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及其以前的图像、符号，考古发掘上出土不少；比较可靠的文献材料上亦有踪迹可寻。《左传·宣公三年》记楚庄王陈兵于周郊，周定王使王孙满慰劳楚庄王，楚庄王询问九鼎的大小轻重，意欲代周以取“天下”，王孙满答道：“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魍魉，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夏代初年是否具备铸造这些青铜“九鼎”的工艺技术，有待于地下出土实物的证明，但夏代应属青铜时代，似无多大问题。《逸周书·克殷解》、《墨子·耕柱》亦有迁九鼎之文，《左传·桓公二年》：“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古代青铜为“美金”，铜鼎为“宝器”或“重器”，作为象征政权，是可能的。如果把九鼎作为殷器，较合情理。
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年代，依据C14的测定，第一、二期距今3570±95年，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3870±115年，夏代积年应有这个年代在内；第四期文化，C14测定为距今3335±85年，树轮校正年代为距今3575±130年，约当夏末商初。二里头文化出土青铜器有爵、戈、戚、镞、锛、凿、刀、锥等，还发现了炼铜遗址，出土铜渣、坩锅、陶范等残片。这些青铜器物，主要的都出现于二里头遗址第三期文化之后。
特别应当提出的，是考古发掘出土的商城遗址，即郑州二里岗文化，它的下面叠压的是龙山文化层。这座商城，比盘庚迁殷的商代后期都城——安阳“殷墟”，还要早一些，是商代中前期的城址。郑州遗址中出土了不少青铜器物，有鼎、鬲、、爵、、壶、、斧、刀、锥、钩、戈、矛、镞等等，其中“杜岭方鼎”制作精美，颇具代表性；近年来又陆续出土一些目纹铜鼎、饕餮纹铜等青铜器。在炼铜作坊遗址里，发现房基面，熔铜炉、坩锅、铜渣、木炭、砺石和铸造各种铜器的陶范。看来，这个商代前期城址中的青铜器，如果没有几百年的发展过程，是不易出现的。这个早期铸铜的时间，自然是在夏代了。
夏代在铜器上冶铸图像虽不大可能，但有可能刻画于其他器物上，用“象物”的方式，绘制各种图像符号，把日常生活反映出来，把他们主观上的社会和自然反映出来，把当时的大事——祭神和巫术反映出来。所以毕沅《山海经新校正序》说：“《山海经》海内经四篇、海外经四篇，周、秦所述也，禹铸鼎象物，使民知神、奸。按其文，有国名，有山川，有神灵奇怪之所际，是鼎所图也。鼎亡于秦，故其先时人犹能说其图以著于册。”绘制百物图像的传说，确为源远流长。
《左传》所记夏代的“百物”图像，可能和传说诸葛亮给夷人所绘的图谱相似。按《华阳国志·南中志》：“诸葛亮乃为夷作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次画神、龙，龙生夷及牛、马、羊，后画部主、吏、乘马、幡盖，巡行安恤；又画牵羊、负酒、赍金宝诣之之象以赐夷，夷甚重之。”所谓诸葛亮绘制此图，显系传说附会之词。实为夷人巫师（今称“笔母”）所绘。《南中志》又记：“夷中有桀黠能言议屈服种人者，谓之耆老，便为主议论，好譬喻物，谓之夷经。今南人言论，虽学者亦半引夷经。”所谓“夷经”，即图像符号。上述图谱，即为夷经之一。它从天地日月直到生活和生产等主要社会现象，均包罗在里面了。一般人对此等图像，均不知所云，只有巫师才能理解，并多方比喻解说，把其中的历史故事和现实情况传达于广大群众。因此，这种图像符号只能表意，它并不是表音的语言符号，并不能按其符象解读其音。所以，它不是文字。
