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将是战场上的主角，但往往是官场中的失败者。战场与官场之间遵循的原则不同，而他们却只懂得战场 的规则，对官场则懵懵懂懂，最终的结果，就是在政治问题上屡次栽跟头，甚至丢掉自己的性命。
韩信：有知人之明，无自知之明
成败萧何良狗烹
韩信之勇当不得一个“大”字，他本有机会摆脱尴尬的命运，终因犹疑和孤独而错失机会。这个当年有着极高天分的流浪儿能在战斗中成熟，却不能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态度坚定。是忠是反，是顺是逆，犹疑的他应该及早作出决断。
“秦王日凶慝，豪杰争共亡。信亦胡为者，剑歌从项梁。项羽不能用，脱身归汉王。道契君臣合，时来名位彰。北讨燕承命，东驱楚绝粮。斩龙堰潍水，擒豹夏阳。功成享天禄，建旗还南昌。千金答漂母，百钱酬下乡。吉凶成纠缠，倚伏难预详。弓藏狡兔尽，慷慨念心伤。”
唐代王以上述100字之《咏淮阴侯》精练地勾勒了韩信的生平与其所处的时代。
有所作为之前的韩信是个流浪儿，常从人寄食，“人多厌之者”，起点不高的他既不能被推举为官，又不会做买卖，只是寄人篱下，间或垂钓河边，这个很不合群的人曾遭到南昌亭长的戏弄，得到拍絮漂母的可怜和数落，甚至忍受淮阴无赖的侮辱。有远大理想的他“熟视之”，知道不能为此琐事毁了前途，否则一定会让对方立即知道他是“不可以被轻辱的”。
霸王欣赏高贵的勇士，项羽瞧不起韩信的出身，韩信在反秦战争中追随项羽，项羽只让他当郎中，显然没有重用，如嚼鸡肋的韩信因而投奔刘邦。刘邦是流氓出身，按说不比韩信强，但是当萧何推荐韩信时，刘邦不以为然，“如呼小儿耳”。萧何觉得不妥，他知道身份卑微而内心高贵的韩信是能做事情的，于是陈说利害，甚至还断言项羽和刘邦成败之关键在于对韩信的争取。刘邦便授其大将军印，给他数十万兵。
在楚汉战争的很多关键时刻，韩信都发挥了卓越的军事才能，刘邦在彭城兵败之后，韩信迅速率兵阻挡项羽的攻势，而当刘项相持于荥阳时，他率兵在项羽的侧翼发动攻势，击魏时先以疑兵佯渡临晋，主力出其不意地奔袭安邑，俘虏魏王豹，平定河东郡。随即进攻代、赵，以两千轻骑伺机偷袭赵营，又以主力万人背水为阵，后北上降伏燕国，均大获全胜。刘邦这时才颇有相见恨晚之感，韩信被拜为相国，刘邦对他言听计从，韩信方才找到成就感。
成就感固然来自本身的荣耀，同时也依靠周遭的认同，韩信在刘邦的阵营里并不合群，他不适应“丘八”的习气，将士们大粗糙的生活方式与他的高贵格格不入。刘邦同样不喜欢韩信的高贵，他本来就对王孙公子有成见，遇到韩信这种起点不高却有贵族气的人更加侧目。
韩信的狂傲让刘邦很不舒服，他自称将兵多多益善，称刘邦不擅将兵善于将臣。他大概具有双重人格，贵族瞧不起他，他亦不可能做出荒唐之举以自轻。如果仅仅是人生的孤独，那还只是审美的感受，糟糕的是他把这种状态延及政治之中。当韩信伸手要官时，就已经为未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
在打败项羽之后不久，韩信就被剥夺了兵权，被打发到江苏去做楚王了。理由顺理成章，因为韩信是楚人，楚人回楚，感觉一定很不错，这也就是韩信感觉还很良好的重要原因。
衣锦还乡的人感觉都很好，韩信找到当初施舍过他的漂母，用千金兑现了“吾必有以重报母”的承诺，找到曾戏弄过他的南昌亭长，宽容地教育了这位年老之人，甚至找到使他蒙受胯下之辱的无赖，往事如烟，他没有手起刀落，而是拿“弼马温”一类的官职令对方感激涕零，这样才能表露自己的境界，当年并不是因为害怕，只是不愿意跟无赖一般见识而已。楚王杀个无赖是没有什么趣味的。
凭他手中紧握的筹码，韩信有可能与刘邦和项羽三分天下，可他在关键的问题上犹豫不决。如果他一直辅佐刘邦，也会拥有一种卓然的命运，谁知在刘邦称帝之后，他有了谋反的念头，如果真的谋反倒也是条硬汉，可他仍然拿不定主意，终于有人举报他谋反，刘邦问诸将怎么办，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将那个狂妄的小子活埋。
刘邦还有顾虑，因为身边的将士比不上韩信手头的，发兵讨伐不如秘密逮捕。当刘邦“伪游云梦”“天子巡狩”路过楚境时，韩信觉得有点儿不对劲，这种感觉上的极度不舒服又让他陷入犹疑的境地。有人给他出馊主意，劝他提着投奔来的钟离昧将军的头见刘邦，韩信觉得有理。这件事干得很不厚道，出卖信任自己的朋友，有何高贵可言？只顾自保的他回到了发展的起点。
卖友之举没有取悦圣上，刘邦也看不起出卖朋友的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让楚王成了阶下囚。韩信成为“刀俎之肉”，刘邦并不着急杀他，经常让这位罪臣过来聊天，这种恩威并重的姿态蕴涵的内容很明确：你的性命在我的手上，那你就得老实；你的生路也不是没有，那你就得听话。可是韩信不以为然，常常称病不朝，还觉得与周勃、灌婴、樊哙等人同列是一种羞耻。这时他太没有自知之明了，让怨恨和不满表露出“不臣”的意味，到底有什么意义？
韩信不得不反，当时陈在边地举兵，韩信派人告知自己在京城作内应，谁知竟被部属举报了。吕后感到问题严重，派萧何通知韩信朝廷边地大捷，陈已被诛灭，列位臣工入宫庆贺，韩信想不到当年改变自己命运的恩人会设计陷害他，终于遭到逮捕，“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正如柏杨先生所说：“悲剧就发生在韩信并没有谋反之心，如果有的话就好了。”吕后不愿意给韩信机会，几乎没有片刻的犹豫，就将这位有功之将处死在长乐宫了。
