国。西线的左翼即阿尔萨斯——洛林地区只布置了8个师；其余的70个师则集中于右翼。战役发起后，左翼先与敌接触并顺势后撤，右翼则出其不意地通过中立国比利时和荷兰，越过未设防的法国北部，沿海岸线迅速推进，强渡塞纳河，经鲁昂北部折向东南，从西南和南面包抄围歼法军。整个计划像一扇旋转的门，当法军推开门的一侧时，其背后遭到门的另一侧的顺势重击。富勒在其《西洋世界军事史》一书中评论道：“左翼方面是预定最先与法军主力发生接触，并把它钉住；若是不可能的话，就向后撤退以引诱敌人向莱茵河前进。同时，右翼方面则通过比利时，从西南面绕过巴黎，然后再向东前进，一直打击在法军的背面上……为了使这一翼有足够强大兵力起见，他又决定正当此种巨大的轮转运动在进行之际，再从左翼方面抽调两个军来增援它。”（《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三卷，军事科学院，1981年，第197页）通过这个计划可以看出，施利芬是通过极不平衡的兵力部署来求得“旋转”之“势”的，一是法俄两线极不平衡的兵力部署，二是在对法军作战的西线上左右两翼的极不平衡的兵力部署。正是这种兵力部署不平衡的“旋转”之“势”为战争走向胜利开辟了捷径。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不能把战略上的“势”简单地理解为空间的视觉，而应理解为一种综合性的感知体验。“势”，除了态势、位势之外，还包括气势和因势，而后者则要用非视觉的感知去把握。
中国战略认为，“势”有“气势”、“地势”和“因势”。这种说法在《淮南子·兵略训》一书中可以看到：将领充满勇气而不把敌人放在眼里；士兵果敢而愿意去打仗；三军之众，百万之师，斗志高如云，气焰猛如狂风，声势威如雷霆，如果这种优势积累起来达到很高的程度，形成强大的威力加到敌人身上，这就叫气势。崎岖难行的山路，水陆交通要道，高山要塞，山势像龙蛇盘绕，像簦笠（一种古代防雨工具）蹲踞；羊肠一样的小路，狭窄曲折；鱼笼一样的关口，易进难出，只要一个人把守住狭隘的通道，就是一千人也不敢通过，这就叫地势。在敌方疲劳困倦、松懈倦怠、饥渴难奈、受寒中暑、摇摇欲仆、动荡不定的时候，我要乘机追打他，这就叫因势。
除了以上所说的“气势”、“地势”和“因势”之外，按照力量的对比，“势”还分为优势、劣势和均势。这是战略上十分重要的三个概念。其中优势与劣势的辩证关系主要体现在全局与局部上，体现在全局优势与局部优势的转化上。处于劣势一方的弱者，能够战胜处于优势一方的强者，关键在于把握这一转化。均势是指力量对比处于相互制约的一种态势，是一种相对稳定的态势。均势，有的是由两方面力量维持的，也有的是由多个方面力量维持的，由此便出现了“两极”或“多极”均势。主动调整“多极”，保持有利于自己的均势，更能够反映一名战略家是否具有高深的战略指导艺术。著名的赤壁之战即是变劣势为优势调整“多极”，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
赤壁之战前夕，曹操不战而得荆州，随即又袭占江陵，准备顺流而下，席卷江东。他致书孙权，说是已治水军八十万众，准备与孙权会猎于吴。孙权召集文武计议，长史张昭等人为曹操声势所吓倒，认为曹操挟天子以征四方，拒之不顺；曹操占领荆州，得荆州水军和战船，已和东吴共有长江天险，东吴已无险可恃。因此东吴只有投降一条路可走。鲁肃反对降曹，便劝孙权召周瑜回来商讨对策。周瑜为孙权分析说：“曹操托名汉相，实为汉贼；江东地方数千里，兵精用足，英雄乐业，正应该横行天下，岂可迎降？现在曹操北方尚未稳固，关西的马超、韩遂是他的后患；曹操北人，放弃陆战来与东吴进行水战，是舍长用短；加之时值隆冬，马无饲料，北人不习水土，必生疾病。这些都是用兵之忌，而曹操犯忌冒险东下，乃取败之道。”接着周瑜又向孙权分析曹军的具体兵力，指出曹操号称大军八十万，实则只有十五六万疲惫之师，收降荆州部队最多也不过七八万，而且人心不稳，因此人数虽多，并不足惧，只要有五万精兵即可以击破它。周瑜对形势的分析坚定了孙权抵抗的信心，一场千古闻名的以少胜多的战役，就这样爆发了。
打胜仗在度势的同时一定要与审时联系在一起考虑。这就是中国战略强调的“审时度势”。这就需要理解中国战略“时”的概念。“时”，指的是时机，它反映力量在组合、对抗过程中和各种制约力量的条件在变化过程中所出现的最有利的时间和机会。中国古人对“时”重视，并且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例如，范蠡曾说：“圣人随时而行，是谓守时。天时不作，弗为人客；人事不起，弗为之始。”商鞅曾说：“治国之道，皆随时而变。”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苏秦也对此有过深刻的阐述，他说：是以圣人从事，必藉于权而务兴于时。夫权藉者，万物之率也；而时势者，百事之长也。故无权藉，倍时势，而能成事者寡矣。成都武侯祠的对联写道：“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时则宽严皆失，后世治蜀应深思。”“时”是“势”在某一时间段里的展现。所以，只有“审时”，才能够“度势”。
所谓度势，就是对“势”进行认识分析并作出判断。战略上用“势”，驾驭“势”，首先必须度势。在中国战争史中，有许多高明战略家正确度势的实例。例如，韩信在接受刘邦的将印之后，正确度势，为处在危境的汉王筹划图国大略。韩信不是局限于楚汉两军实力的分析，而是综合了各方面的因素，尤其是人心向背的因素，进行全面深入的思考。他认为项羽本人缺乏战略头脑，只有匹夫之勇，不足为惧。并且项羽不知道用人，不能把良将派在适当的位置上。还有他的军队军纪极差，得不到民众的拥护。更为关键的是他没有把都城设在当时的政治中心关中，而是设在地处偏远的自己的家乡彭城，彭城的位置难以调集力量控制局势。这样，项羽虽称为“霸王”，但“失天下之心，故其强中有弱”。与此相比，刘邦知人善任，军纪严明，深得民心，是弱中有强。在此分析的基础上，韩信提出了战胜项羽的战略。
综上所述，从运用力量的战略角度上讲，运用力量达成战略目的，必须“有时”、“逢时”，审时度势。“势”，是中国战略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从一定意义上说，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着这个“势”字做文章。正如孙子所说：“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孙子兵法·兵势》）一位英国战略理论家利德尔·哈特也这样表述过：两军对垒，敌我交锋时与其说是寻求战斗获胜的方法，不如说是寻找一种有利的战略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