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曹魏集团统治所依恃的现实基础恰恰不是这样。汉朝末年，政治极端腐败，世族豪强任意兼并土地，使被剥夺土地的农民不是流离失所，就是沦为奴婢，使社会生产很难继续下去，因此酿成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继之是旷日持久的军阀混战，中国北方出现了“出门无所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情景。经过董卓杀掠，中原地区“民人死者且半”，关中“无复人迹”；徐州汉末时“户口百万”，经过“曹操屠戮”，“自泗南至夏丘”，“鸡犬不闻”，“城邑无复行人”。一直到曹魏统一北方之后，虽然“奄有十州之地”，然“计其户口，不如往昔一州之民”。长期战乱，家破人亡，留下大片大片的无主荒地，曹操在这个基础上，才得以招流民，兴屯田，重新分配土地，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这才为他的统一事业奠定了基础。大乱之后，人心思治，分裂已久，期望统一。对于世族豪强来说，他们也许憧憬着过去的黄金时代，而对于广大民众来说，他们的记忆中所留下的恐怕主要是憎恶，所以刘备和诸葛亮的“恢复汉室”的口号，对于中原人民并没有什么吸引力。
当然，诸葛亮不是袁绍，并不是旧的豪强世族的代表。但他和刘备从刘璋手中所接过的地盘，却有一个与中原地带完全不同的社会基础。表面看起来，这“天府之国，沃野千里”，战乱中，是一片相对稳定的绿洲，可这里豪强兼并，政治腐败，仍沿着汉末的道路下滑。刘备从刘璋的手中接管了益州后，并未清扫那里的地基。他的蜀汉政权，是以他的东州地主集团和原来的巴蜀地主集团联合统治为基础，土地难于重新分配，生产秩序无法重建，想“屯田”而无地可分。北方的社会是切除病灶后的肌体，而巴蜀用的是保守疗法，当然比起前者来要缺乏生机。
确实，就算是保守治疗，也有保守治疗的办法。春秋时期的管仲治理齐国，使用的就是保守疗法。他并没有摧毁齐国原有的社会基础，但是通过重新整合的方式，让整个社会朝着富国强兵的方向发展，在劳动力和兵源问题上牢牢抓住了关键，才让齐国成为春秋时代的第一个霸主。而战国时代，燕国的乐毅，靠着自己突出的军事才能，把燕国的军队治理得井井有条，并且靠着这支军队打败齐国，让燕国一度成为东方的强国。
回头看看诸葛亮，他都做了些什么呢？诸葛亮一边在忙于处理刘备生前留下的如何安置益州旧官僚的烂摊子，一边又在忙于抓蜀汉政权的干部队伍建设，就是没有进行人力资源整合。再看练兵方面，诸葛亮也没有使用什么高超的管理办法，只是从干部队伍入手，选任了一些循规蹈矩的军官来管理军队。这些人，适合做管理士兵生活的士官，但不适合做领兵打仗的军官。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正是此意。
诸葛亮在出山之前，曾经自比管仲、乐毅，可是当时的人们并不认同他自己的说法。从现实中的表现来看，诸葛亮也确实无法和管仲、乐毅相比。
一方面没有先进的办法整合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在军事管理上毫无创意，诸葛亮对蜀汉政权的管理，只是抱残守缺拖得一天是一天的状态。可他又不甘心死守益州，总是频频北伐，可是，正是因为诸葛亮及其后任的连年征战，超过了国力负担，故到蜀亡之前，已经是“入其土，民有菜色”的地步。刘禅投降，向魏方呈献户籍簿，蜀汉全国“领户二十八万，男女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儿令人难解：以94万的老百姓供养着14万的官吏和军队，平均不到7人即负担一个。这是一个多么可笑的数字，可惜诸葛亮没有注意，也许是不愿意注意。