明代于谦诗曰：“蹑足危机肇子房，将军不解避锋芒。功成自合归真主，守土何须乞假王。汉帝规模应豁达，蒯生筹策岂忠良。荒坟埋骨腰山路，驻马令人一叹伤！”韩信之死让刘邦“且喜且怜之”，此前他没有得到吕后禀报，即使得到禀报又能怎么样？回顾韩信的一生，可以说，他是一个“不彻底”的人。做英雄不彻底，所以一次次被刘邦侮辱；做忠臣不彻底，所以被吕后与萧何联合谋杀；做叛将不彻底，所以空顶了“谋反”的罪名而束手就擒；做朋友也不彻底，因此先出卖了钟离昧，后被恩人萧何出卖。如果他能够横下一条心，在英雄忠臣、叛将朋友这些角色中选定一个，凭他的智慧和韬略，恐怕刘邦不是他的对手，至少他也能与西汉王朝分庭抗礼。设若当真如此，他的结局可能就不会这样尴尬了。清代诗人张应宸曰：“垓下谁收逐鹿功，将军旗鼓失重瞳。但看徙楚酬漂母，岂忍乘危听蒯通。百战河山秋草外，千年祠庙夕阳中。可怜国士成弓狗，底用登台唱大风。”
人在社会中存在，要在理念之外找到理念延展的环境和其存在的合法价值，做笼中鸟还蠢蠢欲动，淮阴侯确实不算明智，直至“兔死狗烹”。在专制社会中，缺少智慧地膨胀独立人格不是好事，看轻别人的同时应该看清楚自己，军事从来都不独立于政治之外。
韩信不乏优点，忍让、尊敬师长、知恩图报、有容人之量，懂得爆发之前必要的酝酿……但欲成大事者，99%的优势都是成功的基础，1%的失误则可能导致全盘皆输，“行百里者半九十”，能够在此境遇中脱颖而出，乃至成为不倒翁者何其难？封建中国的成功者之人生甘苦与其才干、耐力可见一斑。
李广：很难封个官职的“飞将军”
龙城飞将何不在
李广的勇敢、决断和应变能力、忠信正直的磊落襟怀令人叹服，正直之举比暂时的得势更长远，多少万户侯已被淡忘，已被遗弃，已成粪土，而如李广这样的“难封”者往往能够名垂青史，化做后人的某种遗憾，以资决策用人的借鉴。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唐代诗人王昌龄这首诗比较写真，他看到汉初边境战争的特质，指出由自然和人文环境决定的战争异常艰苦和残酷。
君不见沙场征战苦，朝野危难时犹忆李将军，他的叹息已穿过写真的笔触而抵达“胡马度阴山”的事实。问题是龙城飞将为何不在，王昌龄没有作出分析说明，“冯唐易老，李广难封”，李广的“难封”不可能没有原因。
李广的先祖是秦国名将李信，因率军逐燕太子丹至辽东而闻名，家风几代传，李广和弟弟李蔡皆为侍郎、冲锋陷阵。
李广是神箭手，常伴皇帝左右，汉文帝曾对李广说：“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景帝即位后，李广曾以骁骑都尉之职随太尉周亚夫出征平叛，在昌邑夺得叛军军旗，立下显赫战功。
李广并非只有莽夫之勇，匈奴进攻上郡时，景帝派亲随至李广军中，亲随率几十骑卫士遭遇三名匈奴骑士，几十骑卫士全被射杀，亲随中箭逃回。李广率百名骑兵追击，射杀两人而生擒一人。当匈奴数千骑兵赶来，以为他们是汉军诱敌之兵，连忙抢占高地。
兵士上马欲逃，李广大声呵斥：“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必不敢击我。”事实确实如此，匈奴认为汉军有埋伏，遂引兵而去。
如此智勇双全，靠实力打硬仗，李广未得封赏，因其曾在七国之乱时接受梁王私授的将军印，为景帝所不乐。武帝即位后，很多大臣都认为李广应该得到重用，李广遂当上未央卫尉，但他的发展仍不顺利，此后率军出征雁门关，被成倍的匈奴军包围。李广因寡不敌众而受伤被俘，匈奴单于久仰其威名，令务必生擒之。
在押解途中，他飞身夺得敌兵马匹，射杀追骑无数而逃回到汉营。匈奴称其为“汉之飞将军”，可在汉武帝看来，李广无非是败将，遂将其贬为庶人。从此，李广隐居山野，感到虎落平阳的凄凉。后来敌人来犯太猛，武帝只好起用李广，其出场之势竟使匈奴数年不敢来犯。
很多故事都说他武艺超群。比如李广外出打猎，看见草中似虎的大石，一箭射去，近看时方知射中大石，那箭已经深深射入石中。将军神箭之下无有幸存，一箭穿石流传至今。
李广为人正直，得到赏赐与士兵共用，家里从来都没有余财。远离后方的长途奔袭，他们经常遭遇疾风暴雨般的仓促，众寡悬殊的孤军奋战成为常态，只要有士兵吃喝不足，李广不食一口。
配合张骞出征匈奴时，李广被匈奴左贤王骑兵包围，汉军的箭矢快用完了，李广令士兵引弓不发，以其大黄弓连射匈奴裨将多人，再次震慑敌人，当固定的判断笼罩人们的思维时，即使处于困境，也让人感到即将爆发进攻的可能。
李广的神勇常使敌人不敢妄动，直到汉军主力赶到，得以解出重围。这样的将军不可谓不卓越，但回朝的李广从未得到封赏，官职未超九卿，周围的亲友皆为侯爵，其弟李蔡名不出众、才不及人，却早早地被封为轻车将军、乐安侯，甚至一度为丞相。
李广郁郁不乐，曾与能算命者王朔言：“自汉击匈奴而广未尝不在其中，而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击胡军功取侯者数十人，而广不为后人，然无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岂吾相不当侯邪？且固命也？”其境遇果为命乎？
李广命运不济，李广何尝自认为如此，周围不乏文臣武将觉其不吉。在60多岁的时候，李广请求出征，担任前将军职，位居卫青部下，李广这时候大概有些老将派头，至少认为卫青应该尊重他的意见，“臣部为前将军，今大将军乃徙令臣出东道，且臣结发而与匈奴战，今乃一得当单于，臣愿居前，先死单于”。
