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韻府群玉》条：
宋阴时夫撰。……昔颜真卿编《韻海镜源》，以韻隶事之祖。然其书不传。南宋人类书至多，亦罕踵其例。惟吴澄《支言集》有《张寿翁事韻撷英序》，称荆公、东坡、山谷始以用韻奇险工。盖其胸中蟠万卷书，随取随有。倘记诵之博不及前贤，则不能免于检阅。于是乎有诗韻等书，然其中往往陈腐云云。是押韻之书盛于元初。时夫是编，盖即作于是时。……然元代押韻之书，今皆不传。传者以此书最古。又今韻称刘渊所併，而渊书亦不传。世所通行之韻，亦即从此书录出。是韻府、诗韻皆以大辂之椎轮。
按《韻府群玉》是四库馆臣所能见到的最古老的以韻隶事的类书，而且是康熙朝所编的一部大书《佩文韻府》的蓝本，其体制自然为《四库全书总目》所看重。《四库全书总目》追溯了按韻部依字编排事类体类书的发生，以唐代颜真卿的《韻海镜源》为其始祖。又指出这一体制的类书繁荣的到来，距离颜真卿这个创始者很遥远，要等到宋末元初诗歌创作用韻崇尚奇险的时候。《四库全书总目》这则提要不仅追溯了以韻隶事体类书的发生、发展，而且将这一类书体制的命运兴衰与文学创作风气联繫在一起，这种自觉的学术史意识给予我们很多意味深长的启示。
较之《郡斋读书志》就一本书论一本书的局促、零碎，《四库全书总目》这些清源流、显背景的提要显得高屋建瓴，非常大气。读者读罢这些提要会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感觉，四库馆臣对古今类书体制的认识很成熟，要不然他们在短短几百字的提要裏不可能显示出这么严整的系统性和大局观。如果不是受目录体著作的体例局限，如果四库馆臣们愿意另写关于类书的理论专著，後代的学人大概就不用再费力地讨论有关类书的很多理论问题了。
三、古人类书范围的模糊混淆
这一问题我们打算从两个层面来讨论：一是在不同的古典目录著作裏，类书类涵盖的图书类型可能不同；一是就某一部图书的性质认定上，古人的意见有可能分歧，有的认为是类书，有的却不这么想，还有的甚至可能认为两可。
1、涵盖类型的不同
《四库全书总目》的类书类小序说：
类事之书，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四部之内，乃无类可归。……其专考一事如《同姓名录》之类者，别无可附，旧皆入之类书，今亦仍其例。
从这段话来看，四库馆臣把类书大致分作两类，一类“兼收四部”，一类“专考一事”。套用我们今天的术语，“专考一事”的类书可称为“专科性类书”，“兼收四部”的类书可称为“综合性类书”。在四库馆臣眼裏，“兼收四部”的综合性类书是正宗类书，而“专考一事”的专科性类书则不够正宗，其类书资格很勉强，祇是因为它们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中无家可归，纔不得已按老习惯把它们充作类书。
综合性类书、专科性类书是根据内容性质来划分的类书类型。我们这裏讲：“在不同的古典目录著作裏，类书类涵盖的图书类型可能不同。”所谓“类型”也是仅从内容性质上着眼，而不考虑按编排方式（或以类编，或以韻编，或以数编等）、撰述方式（或摘录原文，或用韻语熔铸原材料等）、编纂方式（或官修、或私修、或书坊组织等）等划分的类书类型。
综合性类书的内容性质，用《四库全书总目》的话说是“兼收四部，而非经非史，非子非集”，却又有经有史，有子有集；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彙编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等各种学科的知识。现存几部较大型的唐宋古类书《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都是综合性类书。由于我们这裏所讨论的“类型”，仅限于从内容性质上划分，所以综合性类书就没法往下再细划更小的类型了。