不管怎样，诸葛亮以一州之地，反守为攻，独抗中原十几年，算得上相当难能可贵了。诸葛亮在治理内政方面有一套办法也是不争的事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道德修养更为他的身后声名增添光彩。
要傲气不要脑袋——非议关羽
蜀汉大将关羽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大概只有南宋抗金英雄岳飞可与之相比，事实上，这也是中国仅有的两个直到今天还不断接受人间香火的武将。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两人更殊途同归，同时在武庙接受祭奠。单个地看，中国最大的关帝庙，兴旺程度都无法与杭州岳坟相比，好在关帝庙遍布全国，所以若论香火总量，关云长兴许还胜出岳少保一筹。追踪关羽声望的曲线图也颇为有趣，关羽的身价与日俱增，日见隆盛，最后竟升至高不可攀的境地。
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作为被曹操优待的俘虏，关羽初被拜偏将军，获封汉寿亭侯。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刚刚自封为汉中王的刘备，拜关羽为前将军。关羽生前所受隆宠到此为止，接着便迎来了绵绵无尽、一浪高过一浪的遑遑哀荣。先是被后主刘禅追谥为“壮缪侯”，自宋徽宗封他为“忠惠公”后，历代皇帝便开始了攀比热潮，使关羽的地位不断飙升：宋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为“武安王”，元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为“显灵义勇武安英济王”，到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更高居“协天护国忠义大帝”的宝座，及至清代，关羽的名号已高达26个字，为“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
历史常常未必公正，无往不胜的历史法则一旦遭到艺术法则地有力渗透，便有可能上演一场滑铁卢。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便提供了一个明证。
在这部中国最早的长篇小说中，作家主要倾全力塑造了三个人物：曹操、诸葛亮和关羽。作家对曹操竭尽鞭笞、挖苦之能事，对诸葛亮和关羽，则无限景仰、不吝赞词。为了夸大诸葛亮的神奇作用，罗贯中不惜让自己同样偏爱的刘备为之垫背，不惜向倜傥风流的周瑜栽赃：自诸葛亮在小说第三十八回神龙现身后，刘备便就地降格为一个唯诸葛亮之命是从的傀儡型人物了；周瑜沦为一个气量褊狭的典型，接受呕血身亡的屈辱命运。罗贯中笔下的曹操，虽奸猾万状，但大多事有所本；同样出自他笔下的诸葛亮和关羽，出乎想象的内容则意外的多，因而作家的笔墨在这两人身上也腾挪得最为酣畅，享受的创作自由也最为充分。而历史上的关羽，确实是一个义薄云天的人物，只不过他的命运要比《三国演义》里面的关公悲壮得多。
历史上能够成就大事的人物，多数都能够在逆境中采取较低的姿态，我们通常把这叫做“忍辱负重”，韩信胯下受辱，终成一代名将；勾践屈身事敌，以口试粪，终得吞灭吴国。这样的例子，或许一般人做不出，但在实力相当的情形之下，向对手表达一定程度的尊重应该不难，而如果在实力、地位都明显高出对手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谦虚谨慎，我们就可以说他能“礼贤下士”，这样的人，是王霸之才。
很不幸，关羽不是能够受得了胯下之辱的人，也不是能够向对手表达尊重的人，更不是礼贤下士的人，他就是一个没来由自高自大的人。这自高自大，使他在后来的人生中，由顺境走入逆境，由逆境走入死境。
