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继才接任王世勋的黄花涝商会会长职务后，一方面处理好黄花涝商会的有关事务，另一方面也将在汉口的生意慢慢做大。他亲历了王世勋去世后王财记由盛转衰的过程，深刻地认识到培养人才的重要性。作为一个家族的生意，除了要会招览贤才主持各个分店外，最主要的是自己的后代要有真才实学。自己的当家人没有真才实学，很难招来贤才，就是有贤才屈就也不会尽责尽力。他总结了王世勋的教训，一是没有让儿子从少年时起就进入核心生意，懂得生存的艰难，自己年老时又没有让儿子全盘主持大计，没有建立起儿子的威望，等自己干不动了再将大权交给儿子时，儿子没有培养自己的一批人马，一下子难当重任。二是认识到让孙子读书长见识的重要性却没有使其一方面读书一方面参与本家生意，等孙子大学毕业后既对做生意一窍不通又不感兴趣。所以，王继才让自己的大孙子王绍祖在本地读官学，休假时帮忙照顾商店里的生意。可喜的是，王绍祖正如祖父所盼，学业成绩优秀，生意场上也能周旋。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学生运动”，六千多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高呼“停止抗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这是在“何梅协定”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伸出侵略魔爪搞华北特殊化，致使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的情况下而引发的抗日救亡运动。北平学生12月9日、16日的两次游行集会，遭到反动当局的阻挠，学生同前来镇压的国民党军警展开了英勇斗争，并举行了总罢课。北平学生和爱国运动，得到北平和全国各地的声援响应，形成了全国性的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
消息传到武汉，武汉的学生也积极响应，于12月20日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王绍祖当时正在武昌的省高中就读，也参加了这次游行活动。
12月19日晚上，一位学生代表到寝室传达明天到街上游行声援北平的通知。同学们雀跃起来，聚积在胸口的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怒气喷涌出来了，个个摩拳擦掌，恨不得现在就冲到街上去。学生代表告诫大家安静下来，因为游行的活动还没有通知学校当局，若现在就吵吵嚷嚷，引起学校当局的警觉，阻止我们明天的行动就麻烦了。大家说都是中国人，不相信学校当局就愿意眼睁睁地看着日寇侵略中国。学生代表认为还是在行动前不惊动校方为妙，同学们才安静下来。
就寝号声响过，灯息了。睡在王绍祖对床的同学刘明军问道：“王绍祖，你祖父既是黄花涝商会的会长，又是汉口商会的重要人物，你们家生意做那么大，免不了要买些日货。我们明天游行还要宣传抵制日货，你愿意这样做吗？”
“你不会连‘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八个字都没听说过吧！国家都要灭亡了，自己家就是有无尽的钱财也难于守住。在当前的局势下，你说是赚钱要紧还是救国要紧。”王绍祖问道。
“没想到你有这么高的认识，在我们班同学中，你家最有钱，我只担心你不会自愿上街游行，现在连你都没有顾虑，那还有谁会不去呢？像我们这样仅够有一口饭吃的家庭，是不怕失去什么的，说实在的，如果需要，我马上报名上前线去。”刘明军说得很平静。
“当然，谁愿意当亡国奴，何况日本是小国，是倭寇，堂堂老大中国还怕它不成。不过，真正危险的关头到了，才是考验我们的时候。”
“到关键时刻再看。”刘明军认为王绍祖这话是说给他听的。俩人不再说下去了，刚才小声议论的其他同学也都沉默了。
当时的省高中，是实行军训管理的。早晨虽有寒意，但同学们听到号声后很快在操场集合，各班站好队列后举行升旗仪式。升旗仪式结束，学生代表突然站上讲台向大家宣布：
“同学们，今天武汉各校学生上街游行示威，声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马上出发。”
同学们早有思想准备，就等着这一声令下。当即按班级队列顺序走出操场，走出校门，走到大街上。
其时在操场的校长，军训教官，训导都没有出面干涉阻挠，他们似乎在意料之中，不干涉就是支持，这更鼓舞了学生的士气。
队伍走上大街后，按学生代表的指示向集合地点走去。不一会，各校学生齐集省政府广场，这时广场上万头攒动，群情振奋，口号声此起彼伏，爱国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
同学们在广场上保持着整齐的队伍，着装一致，男校学校一律穿学生制服，腰扎皮带，裹着绑腿；女校学生穿过膝蓝布袍，大家精神抖擞。
“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汉奸卖国贼”“宁死不当亡国奴”口号声不绝于耳，声震街宇。
同学们希望省府官员接见，表达自己的爱国激情。谁知省府大门紧闭，学生代表入内又找不到负责人，同学们只好在广场上静坐。
已近午时，再静坐下去也不会有省府官员了来。学生代表们商量后，决定各校整队继续游行宣传，扩大影响。
各校学生队伍行进在大街上，口号声此起彼伏，沿途的群众夹道观看，听到同学们的口号声频频举拳应和。随后各校游行队伍集中到汉阳门轮渡码头，准备渡江到汉口，联合汉口的同学一起行动。谁知国民党政府下达了封江令，轮渡停航。江边的学生越聚越多，学生代表前往省建设厅，当时轮渡属建设厅管理。这时建设厅也无人接待。有的学生代表出于义愤，掀翻办公室的桌椅，回到江边的学生队伍中。
天色已晚，数千名抗议日本侵略者暴行的学生，在奥略楼（今黄鹤楼）下静坐示威，他们忍饥受冻，不肯离去，秩序井然。
夜深了，冷月当空，江风阵阵，气温骤降，学生闪互相依偎。看到同学们又冷又饿，担心体弱的同学会被冻病，王绍祖找学生代表商量建议在附近找些学校借教室休息。学生代表当即同意，在附近能找到关系的同学马上分头找学校、商铺作同学们的避寒之所。附近的群众非常同情同学们的爱国举动，送来茶水糕点慰问学生，王绍祖找到与自家关系密切的一家副食店，赊来几十箱饼干让同学们充饥。老店曹祥泰将自产大饼干整箱抬来，附近学校的校工挑水送茶，极大地鼓舞了同学们的斗志。
同学们一夜未宿，体质好的同学在奥略楼下从天黑坐到天明。第二日各校停课，经过学生代表的不断交涉，政府的封江禁令撤销，下午得到当局应允派专轮分次送学生过江到汉口。商讨后确定次日早上首批学生渡江，当天留下部分学生在街头继续做宣传活动，大部分学生回校休息。
23日清晨，首批渡江的同学齐集汉阳门码头候船。渡船靠岸后，同学们按序登船。首批渡江的同学出了四官殿码头，排着整齐的队伍列行进到民权路、三民路。此时，早已等候在此的汉口同学一齐汇集到孙中山先生的铜像前致敬，由学生代表发言后大家宣誓表决心。随后学生队伍经六渡桥走上中山大道，沿民生路口至江汉路直抵江汉关码头。
江汉路东口有几家日本企业，如台湾银行、日清、三菱、三井，他们见学生队伍经过，并早已清楚学生运动的目的，所以这些日本企业都关闭门窗，以免与中国学生发生冲突。但也有个别想看究竟或其他目的的，在楼上偷偷开窗窥视。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抵制日货！”
同学们口号更响亮，并大声呵斥偷窥者。直至天黑，同学们才按计划返回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