专科性类书“专考一事”，也就是说专门彙编某一特定门类的知识。关于专科性类书，《四库全书总目》举了个例子——《同姓名录》。《同姓名录》，应是指梁元帝萧绎所编的《古今同姓名录》。古往今来同名同姓的历史人物很多，为了避免後人因为同名同姓把他们混淆（《四库全书总目》之《古今同姓名录》提要：“《史记·淮阴侯列传赞》称两韩信，此辨同姓名之始。然刘知几《史通》犹讥司马迁全然不别，班固曾无更张。至迁不知有两子我，故以宰予为预田横之乱。不知有两公孙龙，故以坚白同異之论傅合于孔门之弟子。其人相混，其事皆淆，更至于语皆失实。”），这本书将他们的事迹彙编在一处，並辨别異同，区分时代，方便後人查阅。这样做可以说是开创了一种新的工具书体式，明、清两代都有人仿照萧绎，作同类性质的书。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清代刘长华的《历代同姓名录》，汪辉祖的《九史同姓名略》和《辽金元三史同姓名录》。也许《四库全书总目》说“其专考一事如同姓名录之类者”，“同姓名录”原本就是作为一种专科性类书中的小类型“同姓名录体”提出来的，而不是实指某一部具体的图书。
按照内容性质，专科性类书可以区分出很多的小类型。除了上面的“同姓名录体”，还有以宋代《册府元龟》为代表的“政事体”，以唐代林宝的《元和姓纂》为代表的“姓氏体”，以清代陈元龙的《格致镜原》为代表的“博物体”。如果一一地区分下去，我们还可以罗列很多。甚至在专科性类书某一个小类型下边，我们还可以区分出更细小的类型，比如《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稿·类书之部》就在姓名类下再区分了四类：“同姓名之属”、“小名别号之属”、“氏族考证之属”、“史姓人名之属”。
历代的目录著作，对综合性类书的认定一般不会有分歧，对专科性类书的认定往往分歧很多。专科性类书可以区分出很多细小的类型。某些专科性类书的小类型，在这本目录裏还是类书，到了另一本目录裏就被记录在别的图书门类，不是类书了。我们所谓的在古代的那些目录著作裏，类书类所涵盖的类书类型有差異，指的就是专科性类书范围的差異。下边举几个具体的例子（参见《中国古代的类书》，9～10页。）。
《通典》、《会要》这类政书，在《四库全书总目》之前的目录著作，如《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宋史·艺文志》等，都是将它们视作正宗类书，放在子部类书类裏的。《四库全书总目》在史部新设一“政书类”，下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六属，《通典》等被著录在其中的“通制之属”。
《元和姓纂》等姓氏书，在一般的目录著作裏，都收在史部的谱牒类（或者名叫氏族类、姓氏类）。《郡斋读书志》将部分姓氏书（如萧绎的《同姓名录》、唐代陆龟蒙的《小名录》等）归入类书。《四库全书总目》则根本就不在史部设谱牒类，以“专考一事”为由，将姓氏书统统放到类书裏。
明末祁承的《澹生堂藏书目》在“类家类”下设“会辑”、“纂略”、“丛笔”三个小类，其中“丛笔”一类收录的是《梦溪笔谈》、《容斋随笔》等考证性笔记。这类著作《四库全书总目》都收在杂家类。
2、具体图书认定上的差異
古典目录著作不但在哪些类型的图书纔算类书这个问题上有分歧，就具体某本图书应不应划归入类书分歧似乎更大，以下是一些例子。唐代許敬宗等编的《文馆词林》，宋代李昉等编的《文苑英华》，一般的目录书都列入集部总集类，宋代尤袤的《遂初堂书目》却将它们既列入类书，又列入总集。《太平广记》、《崇文总目》、《通志》列入类书，《明史·艺文志》列入小说，《四库全书总目》後来又把它改回类书。晋陶弘景《刀剑录》、《郡斋读书志》、《四库全书总目》列入类书，《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列入小说，《国史经籍志》列入食货，《文献通考》列入艺术（又列入类书）。唐代张楚金《翰苑》，《新唐书·艺文志》既列入类书，又列入总集。
3、古人类书范围模糊的原因
古代目录学家们在哪些类型的图书、哪些图书应该划归类书的范围这个问题上分歧很多。现代学者张涤华就此批评说：
观诸家辞说，固已纷纷荧听矣。而历代簿录，其所配隶，亦往往彼此抵異。……窃尝推求其故，大抵皆由古人义界未精，分类未密，于一书当属何类，初无共资循守之准绳，而又拘挛成规，穷而不变（《类书流别》，4页。）。
张先生揭示了古人类书范围模糊、混乱的根本原因：古人没有为类书下一个明确的、定于一尊的定义。
虽然古人的类书范围模糊、混乱，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类书的认识不够精微。他们在类书著录上的分歧、矛盾往往有他们各自的深刻理由。在这裏我们且用《四库全书总目》对某些图书的归类来为古人的相互矛盾、自相掣肘进行辩护。所以选《四库全书总目》不祇是因为这本书大家最熟悉，更是因为在上文我们提到的这部著作所体现出的学术史意识，和它对类书体制前所未有的深刻认识。