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对关羽作了一番很具现代意识的点评：“此人（关羽）武艺必有独到之处，譬如他与颜良对阵，‘羽望见良麾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文中又没有提及两方随从将士之行动以及对阵之地形及距离，类似侥幸，又若有神授。他之不受曹公优渥，一意投归先主，应系实情，也与他的性情相符合。关云长对部下不能开怀推恩地掌握，对于敌情判断、侧卫警备也全部马虎，又破口骂人，缺乏外交手腕，造成两面受敌的危境而不自知，最后他的部队毫无斗志，不战自溃，他自己只能率领十余骑落荒而走，再也没有表现出斩颜良时的英勇。以这样的记载，出之标准的文献，而中国民间仍奉之为战神，秘密结社的团体也祀之为盟主，实在令人费解。”
此言颇有见地，若没有这番全景的考虑，读者就只会一味想象关羽如何具有万夫不当之勇，将夸大之词盲目坐实，待到后来需要正确理解关羽死因时，便难免破绽百出，阵脚大乱。须知东吴派去斩杀关羽的潘璋，并不是什么名将，而实“博荡嗜酒”之辈，实际擒获关羽父子的，更只是潘璋手下一个名叫马忠的小角色。
关羽和张飞，两人一世英名，结果皆不得好死，双双身首异处。关羽更惨，不仅他的儿子关平当时就随自己阵亡，由于他此前处死了拒绝投降的曹操悍将庞德，庞德怒发冲冠的儿子庞会后来随钟会、邓艾大军灭蜀时，夷灭了关羽全族。
关云长刮骨疗毒，史有明载，“羽尝为流矢所中，贯其左臂，后创虽愈，每至阴雨，骨常疼痛，医曰：‘矢镞有毒，毒入于骨，当破臂作创，刮骨去毒，然后此患乃除耳。’羽便伸臂令医劈之。时羽适请诸将饮食相对，臂血流离，盈于盘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当然为他做开刀手术的不该是华佗。正因为关羽是在没有任何麻药的情况下接受“刮骨疗毒”，他的勇气才使人敬意陡生。
这样的英雄是不会向任何人屈服的，这样的大将即使没有一把飘飘美髯助威，他也同样有理由对别人表现得傲慢一些。即使这个“别人”是社会地位在自己之上的孙权。黄仁宇先生说关羽缺乏外交手腕，当指拒绝孙权和亲一事。孙权贵为吴主，为示吴蜀和好之意，曾为自己的儿子向关羽女儿求婚，“先是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骂辱其使，不许婚，权大怒。”我们知道，孙权派出的亲善使者遭到关羽一阵毒骂，《三国演义》的说法是关羽大骂：“虎女安配犬子。”用理性的眼光来看，关羽此举十分不明智。你可以拒绝婚姻，但没必要贬损他人；何况，逞一时之快的侮辱，是要付出代价的。尤其你侮辱的对象，乃是那个连曹操都颇为忌惮的孙权。
关羽只是一个劲儿地张扬着自己，以至于把自己弄到怪诞的程度。他为什么不能稍稍节制一下傲慢呢？有节制的傲慢，才有可能升华为人格魅力，若表现得傲慢无边，则不仅令人生厌，还可能带来危险。
这种危险，在和平时期会使人丢掉饭碗，在战争期间，有可能使人丢掉脑袋。以关羽的地位，以他平素的为人作风，他的身边注定会出现一些惯于阿谀奉承的家伙。这是一种规律，有什么样的上级就有什么样的部下。那些没有在史籍中留下名姓的小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助长了关羽的天神意识，则成了一个有意思的疑问。反正，在关羽走向生命终结点的旅程中，我们发现正是他那无法自拔的自大自恋意识，敲响了他生命的丧钟。
这份自大自恋意识，其实此前已彰显无遗了，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还造成了刘备集团内部的不和。马超初来投降时，远在荆州的关羽曾特地写信给诸葛亮，询问马超的人品等级。诸葛亮当即明白了关羽的用意，回信中先是大夸马超如何英雄了得，说是和张飞也有得一比，随即笔锋一转，“终不及你美髯公之超群绝伦呀”！关羽读信后非常满意，还把这封信让手下人传阅。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诸葛亮在接到这封信的时候，不是顺手送上一顶高帽，而是告诉刘备，让刘备委婉地批评一下关羽的自高自大，对他性格的发展，会不会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历史没有假设，诸葛亮的不负责任，客观上助长了关羽的想法：“老子天下第一。”