得宠的卫青不以为然，他认为李广命运不好，与敌正面对阵可能不吉，何况其好友公孙敖此时在军中戴罪立功，卫青赐其良机，以其易李广！李广因而不听卫青之令，欲从东路出发以与右将军会合，谁知途中迷路，卫青为此责之，李广曰：“诸校尉无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
回营后，他望着多年来同生共死的部将，动情地慨叹道：“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
他受不了这样的羞辱，可以终生不被封侯，遭到种种误解，可在高贵的人格面前，他不会选择卑微，受人拥戴而使敌军闻之丧胆的一代名将就这样拔剑自刎，含冤地悲惨死去。
高适《燕歌行》描述了汉代武将的甘苦：“汉家烟尘在东北，汉将辞家破残贼。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金伐鼓下榆关，旌旆逶迤碣石间。校尉羽书飞瀚海，单于猎火照狼山。山川萧条极边土，胡骑凭陵杂风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大漠穷秋塞草腓，孤城落日斗兵稀。身当恩遇恒轻敌，力尽关山未解围。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边风飘那可度，绝域苍茫更何有。杀气三时作阵云，寒声一夜传刁斗。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
王维《老将行》诗曰：“卫青不败由天幸，李广无功缘数奇。”卫青只是不败，较之李广的勇武，徒劳而返罢了。
李广历经汉代三帝而忠贞不渝，其高贵而充满责任感的行为穿越历史，其精神力量及忠贞的处世方式已内化在中华民族的正直血液中而久不褪色。
李广之子命亦不济，长子、次子皆先于李广而逝，幺子李敢因父仇欲击卫青，终未成功，后为霍去病射杀，武帝断为“鹿触杀之”，长孙李陵亦命运多舛。有为之将不受隆恩，得势者或能预知圣意，或以其姐妹得宠于君王，即使稍有挫折，亦得逢龙颜大悦。
“冯唐易老，李广难封”，不得势者即使有佳绩，也往往被猜忌，因为龙颜不悦，再多的功绩又能如何？哪怕不顾年老亲赴前线，亦为主将所不容，落得引颈自刎的结局，封建王朝的历史大多如此。
关羽：义薄云天是自救还是自杀
义薄云天美髯公
良玉或有瑕疵，但以军事规模不足称道的刘备政权抗衡曹操政权，对峙孙权政权，没有忘我的大无畏精神行吗？当物质力量不够丰实的时候，精神力量是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的砝码。
数千年来配享儒释道三教香火者，大概唯关羽一人耳，从中可见中国民间文化对大“义”之士的高度重视。儒学是否为教近来引发争议，无论答案如何，尊崇儒学者大多重“义”，因而看重关羽义薄云天之举，赞誉者多矣；在“伽蓝殿”与“关帝庙”，关羽稳坐其中，今人亦因其为“武财神”而乞求“仓廪实”，红面的美髯公成为帮助人们消灾除难、丰衣足食的神。镇恶人，护良人，保佑人们实现追求理想生活的愿望。
获得如此威望，能力与义气缺一不可，关羽确实创造过很多“无敌”的壮举，比如过五关，斩六将，斩颜良，水淹七军，诛文丑，擒庞德，温酒斩华雄……这样的战绩哪怕有一个就足以荣耀一时，但关羽有很多，曹操不得不叹其“威震华夏，未逢对手”。
曹操何许人也？自己承认不是关羽的对手，这在其平生壮语中颇不多见。在曹操政权与刘备政权的对垒中，军事规模不无差异，在对刘备之战役中，曹操所获胜利多不足道，其中固然有诸葛亮神机妙算之能，在战场上纵横驰骋的众武将之功劳亦毋庸置疑。
关羽乃刘备政权武将之首，却也并非没有败绩，进攻曹操失败后曾被收编，因作为先锋破白马之围，被封为汉寿亭侯，可是关羽思念刘备，“我知道曹公对我很好，但我受刘将军的恩惠更深，曾发誓共生死，我不能背叛他”，遂封存曹操的赏赐去找刘备。此后跟随刘备投靠刘表，曾率几百艘战船南进夏口，并与刘备约定在江陵会合，赤壁之战大败曹操政权，放弃功名利禄而与刘备“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为的是什么？义！
当人们问“义”值多少钱的时候，其提问的思路是“图什么”？当没有什么可图的时候，问题的思路是“为什么”？与“图什么”比较起来，“为什么”的境界和品格是显而易见的。
今人多指责关羽孤傲。比如当诸葛瑾代表东吴索要荆州时，刘备和诸葛亮出于政治考虑，答应“分一半荆州还之”，但关羽却“持顽不肯”，赶走诸葛瑾，愤怒的孙权为此设计诱其赴宴以诛之，关羽以“藐视吴臣若小儿”的态度独往，尽管平安而返，但其间险象环生，着实令人后怕。孙权并不愿意与之为敌，又特意派诸葛瑾来求亲，以图并力破曹，关羽勃然大怒：“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弟之面，应斩汝首！再休多言！”当刘备重用马超时，关羽派儿子关平千里迢迢致书刘备，要与马超比高低，多亏诸葛亮委婉劝说：马超“不及美髯公之绝伦超群也”，加之“倘一入川，若荆州有失，罪莫大焉”，关羽才放弃最初的打算。当刘备封他做“五虎大将”时，关羽因与老将黄忠同列而大发脾气：“翼德吾弟也，孟起世代名家；子龙久随吾兄，即吾弟也；信与吾相并，可也。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执意不肯受印。
勇敢的关羽在征战中曾被流矢射中左臂，后来伤口虽然痊愈了，但在阴雨天常觉得痛。医生说这是因为箭头上有毒，毒素已渗入骨头里了，应割开伤口刮掉骨头上的毒素，于是关羽就让医生刮骨疗伤，当时他正和将领们一起喝酒，手臂上的血不断涌出来，流满了接血用的盘子，关羽却如往常一样。别的暂且不说，就这种精气神，哪一个批评者能试之？
