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朋友的家庭派对，有幸认识了本地颇具名气的私家医院的院长王瑞锋先生。当我问及他的发家史时，这个37岁的男人看上去竟带着几分与他的年龄和阅历不太相称的腼腆。伴着清凉的晚风，在朋友家宽阔的露台上，他向我讲诉了他的经历：
那一年我26岁，是当时分到那家医院的第一个研究生。医院有一条内部规定，医生的工资和奖金都是与业务量的大小挂钩的，也就是说，你所开的处方的多少、患者购买的药量的大小和所做的辅助检查的费用都将直接影响你当月的收入。正是在这种机制的鼓舞下，许多医生为了自己的利益。不管患者病情的大小，总要叫他去各个辅助科室走一遭，做着没有丝毫必要的这样或那样的化验与检查。并在开处方时能用贵一点的药就不开便宜的，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最初我也是这么做的，而且并没感觉有什么不妥，因为这种事情在医疗部门甚至在一些患者的眼里，几乎根本就不是什么秘密。直到有一天，从一个农民哀伤的眼神中，我看到了自己卑贱、猥琐的灵魂。
那一天，一个穿着破烂的农民模样的人走进我的屋子，我为他检查了身体，确定他只是得了农村人因为不讲卫生而经常患的肠道寄生虫病。检查完了，我正要开处方让他去化验一下大便，不经意间抬起头时却见他正怯怯地看着我：“医生，我的病严重吗？要治得花多少钱？”我一愣，即将开化验单的手不由自主地停了下来。见我犹豫了，那农民的脸一下子变得惨白：“钱多的话我就不治了，回家等死算了。去年孩子他娘得了子宫癌，治了一年多没治好，最后还是死了，欠的债至今还没还呢，不能再因为我让俩孩子这辈子也翻不了身啊！”他嗫嚅着，眼泪顺着那张干枯的脸簌簌地淌了下来。
我的心一阵痉挛，一种深深的愧疚咬啮着我。作为医生，本应以救死扶伤为天职，而今天的我们为一己私利竟公然违背良心与职业道德，让许多贫穷善良的人们面对高额的药费望而却步，以致使原本微不足道的小病因得不到及时的医治而被延误，甚至夺去了许多人卑微纤弱的生命。学了十几年的医学，难道就是为了不顾一切地中饱私囊吗？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在救人呢还是在故意杀人？也许我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这样做而不必担心受到法律的制裁，但良心呢？我们能逃过自己良心的谴责吗？那一刻，面对眼前那张满是皱褶的脸，我羞愧难当，也正是从那时起，我发誓再也不开泡沫处方了。
也正是因为这一决定，我一生的命运改变了。最初几个月我甚至拿不到别人工资的1/4。一年后，才渐渐有了一批自己的固定病人，一些新病人也大都是别人介绍来的，有许多病人一进医院便直接要求找我。虽然，许多时候我看三四个病人也不如别的医生看一个病人的收入多，但看着那一束束信任的目光，一张张淳朴的笑脸与一份份发自内心的感激，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了被人尊敬的滋味，那不是钱能买到的。
后来，院长找了我好几次，说别的医生反映我争夺了他们的病人。我一气之下辞了职，自己开了一家小诊所。许多我原来的病人，不惜辗转几十里路来找我给他们看病，那种被人信任的感觉一次次鼓舞着我在最艰难的时候将诊所支撑了下去。再后来，我的一位病人看重我，为我投资建了当时市里的第一家私人医院，再后来便发展到了今天你看到的这个样子。现在，我们旗下的9家医院每年都要招收大约200名新毕业的学生，在他们开始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一天，我都会向他们提一个要求：面对病人，请开出你良心的处方。
回家的路上，我默默地回想着王院长的创业史。他的经历和德国西门子电器公司的创始人维尔纳·冯·西门子先生有着许多类似的地方。在过去的100多年里，西门子公司为世界架起了第一部长途电话机，最早发明并运用了发电机，1879年又研制成了世界上第一辆电车，1936年为世界奥运会制造了第一架有线电视，1938年建造了第一架影像电活和电子显微镜。维尔纳·冯·西门子先生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在他的晚年谈到自己的创业史时，曾经说过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我的一生中，所选择的研究总是以大众利益为前提，但到了最后最大的受益者却总是我自己……”的确，在市场经济为主导的今天，人们越来越看到了诚信的重要。一个企业或是一个年轻人，只有将客户或他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处处为他人着想，才能真正赢得别人的依赖。而如果只是过多地考虑一时之利，置他人的利益于不顾，总有一天，他将失去立身之本。
今天，我们这些人，尤其是那些涉世之初的年轻人，当你们每一次面对物质利益的时候，你们所开出的，是否也是自己良心的处方呢良心的处方，是天底下最珍贵的处方，也是最平凡的处方。哪怕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还是可以骄傲地开出它。良心的处方，救助了病人，也帮助了自己。带着它上路，我们收获的不仅是一棵小树，而是整片森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