同年刘备自立汉中王，旋即大封诸将，关羽对张飞与自己同列自无意见，赵云有大恩于刘备，且与关、张共事已久，于理于情，关羽皆没法表示异议；对马超的看法，已被诸葛亮的信消解掉，剩下的便是那个老黄忠了。黄忠虽然战功卓著，但那是在另一片战场上，关羽无从亲见。当时诸葛亮就曾善意地提醒刘备，关羽可能会不快，刘备表示日后当面向云长解释。果然，消息传到荆州，关羽拍案而起，断然拒绝刘备授予自己的印绶。亏得刘备派去的那位费诗先生特会讲话，连说理带哄骗，才算使他勉强接受了下来。
毫无疑问，能说善道的费诗先生是助长关羽毛病的另一个人，他为什么不跳起来骂关羽？因为不敢，还是不愿？这个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关羽身边的每一个人，在他地位节节升高的时候，没有人能稍稍使他的骄狂有所收敛。
但是，他的对手，孙权先生，可没有诸葛亮和费诗这么惯着他。当关羽那句“虎女安配犬子”一说出口，孙权心中，或许还在摇摆的北进取徐州和西征取荆州的选择，也就此定案，关羽的死期，就在眼前。
关羽死前一年，恰是他戎马生涯的鼎盛期。当时，关羽在长江北岸屡战屡胜，先是将曹操的宗室重臣、征南将军曹仁驻守的樊城围得水泄不通；接着又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然后再水陆并进，继续围逼樊城。曹操的军队由于四面作战，当时也有点儿周转不济：一路军由爱子曹彰统领，正在北方边陲镇压代郡乌桓的叛乱；夏侯渊、张郃等在西北阳平关与刘备相持不下；曹洪与张飞、马超在固山刚刚有过一场激战；曹仁辖区内的宛城也时有变乱，尚需征南将军分兵进剿；为了预防东吴潜在的偷袭，合肥防区也需要大量驻军。不久，追随曹操30多年、与曹操有骨肉亲情的夏侯渊又在定军山阵亡，曹操亲征汉中又不利，汉中事实上已归刘备所有。虽然爱子曹彰在北方大敲得胜鼓，但南面的失利，尤其是大将于禁的投降，仍给曹操心理上带来重创。这样，当曹仁频频告急，不少原来臣服曹操的城池也开始向关羽作投机性归顺时，曹操有点儿胆怯了。为了躲避关羽的锋芒，曹操脑子里盘算起是否该把都城从许昌迁到邺城来。
曹操对关羽刮目相看，是因为他知道关羽的性情极端傲慢，对士大夫尤其不敬，能入他法眼的，全中国都没有几位。几乎与此同时，东吴方面也感受到了关羽的威胁。为了筹措军粮，关羽曾从荆州隶属东吴境内的湘关收取大米。这给了孙权一个不祥的信号：一旦关羽在与曹军作战中得以扩张势力，他很可能进一步霸占荆州全境。倘如此，由于荆州牢扼着东吴的上游，整个东吴防线就将暴露在关羽水军的攻击面上。这一刻，关羽威震华夏，呼风唤雨，勇不可当，他睥睨万物的孤傲品性也同时臻于顶点。
就在关羽“威震华夏”时，他其实并没有使曹操的智囊团闻之色变。徐晃带着一支仓促组建的军队出战了，这一仗徐晃打得非常漂亮，突破了关羽设置的重重营垒。
有充分证据说明，关羽虽满肚子瞧不起孙权，孙权也没有把关羽太当一回事。孙权的部下吕蒙更不怕关羽，倒是关羽对吴下阿蒙颇为忌惮，以至于为了诱使关羽放松对荆州的戒备，历来多病的吕蒙还得再装一回病，回家休养。这就是说，虽然孙权感到了关羽的威胁，但这反而促使他下决心灭掉关羽，收复荆州。说不清是曹操先要求孙权帮忙，还是孙权主动向曹操提出了偷袭关羽后方的建议，就算他们英雄所见略同吧。关羽的麻烦大了。他不知道，人们只是愿意敬重他，却不觉得他有什么了不起。关羽刚愎自用的习惯，不仅为军师诸葛亮熟知，也已普遍被他的敌手视为可供利用的突破口。曹操与孙权这两只“巨螯”，开始向关羽合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