关羽曾有过两次中箭经历，第一次是与庞德决战时，关羽对其不屑一顾而斥之：“天下英雄，闻吾之名，无不畏服；庞德竖子，何敢藐视吾耶！”说着便要去亲自迎战，关平觉得不可以“泰山之重”“与顽石争高下”，关羽执意要去，“吾不杀此人，何以雪恨？吾意已决，再勿多言！”与庞德争斗了50多个回合之后，关羽不顾防范地追击敌人，终于被对方射中左臂，好在中箭不深。第二次则是在水淹七军之后，已经杀了庞德的关羽志得意满，亲自到敌军北门喊话：“汝等鼠辈，不早来降，要等何时？”敌人见这位立马扬鞭的红脸将军丝毫不加防范，令五百弓箭手放箭，关羽右臂中箭落马。关羽中箭皆因为他者之举不光明磊落，关羽有英气无卑见，“虽有埋伏，吾何惧哉！”毫无惧意的他真是“向死而生”，其胆量气魄值得赞赏，这样的壮士有点儿脾气也是不足怪的。
支撑刘备政权以武力彰显于世，关羽竭尽毕生之力，当王甫提醒他吕蒙有吞并荆州之意时，他只建几个烽火台草草了事，他觉得东吴不敢夺荆州，不必过于防范。敌人在磨刀霍霍时，采取了很多蒙蔽关羽的手段，比如用陆逊取代吕蒙，关羽不禁大笑：“仲谋见识短浅，用此孺子为将！”当陆逊差人送来“书辞极其卑谨”的信和厚礼时，关羽“仰面大笑”，“撤荆州大半兵赴樊城听调”。
按照主帅意旨，守备的军士没有足够的警惕，吴军长驱直入时竟无人知晓。当荆州已经失守时，关羽以为有人传播谣言：“不足为虑”，“军士再言者斩之”，直至面对实际情况，才“怒气冲塞，疮口迸裂，昏绝于地”。
其处危难时，不该背叛的人背叛，应该救援的人装糊涂。傅士仁、糜芳驻屯失火，关羽要将之立即斩首，经人讲情之后，留待以后责罚，谁知二人背叛，身处逆境之时，很多将士在途中投奔东吴，当他被包围时，“军心尽变”，“关公止喝不住，部队只有三百余人”。兵败如山倒，“虽子牙复生，亦无计可施”。正巧在半路上遭遇糜芳和其旧仇刘封，“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关羽一世英勇，却终被卒所害。
使用180斤重的青龙偃月刀，骑与英雄般匹的嘶风赤兔马，与张飞齐称为“万人敌”，武圣人也，其子关平与父同在战斗中牺牲，肉身败亡之后，精神仍然无敌，蜀后主刘禅追封关羽为壮缪侯，其子关兴继承爵位。
关羽之为圣人，在其从无卑琐妄佞之举，毕生大义凛然。他在以猥琐的动作为技巧，以卑微的狡计为智慧，以同流的态度为尺度的封建社会，能矢志不渝地辅佐刘备创建大业，以骄人的英气确立不可欺的武人风采，成为数千年来中国民间崇奉的精神象征。较其毕生自然而然的英雄气，那种缺乏自信的“谦虚”终究只是伪装的小聪明，从来都不可能有无敌的境遇。
杨业：国难时的良将和忠臣
自古国难思良将
宋朝的军事实力较弱，弱不是因为缺少男子汉，而是当权者没有大鹏展翅的政治情怀。
将军是战斗中全部环节的导引者，在他们的视野中，战斗是那样令人神往。他们带领士兵在疆场浴血奋战，让勇敢和智谋在敌人闻风丧胆中光芒四射，其努力并非单纯的审美过程。将军的历史为后人所描绘，则极易产生文学色彩，审美超越历史的真实。
至今仍被传颂的“杨家将”，其话本确有原型，杨业为宋朝的名将，曾为扼守雁门关的代州刺史，其在北宋时出击契丹的事迹，是岳飞抗金的榜样。
这位名震千里的将军弱冠之年便入事北汉，担任侍卫亲军都虞侯，当时赵匡胤已建立宋朝，统一大局已定，杨业建议北汉皇帝“奉国归宋”， 遭反对，他深感北汉厚遇之恩，在北汉战败后仍与宋军苦战。宋太宗听说杨业是勇将，派人前去劝降，鉴于时局已定，北汉政权如过眼云烟，杨业哭后降宋，因“老于边事，洞晓边情”，被命与潘美共同担负防御契丹的重任。
杨业不负重托，他在契丹军出入要道连建6 个兵寨，当契丹10万军马来攻雁门时，杨业用堵截和奇袭方式大败契丹军，此后敌兵每见“杨”字大旗，都吓得心惊胆战而不战自退，杨业因而被称为“杨无敌”， 驻守雁门关8年之久，契丹军始终不敢侵入。
显赫的战功使心胸狭窄的同僚妒火中烧，不乏诋毁杨业的密奏。宋太宗把谤书封好后交给他，此举还算坦诚，将领得到皇帝如此信任也算不易，杨业报国之志日炽。
为彻底消除契丹的骚扰，宋太宗决定进攻契丹，颁诏分兵三路北伐，西路由潘美、杨业统率，三路大军中只有西路出师两月战果累累，由于其他两路守军溃败，他们孤军少援。契丹见状调集精锐兵力，全力向西路军占领的寰州压来，朝廷命潘、杨率军护送四州百姓迁回代州。
在此危急时刻，杨业提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派人密告云、朔州守将，等宋军北上时，令云州民众先出，宋军到达应州时，契丹必定派兵迎战，这时命朔州民众出城，另派千名弓箭手守谷口。
正确的建议只有经过落实才能奏效，在这次出征中，潘美是主将，杨业的建议遭到潘美反对，“有几万精兵为何胆怯？应当直接出雁门关北上抗敌！”杨业觉得这样注定失败，将领王阴险地说：“你不是号称‘杨无敌’吗，为何不敢与敌人交锋，难道有不可告人的打算？”
不睦的战友恰似敌人的朋友，杨业只好遵命攻打寰州，出发时流泪对潘美说：“这次出兵必定失利，北汉降将蒙皇上大恩，我愿以死报国。”他指着陈家谷说：“你们务必在两翼布置强有力的弓箭手，我转战到这里，你们就出兵夹击，不然我们将全军覆没。”结果如其所料，杨业因寡不敌众退到陈家谷，但潘美没有按前议行动，他早已率军离开谷口，立志精忠报国的杨业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被俘，最后不屈绝食而死，其子杨七郎也在这次战斗中牺牲。