夏代的鼎（？）上，由于有了许多图像符号（“百物”），从而使民知道“神”、“奸”，并能在山林川泽中得到佑助和吉祥，看来，它更具有宗教意义或巫术意义。
夏代和其他许多边区少数民族，都有类似的各种图像符号，用以辅助结绳和刻木，帮助人们记忆和记事。汪宁生同志《从原始记事到文字发明》（载《考古学报》1981年1期）一文，收集了大量有关的资料，可供参考，从图像符号到象形文字，还有一个相当长的距离。下面我们分析几幅记事的图像，可能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认识。
赫哲族流行萨满教，文化知识由巫师萨满掌握，社会生活离不开萨满，他们没有自己的文字，却有许多图像代替文字的功能。其中一幅“治病用的神像图”（附图1），现藏彼得堡人类学与民族学博物馆，是由曾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旧俄革命者Л·Я·施坦恩伯格收集的（参见《文物》1975年12期，华泉《赫哲族萨满教神像画中的历史真实》）。原画用黑墨画在一块71×58厘米的白布上。原记录如下：“麻布的画像，悬挂于墙上，画着天空和两个雷（龙——“慕度尔”），中央为中国人像（“雷的主人”），他的两旁是持旗的士兵。在第二排中有两个‘仆人’，在他们之间有托盘，他们两旁是豹和一个偶像。”这些解释，大多有问题，如所谓“托盘”，当为供桌；所谓的小“偶像”，应为凌纯声《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的“爱米”，是萨满所领的神。所谓“豹”，亦是神偶，或称“紫翁”。中座的主人，显然是一清朝官吏，是他们的君长。这幅画的时代虽晚，但内容主题却是极为古老的。整个布局，和夷人的图谱一样，既有自然现象，又有社会现象，即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天地君亲师”的体现。至于巫师在治病时的附会解释，局外人当然不得而知。
云南晋宁石寨山滇墓葬群出土铜器中，有一长方形铜片，上面用横线划分成数栏（残存部分尚余四栏），每一栏中刻满各种图像（附图2）；其中有代枷之人，有栲手之人，有类似“索头”的人头；还有牛头、马头、虎头等（参见《文物》1964年5期，林声《试释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铜片上的图画》）。在一些图形下，又系以圆圈符号，从一个到七个，可能是标明数目的。这幅图像符号，生动地反映出滇的社会生活及其意识形态。也许它类似今日的连环画。同样的，这组图像恐怕只有他们的当事人，经过多方比喻，才能给以正确的解释。
亚洲、美洲、非洲、欧洲和澳洲均陆续发现了石器时代以来的崖画。下面举我国的广西花山崖画（附图3）和云南沧源崖画（附图4、5）的片断为例，以见一斑。花山崖画上有“推髻”之民，有“编发”（即“索头”）之民，这些手舞足蹈的人围绕一个佩着腰刀的领袖，似乎在欢庆一次战争的胜利或丰收。两组沧源崖画反映了颇为复杂的事物，其中有牛、猴、猪等动物，有持弩、棍等武器的人群；有化装的人，有道路，有“干栏”式建筑群的村落。看来，世界上许多民族的先民，在没有发明文字以前，用简单的象征性的图像符号，确实表达了十分纷繁的社会历史情况，从他们的狩猎、作战、祭祀、集会、舞蹈、习惯法等等生活和生产的各个方面，都有所反映。甚至可以说这些图像符号，是原始社会和家长奴隶制社会的“百科全书”，也不为过分。