宋朝闻讯对潘美降职查办，话本的故事不仅谴责潘美，歌颂杨业的英勇不屈，更多地描绘了杨业身后的英雄气节，除七郎延玉战死沙场之外，杨业另有六子，延朗、延浦、延训、延瑰、延贵和延彬皆精忠为国，六郎延朗后改名延昭，智勇善战、号令严明，这个被杨业认为最像自己的孩子长大成人之后，与契丹军激战泰然自若，在杨业牺牲后，守卫北方20多年，屡败契丹军队。
“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金沙滩、天门阵、七郎八虎、杨门女将的故事一直在民间传诵，甚至胜过汉唐威武的大漠长征，传扬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绵绵不断的赤子之情。
杨家将之所以能超越时光而得到传诵、热爱和崇敬，在人们心中树起丰碑，原因就在于这种精神体现了人们反抗侵略和追求和平的美好愿望。正是有了这种寄托，杨业战死后，六郎能继承遗志；男将牺牲之后，佘太君等女将能继承遗志；主人战死了，杨排风等丫环也能继承遗志。
自古“国难思良将”，“中原”、“异域”皆知“慰忠魂”，古之英雄威信、美名今犹在，尽管小说、话本中的故事很多已不可考，如穆桂英、杨怀玉、杨志、杨再兴、杨铁心，但基本的社会背景与价值理念符合当时的历史。
宋朝的军事实力较弱，弱不是因为缺少男子汉，而是当权者没有大鹏展翅的政治情怀。与杨家将大约同时的薛家将、呼家将亦闪耀璀璨的光芒，杨延昭之子文广也是宋代边防名将，曾在边境做镇守将军，防止西夏对中原的骚扰，发扬了“忠心报国”的优良家风。“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他们的追求升华为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鼓舞后世励精图治、振兴中华。
“杨家将”的故事之所以闻名，因为其情节曲折动人，记住令人难过的事情是为了让悲剧不再重演。
京剧《李陵碑》这样唱道：“叹杨家秉忠心大宋扶保，到如今只落得兵败荒郊。恨北国萧银宗打来战表，要想夺我主爷锦绣龙朝。贼潘洪在金殿帅印挂了，我父子倒做了马前军曹。金沙滩双龙会一阵败了，只杀得血成河鬼哭神号。我的大郎儿替宋王把忠尽了，二郎儿短箭下命赴阴曹，杨三郎被马踏尸首不晓，四八郎失番邦无有下梢，杨五郎在五台学禅修道，七郎儿被潘洪箭射花标，只落得杨延昭随我征剿，可怜他尽得忠又尽孝。血染沙场、马不停蹄为国辛劳，可怜我八个子把四子丧了，把四子丧了，我的儿啊！可怜我一家人无有下梢……”
以死报国的杨业因历史局限而被染上悲剧色调，但杨家将的群体力量证明，历史因为他们而生动，想起来似乎十分遥远，看起来很是亲近。
超越历史的疆域划分，杨家将的精神贵在爱国，爱国主义精神至今值得提倡。诚如毛泽东所说：“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这种气概是历史的产物，杨业及其子孙的历史是用爱国主义精神写就的，这种精神超越历史、超越国界、超越种族。
法国作家大仲马说，“为祖国而死，那是最美的命运啊！”杨家将前赴后继的历史没有多少审美意义，其高贵在于阐扬了伟大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在深切批判国民性的鲁迅先生看来至为可贵，“中国惟有国魂是最可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人才真有进步”。其实，从蛮荒时代逐步走向繁荣的中国的历史对爱国主义的书写从两个层面展开，一则单纯的赤子之情，二则在与奸佞的抗衡中体现的大爱情怀，前者固然高尚，后者尤为可贵。
岳飞：“岳家军”敌不过“莫须有”
弦断之音有谁听
坚守原则，不同的原则决定不同的境界，境界对形成坚守信念的态度也有影响作用。“奸”可能一度使“忠”者灰心丧气，但不是历史的最后认定。这位冤死的将领在宋宁宗时被追封为鄂王，那时秦桧等人已经在民间的唾骂声中长跪不起了。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英雄岳飞的名字穿越时光的河流，具有一种民族凝聚力，在中华大地之上传唱。
出于对岳飞精神的敬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死”、“冻死不拆屋，饿死不掳掠”、“尽忠报国”、“廉洁奉公”、“待一万人如待一人”等精神构成民族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出身农家的南宋抗金名将岳飞走的是尽忠朝廷的道路。当朝廷的理念与实施的脚步发生矛盾的时候，他无奈地成为政治的牺牲品。
武穆将军的人生极不平坦，北宋末年投军，因作战勇敢被提升为秉义郎。钦宗降金之前，徽宗传位于钦宗，二帝皆被虏北上，及至康王赵构即位南京之后，岳飞因为上书指责黄潜善、汪伯彦等官员，反对南迁而遭革职。
宋高宗后来奔往杭州，金军焚扬州城，岳飞在开封之南薰门外破叛将王善部队，时值金国王子兀渡江南进，岳飞率部退于广德，在常州和镇江大败金兵，收复建康，因功迁同泰镇抚使兼知泰州。高宗授其“精忠岳飞”锦旗，岳飞此后大破金傀儡伪齐军，收复了襄阳等六郡，镇压杨幺起义，联络太行义军，直至官拜太尉。
太尉之职可谓举足轻重，他曾与高宗在建康府纵论收复山河大计。高宗起初主战，但很快就成了主和派，明代文明的《满江红·拂拭残碑》道出缘由：“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成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辜，堪恨又堪悲，风波狱。 岂不念，疆折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主和之咎在高宗，贪恋帝位是其中重要原因，区区秦桧只是投其所好而已。
高宗在位期间，南宋国力鼎盛，大有与金人对抗的能力，为何自毁长城？“只怕中原复”！高宗觉得秦桧合自己口味：“众卿不必猜忌，秦桧比谁都忠。朕得此人乐得夜不能寐。”他任命秦桧为礼部尚书，随后掌握了军政大权。岳飞愤而去职，上庐山东林寺，后因为皇命重返鄂州。
宋将郦琼降刘豫之后，岳飞进驻江州，赴建康朝见，建议确立皇储，但高宗最关心的是议和，武穆将军非常失望。
岳词曰：“昨夜寒蛩不住鸣，惊回千里梦。已三更，起来独自绕阶行。人悄悄，帘外月胧明。 白首为功名，旧山松竹老，阻归程。欲将心事付瑶琴，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岳飞曾愤然面斥秦桧：“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相臣谋国不臧，恐贻后世讥。”但高宗顾不上后世怎么看，迎回徽钦二帝的主张让他产生极度的反感，他期望岳飞在报国的同时考虑他这个不怎么正牌的皇帝的处境。
为了平息岳飞的情绪，宋高宗宣布宋金议和，授予岳飞一品开府仪同三司，岳飞欲辞官而未被允。金国后来弃盟约南侵，复取陕西、河南等地，岳飞开始第三次北伐，取得郾城、颍昌之捷，收复蔡、陈、郑州及西京等地，打算乘胜进军朱仙镇，两河义军纷纷拥护，他以“直抵黄龙府”为号，不止一次地直抒襟怀，“直捣向燕幽”，“归来报明主，恢复旧神州”，他主张收复全部失地，而其治军之严连敌军都感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正待渡河之际，壮怀激烈的岳飞突然接到高宗和秦桧的12道金牌，只好奉诏班师，收复之地皆失，途中作千古传诵之《满江红·怒发冲冠》。当时附近百姓聚集街头，拦住岳飞而哭着说：“我们运粮草迎接官军，这是金人都知道的事，如今只有死路一条了。”
岳飞流泪叫兵士拿出诏书：“朝廷下了金牌，岳飞不能擅自做主啊！”他为此宣布暂缓五天撤兵，让愿意跟随者成群随军南迁，后来这些百姓被安置在南方。
他一生打了三次大仗，成果辉煌，最后竟涕泪横流扼腕叹曰：“十年之力，废于一旦！”他从前线归来，却没有报明主，因为没有遇到，恢复旧神州遂不可能。赴临安朝见的岳飞再次辞职，没有得到批准，并被解除兵权，不久被秦桧罗织罪名投入大狱，并以“莫须有”的罪名被杀害，时年39岁。
讲求原则，不同的原则决定不同的境界，境界对形成坚守信念的态度也有影响作用。“奸”可能一度使“忠”者灰心丧气，但不是历史的最后认定。人皆以秦桧为大奸，秦桧难道不忠于高宗吗？
“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岳飞不忠于讲和之策，其“忠”纯正如春风化雨，滋润出自然而然的正气，这样的忠正之忠不仅是对君的忠，更是对民的忠，这样的忠是大忠，秦桧的小忠较之大忠则为“奸”，“奸”的得逞从来都只是过眼云烟。
《新唐书》载不畏强权的徐有功所言：我就是山林中的走鹿，终不免会“命系庖厨”。毛泽东读到此处曾批注：“‘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岳飞使正义精神得以传承的努力还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其诗文表达了年轻英雄在社会动荡中所持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克敌报国的志气，“其中心之所蕴，谋略之所施，往往见于表奏、题跋、吟咏之间。”
不是一般的舞文弄墨和附庸风雅，而倾注了对故国山河的无限热爱和怀念，其就艺术水准而言达到历代名将的最高层次。值得欣慰的是，这位冤死的将领在宋宁宗时被追封为鄂王，那时秦桧等人已经在民间的唾骂声中长跪不起了。
戚继光：武将的生存悖论
数年百战终局惨
文官的社会地位在明朝上升到封建历史的最高点，武官的社会地位到达最低点，军事的衰败尽人皆知。高明的将军能看到战后态势，不至于在未来发展中遭遇迷失的苦楚，在这个意义上，戚继光还算不上高明，此为其人生之憾事。
生命是封建王朝的将领在赌场中的筹码，必要时可以孤注一掷，这同文官的中庸之道差异分明。
奇怪的是，文官地位最高的明代，恰恰是边疆防卫和军事最差的时代。边境经常遭俺答汗入侵，掳走大量的人、财、物，边防上的无能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戚继光赴浙江就任时，东南沿海经倭寇蹂躏，数十海寇杀人越货，把悲观和惶惑带给明朝市民，南京12万驻军对几千名倭寇毫无对策。
倭寇之所以能“战无不胜”，主要在于其战术优势和武器精良，刀光“上下四方尽白，不见其人”，“倭竹弓长八尺，以弓蹈其，立而发矢……链宽二寸……近身而发，无不中者”，标枪“不露竿，突忽而掷，故不测”。战术在于互相照顾，协同的信号是海螺声。总督胡宗宪见其阵势在败退中落水险些淹死，倭寇之猛如此，普通百姓当然恐惧。
这种世界战争史上罕见的情况让戚继光颇感意外。为了一改此前的状况，他有条不紊地实施建军方案，明确官兵职责，统一武器规格，以铁的军法端正军队作风。
“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诗言志，戚继光的努力确实有明显的效果，“戚家军”令敌闻风丧胆，这种很有个人色彩的武装让文官担忧，这种担忧和他们对倭寇的担忧差不多，于是猛烈弹劾戚继光。明朝军事体制的弱点太多，文官将军队改造的计划束之高阁。长此以往，再说东南海防固若金汤就是笑言了，改革势在必行。