《左传》上所说的夏代“百物而为之备”的图像符号，实质上，和上面提到的那些图像，属于同类性质。它们是象形文字的前身，正在向着象形文字迈进，这一过程，即把社会的全民的形态各殊的图像符号逐渐规范化和稳定化，往往需要几百年的时间，甚至更长一些；殷商的贞人集团就是属于完成这一任务的人群。这件事情本身亦可说明夏代尚无文字。
四
从下面这一类似连环图画的系列符号里，我们可以较为形象地看到远古时期人们的“文字”：
这幅绘画是从格罗塞Ernst Grosse的《艺术的起源》中摘下的，据格氏说：马来累Mallery在他的名著《北美印第安人的绘画文字》中，画了许多这一类的绘画文字而加以说明，应用的情形也是复杂非凡。这幅图就是从马来累那里抄来的。原图由阿拉斯加土人脑摩夫绘出并加以解释。
图意（从左向右顺序）如下：
1．是代表一个人用右手指着他自己，左手指着所去的方向；
2．他拿着木桨，表示他坐船去；
3．右手支头，是睡觉的意思，左手伸出一指表示一夜；
4．圆圈中的两点，是岛上有房屋的意思，可能两点表示两座房屋；
5．和第一图相同，表示他睡了一夜之后，继续前行；
6．一圆圈表示又到了一个小岛；
7．和第三图一样，可是伸出两个指头，表示睡了两夜；
8．表示他拿一把叉，左手表示海狮的数目有两个；
9．表示海狮；
10．一个手持弓箭的猎人；
11．一只船上有两个摇桨的人；
12．他的住处。
连起来看，这幅类似连环画的作品，表示了一次部落的生产行动；我们一行人坐船猎取食物，朝着某一目标进发，途经第一个岛上睡了一夜，然后继续前进，又到另一岛上，睡了两夜，猎获海狮之后，仍然乘船回家。
如上所述，如果没有专门的人员或直接了解这一次行动的人，是很难理解它们的意义的。这类简单的图像符号，较之那些写实的繁琐的图像，当然先进一些，但距离文字的构成，确还存在一个颇大的差距。
又如川滇边区的一些纳西人，他们使用的图像，同样说明和上述情况差不多，他们尚未掌握文字工具。据李霖灿《摩些象形文字字典·引言》所记，《东巴经》中有下述五个图像：
从左向右为：
1．表示飞在篱围上的鸟；
2．表示射出的箭，正对该鸟；
3．手持弓箭的男人；
4．手持织梭的女人；
5．表示织布的工具。
这一组图像，据《东巴经》传说，表示一件复杂的故事：天女在织布时，一只飞鸟飞到篱笆上，人类始祖持弓欲射，瞄了三瞄，还不曾射，天女说：射呀！射呀！并用织梭向他手上一碰，箭射出了，正中鸟身。
这些图像，既不能读出音来，而形象亦并不固定，除了少数巫师能讲明它们表示的意义外，许多人看后均不知所云。
巴蜀文化中的图像或符号，许多均属与此类似的事物。
中国象形文字出于商代后期（盘庚、武丁以后）的卜人集团。所用的工具是毛笔和刀笔。行用以后，写在竹简上，早期多刻在龟甲兽骨上。
甲骨文一期卜词属于武丁卜人所作，形体似尚未稳定，一字多形之例较多，文字尚缺乏约定俗成化，即通行未久。此点拟写专文探索。
仰韶、龙山和二里头文化遗存中的一些刻画符号，和结绳刻契意义大略相同，作用大体一致，还不能说是文字。
夏代不仅没有文字，也没有两轮大车。
已经发掘出土的二里头文化中没有文字发现，也没有大车的痕迹。
“禹都阳城”是夏文化唯一的内证。阳城是春秋战国至汉唐的阳城，有战国时陶豆陶量上的“阳城”、“阳城仓器”印戳。这个阳城和登封告成镇二里头文化类型一个城墙遗址连在一起。战国阳城应是从夏代沿袭下来的。二里头文化为夏代遗存，还是靠战国时的文字为其最有力的内证。二里头夏文化中既然没有文字发现，所以很难说明其自身究系何类文化，但我们仍可分析文献典籍的记载，以及对文化叠压关系及其内涵的比较研究，加上民族学材料的活化石作用，协同配合，逐步解决此问题。
夏代社会经济似尚无力产生一个较为庞大的卜人集团，因而当时似无将现有的刻画符号等图像进行约定俗成的条件，故无法出现殷商后期的象形文字。古代既无字典，亦无专职教师，各人按自己对客观事物的理解以创制图像符号，个别巫师无力在逐渐趋于统一规范的过程中，与语言联系配合，以创制文字。只有在连续进展过程中，在不断行用和实践过程中，刻符图像等才能逐渐形成象形文字，逐渐形成“六书”。如果把大汶口等地的个别符号理解为象形和会意的符号，并真的当作文字，也仅仅是一种死文字，与殷商后期的甲骨文相隔的时间太长，缺环太大，其间的继承联系痕迹，是十分渺茫的。象形文字必须长期的缓慢的有一约定俗成的阶段，它与拼音体系的文字不同，拼音体系有了字母，即可拼成许多字，词汇与单字将较易的不断出现。
夏人住在嵩山下，原称作崇，有崇伯鲧即是禹的父亲，《诗·大雅·崧高》则作“崧”，“崇”、“崧”皆后起的形声字。《后汉书·灵帝纪》熹平五年“复崇高山以为嵩高山”。嵩字不见于《说文》，今仅见于新附字中，新附字是宋初徐铉附入的。夏人自己居住的嵩山的名称，还没有一个固定的字，这也可以说明夏代没有文字。
没有文字而能形成一个发号施令的国家社会，其例甚多。刻契结绳应是象形文字的先驱。《易》“扬于王庭”一句，注疏家多所附会曲解，就是有缺口有齿的契券，王庭之上也要用它作凭证。
大车是殷时从西方输入的。殷虚出土有兵车，轮辐至多。春秋时孔子说“乘殷之辂”，这是可信的。大车的车箱和轮辐都应有铜配件，二里头文化中如有大车痕迹，是不会被忽略的。夏人尚无行车的宽阔大道。
高车（丁零）康居都有高鼻深目的人，他们都乘两轮大车，轮辐至多。羌人常和高车杂居，殷人也与丁零接触，相互学习渗透，有迹可寻。
亚洲东部在远古时似无马牛羊。《后汉书·东夷传》说倭人“无虎、豹、马、牛、羊、鹊”。《隋书·流球传》说流求“尤多猪、鸡，无牛、羊、驴、马”。流求即今台湾，其地自福建前往，古代水行五日而至。日本、台湾在上新统末期还与大陆相连，这些岛上没有马、牛、羊，就可以说明一万年以前中国东部也是没有马牛羊的。
中亚大陆是羊的原产地。马是从西方传来的。虽然有牛，但古代中国只有牧羊人，只驯服了羊，还有牦牛。没有牛马，似不能产生大车。《北史·室韦传》说室韦“无羊少马”。室韦是中国夏代北迁的部族，原名豕韦。他们到唐代还是没有养羊。马从西边输入，也是不多的。二里头文化三、四期已有铜器，如有车箱车轮是容易发现的。
中亚作为马牛羊产地，历史悠久，马可能还要从更西方面输入。古代西部族落，多从事牲畜或游牧，他们都采用收继婚制，两河流域希伯来人就已如此，羌人也难例外。汉人传统文化中，是不吃牛奶的。亦可从侧面说明这一问题。
总之，夏文化和殷商文化有不少相似之处，但却有一些不同因素存在，二者和西来文化还存在有互相渗透影响的迹象；正如龙山文化和夏商文化有许多共通因素一样，豫西龙山文化和它西部的仰韶文化之间的发展继承关系颇为密切和明显。任何把古代氏族部落当作孤立的群体，看不见他们之间移徙和相互混融的意见，都是和历史实际存在距离的。
中国汉字的起源，开始于与上述图像类似的象形图画和其他符号。最初，它们都是形体各别，意义不一，没有音读，多方喻解。经过许多世纪的酝酿，遵循统一和衍化的原则，遵循不断反复和约定俗成的原则，逐渐形成了殷周秦汉以来的汉字系统。这套汉字系统，在历史上是人类文明的伟大成果，它较完美地表述了中国语言的单音缀制，它是我国先民语言特点及图像符号的综合结晶，它是我国先民高度智慧的发明创造，它记录下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典籍，是人类历史的宝藏，它对于我们多民族祖国的统一，起到了很好的维系、联结和巩固的作用，是十分重要的团结和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
殷周之际，甲骨文、金文仍在不断地反复地完善和改进之中。约经千年之久，一字多形的不稳定状态逐渐趋向统一和固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