出身名门的戚继光不乏祖风。先祖为春秋时卫国大夫，始祖戚详曾追随朱元璋征战，其子戚斌世袭登州卫指挥佥事，四世祖戚“倜傥有侠节，能文章，诗赋骈丽有唐风”，曾祖戚谏弱冠时能独搏一虎，戚继光的父亲戚景通承袭世职，“赋性刚毅好学，居官有守，以孝廉闻，尝提兵破刘贼及青州贼李琪等，屡立战功”。
戚继光为其父庶夫人王氏之子，他10岁的时候，父母皆已去世，戚景通正室张夫人“静庄仁慧，孝谨出于天性，事姑尽恭，暮年不懈。侍大父巾栉翼雅，相对如宾。虽数随任，而于衣服、簪珥之饰一无所蓄，更有木、小星之风”，对戚继光“慈爱甚于己出”。可以说，出身兵家的戚继光颇有少年不怕猛虎之英气，在明朝将领中独树一帜。“余数年百战，但见诸贼据高临险，坐待我师，只至日暮，乘我惰气冲出；或于收兵错杂，乘而追之。又能用乘锐气，盛以初锋。又其盔上饰以金银牛角之状，五色长丝，类如神鬼，以骇士气。多执明镜，善磨刀枪，日中闪闪，以夺士目。故我兵持久，便为所怯。”戚继光这番话说得到位。
他用中国外行军人对付日本职业军人，对士兵作道德上的劝说：“你们当兵之日，虽刮风下雨，袖手高坐，也少不得你一日三分的军饷。这银两分毫都是官府征派地方百姓办纳来的。你在家哪个不是耕种的百姓？你思量在家种田时办纳的苦楚艰难，即当思今日银饷之容易。又不用你耕种担作，养了一年，不过望你一二阵杀胜。你不肯杀贼保障他，养你何用？就是军法漏网，天也假手于人杀你！”
纪律是作战胜利的保证，戚继光次子就因违犯军法而被处死，这种不近人情造就了坚强的部队，但一扫苟且拖沓的办事作风何其难？
戚继光只知脚踏实地，以精兵利械拒敌于国门之外，戚家军攻坚、解围、迎战、追击，从未被倭寇击溃，其卓越的指挥才能是胜利的重要因素，倭寇称之为“戚老虎”。
其《过文登营》诗曰：“冉冉双幡度海涯，晓烟低护野人家。谁将春色来残堞，独有天风送短茄。水落尚存秦代石，潮来不见汉时槎。遥知百国微茫外，未敢忘危负岁华。”
不乏报国之志的戚继光此后被任命为福建总兵，队伍的素质过硬同朝廷军备落后产生矛盾，具体作战环境几乎不能让他制定整体的战略方针，他只能以雷霆万钧之力突击对方的组织重点，多次的胜利证明他还算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政治和军事。
戚继光之倒霉，因为和张居正关系密切，以至于不能得到万历的原谅。
张居正入阁之初即重整军备，他通过采用私人函件授意亲信上书的方式左右朝廷，为难戚继光的文官都被张居正不动声色地调走，张居正警告戚继光不要居功自傲，“北人积愤于南兵久矣”，“多方罗致，务在挫辱之”，“务从谦抑，毋自启侮”。此乃金玉良言。
张居正的关照使戚继光感恩戴德，他用重金购买美女“千金姬”献给恩人，其弟亦馈送厚礼，礼物的贵重有史记载。得到张居正的支持，戚继光的抱负逐渐得以施展，可谓一路绿灯，时人谓之“足称振古之名将，无愧万里之长城”。问题是投靠权贵终有到头的时候，张居正死后身败名裂，文官认定戚继光为其同类，“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当清算张居正达到最高潮之时，戚继光的精神已经极度郁闷，万历干脆把他革职了。
被朝廷斥退后，戚继光一无所有，妻王氏“囊括其所蓄，辇而归诸王”，他的结局极度凄凉。戚继光的去世没有被记入官府档案，因为这是东厂秘密警察的“科研成果”，得知真相者寥寥无几。
戚继光的悲剧具有历史意义，与明朝的社会体制不无关联，深层原因在于武将和文官不能相容，文官讨厌战争，期望能保持各方面的平衡，认为暴力是文明的失败，把外族的侵略和市民的暴动看成是后果一致的事情，这个观念牢不可破。
武将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气质，他们猛烈打击敌人，从不犹豫。在军事乏力的明王朝，并不缺乏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缺乏的是朝廷不被内部武装势力摧毁的可靠保证，俞大猷、卢镗、汤克宽等将领被拘禁、遭革职、受参劾，都与文官势力强硬有关。
“四瓜犹畏摘，两瓜更何如？一摘瓜分半，再摘蔓且除。家家有南亩，毋使妇人锄。”戚继光这首写于21岁的《黄台吟》喻指妻妾之间的关系问题，倒也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明朝文臣武将的生存状况。明朝的武将有些不乏文采，终为文官所不容，若要得到官僚集团的认可，投靠有实权的文官或许也为一条捷径，但任何事情都要观其两面，靠山失势之后，投靠者大多成为丧家之犬，在这个意义上，戚继光可谓生不逢时。
纵观戚继光的一生，其成功在于善于调和各种矛盾，失败在于其充满矛盾，他的不幸因为其打破了文官渴望的平衡，代价是结局孤冷，在贫病交迫中死去。如今，位于烟台的戚继光纪念馆坐北朝南，气势不同凡响，这是后人对这位明朝名将的肯定，与当时的情景不可同日而语，戚继光墓志铭中“将星殒矣”句无限凄怆。
袁崇焕：死于历史的黑暗里
东江千古英雄梦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在五种标准中，“智”居首位。袁崇焕可谓有勇有谋，但终归缺乏大智慧，没有足够的审时度势的能力。袁崇焕的很多建议极有远见，只是在晚明王朝，腐败和愚昧让他感到苦不堪言。
在花团锦簇的时候，很少有人考虑退路，因为他们要谋划将来更加花团锦簇。可事情有时并非如此，当出人意料的情况突然袭来，“长使英雄泪满襟”，很多古代将军的结局可为此佐证，比如明末名将袁崇焕。
袁崇焕大概天生适合做将军，他年少时就富有胆略，“短小精悍，形如小猱，而性极躁暴”，有志于处理边疆事务，但他不是莽夫，应该还算是很有文化的人，曾是万历年间的进士，文武全才是也。
其能力引起御史侯恂的注意，及时举荐他做兵部主事，当王化贞将军败归之时，晚明朝廷惊慌失措，谣言使得京城人心惶惶，这是袁崇焕施展才华的开始。他只身骑马到山海关考察军情，向上司报告调查结果：“只要有兵马粮饷，一人足以守住山海关。”如此豪言壮语，对惊惶不安的明朝无疑是难得的安慰剂，袁崇焕遂被擢升为兵备佥事，成为辽东经略王在晋的部属。他建议王在晋在宁远筑城驻守，理由是山海关涉及外围屏障，若作为防守重地，将失去后路。
大学士孙承宗后来替代了王在晋，他支持袁崇焕，此事得以实行。袁崇焕规定建筑规格：“（城墙）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宁远从此成为抵御进攻的根据地，明朝的边防力量得到明显增强，此后防线还向北推进几百里，收复部分失地，袁崇焕因此连升三级。
时值“九千岁”魏忠贤专权，孙承宗没有讨好这位“九千岁”的意思，魏忠贤觉得让他久立军功不是好事，遂派亲信高第取而代之。无所专长的高第不愿驻守宁远，令袁崇焕立即撤退，袁崇焕不加理睬，高第无可奈何，只好将锦州等地兵马撤到山海关，宁远几乎成为伫立在旷野寒风中的孤城。
明末诸如此类的腐败给努尔哈赤以极好的机会，他亲自率大军进攻宁远，高第则幸灾乐祸地坐看袁崇焕及宁远覆亡。
面对后金铁蹄，袁崇焕丝毫没有怯意，他凭借1万名守兵和一座孤城同后金展开宁远大战，努尔哈赤派人劝降：“我以三十万人来攻，此城破之必矣。”袁崇焕则义正词严：“来兵称三十万，虚也，约有十三万。吾修治宁远，决守以死，岂肯降耳。”
镇静是袁崇焕的过人之处，他披盔甲和战士同抗敌军，终使对方撤退而去。获胜的他派人致信努尔哈赤，言语间有大将风度，“老将纵横数十年，无有不胜，今败于小事之手，恐是天意！”回赠马匹的努尔哈赤也以礼待之：“以期再战。”
直至努尔哈赤去世，宁远城仍然傲视辽东，皇太极即位后转而攻打朝鲜。袁崇焕以双方都需要调整军备为由与之和谈，皇太极在这段时间使朝鲜投降，袁崇焕得以练兵马、修城池，皇太极非常清楚，不加紧攻打宁远，此城难以攻破，因而选择“以战求和”。袁崇焕有力迎战，连连失败的皇太极不得不撤回沈阳。后金对袁崇焕的重视远远超过明廷，由于“宁远大捷”和“宁锦大捷”都没有让魏忠贤得益，袁崇焕没有得到朝廷重赏。
及至崇祯皇帝即位，袁崇焕才得到赏识，他提出很多具体建议：“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和为旁著；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
崇祯觉得有理，赐他一柄上方宝剑。但这时宁远已发生兵变，因为中央财政困难，兵士粮饷一直空缺，袁崇焕建议崇祯拿出一部分皇宫的钱。崇祯听后非常愤怒，此举为袁崇焕后来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除了建议皇帝拿皇宫的钱资助边疆，不怕为君者忌而触怒天颜，还用上方宝剑斩杀了皮岛守将毛文龙。
毛文龙贪污不法，甚至与皇太极相约“尔取山海关，我取山东”，其罪当诛，但毕竟是魏忠贤的干儿子，袁崇焕侍奉的晚明王朝缺乏秉公执法的基本条件。
《国榷》卷九十载，“戊午，督师袁崇焕杀平辽将军总兵官左都督毛文龙于双岛。崇焕自出都门，至宁远，专主款。初，崇焕于宁远捷报后，即令番僧往唁奴虏，意议和，会罢归，未就。再出，无以塞五年平胡之命，声言折冲，虑毛文龙泄其计，是身入岛诱文龙至……命水营都司赵可怀以尚方剑斩之。”“建虏以扼其背，甚忌之。阴通款崇焕，求杀文龙。而崇焕中其计不觉也，惜哉。”这种说法代表了晚明史家对袁崇焕杀毛文龙的看法。
崇祯觉得在外之将诛杀边疆守将的动机不纯，某种不信任的感觉笼罩在了这位亡明之君的心头。
袁崇焕的作战计划被频频打破，他不愿看到守城遭破，崇祯却认为他打算篡位。
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率兵攻陷遵化，晚明朝廷慌了，袁崇焕得令回京勤王，并承诺“必不令敌越蓟西”，但当袁崇焕赶到北京时，皇太极已到达京城四天。佞臣挑起谣言，说清兵是袁崇焕引来的，封建中国的老百姓大多分不清真假，纷纷朝袁崇焕的士兵头上扔石头，这样的境遇使袁崇焕苦不堪言。
皇太极把握军机，用离间计使崇祯皇帝将袁崇焕逮捕入狱，罪名是通敌谋反。朝野一时震惊，孙承宗诗曰：“东江千古英雄梦，泪洒黄龙半不平。”好在其部属奋力抵御皇太极的进攻，晚明王朝才不至于立即溃亡。
在朝野短暂的安宁中，礼部尚书温体仁伪造证据，证明袁崇焕图谋不轨。一度令敌人恐慌的名将惨遭凌迟，当时北京菜市口人山人海，据说吃到袁崇焕的肉，不仅能治疗胆怯的毛病，还能证明自己是真正的炎黄子孙。袁崇焕的肉价格很高，一钱银子一片。
鲁迅先生说过，“英雄的血，始终是无味的国土里的人生的盐，而且大抵是给闲人们做生活的盐，这倒实在是很可诧异的。”三天后，袁崇焕在绝望中闭上了眼睛，亲属因之遭祸。《明史》曰：“兄弟妻子流三千里，籍其家，崇焕无子，家亦无余赀，天下冤之。”
与此前的几个皇帝相比，崇祯虽有富国强民之志，却深陷于晚明王朝的泥淖之中。当他或许看明白事情真相的15年后，明朝大势已去，某个不知名字的太监陪着他自缢于煤山，那时距北京市民聚集于菜市口购买袁崇焕之肉已有许多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