上文我们讲过《通典》、《会要》这类政书，在《四库全书总目》之前的目录著作，都是将它们视作类书，放在子部类书类裏的，《四库全书总目》创辟地在史部新设一“政书类”收录它们。奇怪的是《四库全书总目》好像没有勇气把自己的革新坚持到底。在《四库全书总目》的类书类裏我们依然可以找到《王制考》、《三通政典》、《典制纪略》、《政典彙编》、《政谱》等书。这些书单从书名上看就知道彙集的是封建时代各种典章制度方面的材料，和《通典》、《会要》等一样，而《四库全书总目》却不把它们视作“政书”，把它们放到了它们传统的老位置——类书裏。我们不相信这是馆臣们的疏忽。这样的书在类书类裏不是一本两本，三本四本，而是有好些本。很明显馆臣们这样做是存心的。那么他们当时是怎么考虑的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四库全书总目》为这些书所写的提要。
《王制考》提要：
是书采经史中有关制度者……类聚……自序谓他日下陈场屋，上对明廷。盖举业对策设也。
《三通政典》提要：
其书皆场屋策科，每题论一篇。
《三才考略》提要：
是书备举科举答策之用。分十二门，皆摭《通典》、《通考》诸书之。
《政典彙编》提要：
其所取材，大抵《通典》、《通考》二书多。
《文献通考节贯》提要：
是书取马端临《文献通考》、王圻《续通考》，首尾编次，仍如二十门之旧。……节录……盖意主便于记诵，场屋对策之用。固不能以著书体例绳之耳。
《政谱》提要：
是编摘录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及丘濬《大学衍义补》诸书，以类排纂，分十二门。虽以‘政谱’名，实则策略而已。
《政谱》等书的性质被《四库全书总目》反复强调的有两点：一是它们的资料来源局限于《通典》、《文献通考》等几部不多的著作，祇是抄撮这些政书类的经典，没有自己独立的考证辨析。二是它们的编纂目的祇是为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准备作策论的文料。这两点应该是《四库全书总目》坚持把它们同政书区别开来的关键所在。
《四库全书总目》政书类“通制之属”的按语说：
纂述掌故，门目多端。其间以一代之书而兼六职之全者，不可分属。今总而汇之，谓之通制。
《四库全书总目》没有明确地说自己将《通典》一系的书从类书类改隶政书类是一创举，但交待了为什么要设一政书类，设一通制属来集中收录这一系列的书。它的意思是说，《通典》、《会要》等书虽然分门类（“门目多端”），体式和一般类书很形似（俞安期《唐类函·凡例》：“杜氏《通典》，……虽云掌故之书，然每篇历举前代故实，以叙事为经，以分注为纬，亦类书体也。”），但这些书的精神和一般类书相差很远，它们有很严肃重大的编纂目的，它们彙考各种典章制度是要为统治者提供治国安邦的制度上的典范（“以一代之书而兼六职之全”），不像一般类书祇为科举考试的作文备料，所以它们不能再按传统混淆在一般类书裏，它们应该从从前的类书位置上分离出来独立成类。
类书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描述，从内容，从体制，从编纂，从功能，无论哪个角度都有很多话可以讲。《四库全书总目》似乎特别在意编纂和功能这两个角度，以为它们最能体现一部类书的品位。《四库全书总目》很看重一部书的学术品位。类书作为一种编书体式，最令《四库全书总目》痛心疾首的就是它那辗转稗贩不究源委、既疊床架屋又随意删改、不负责任的编纂传统（《四库全书总目》类书类小序:“此体一兴，而操觚者易于检寻，注书者利于剽窃，辗转稗贩，实学颇荒。”）。对那些编纂粗陋草率，却在应试举子，村野俗儒中大行其道的小类书，《四库全书总目》很爱用“兔园册子”这个古老的类书专用贬称来为它们盖棺论定（《四库全书总目》之《事典考略》提要：“是书采前代事迹及先儒议论，……割裂经典，丛杂琐碎，盖兔园册子也。”《五车霏玉》提要：“是编于诸类书中掇拾残剩，割裂餖飣，又皆不著其出典。盖兔园册子之最陋者。”），不屑于用通常的著书体例来对它们评头论足（《四库全书总目》之《群书纂粹》提要：“是编掇摘诸家议论之文，分类纂辑，以备策论之用。不足以言著述。”《含元斋别编》提要：“殆偶然劄记，以备遗忘，本无意于著书，故事无始末，亦不详出典。”《姓氏谱》提要：“其书杂钞《万姓统谱》而成，舛漏颇甚。疑其录以备用，本非欲著书也。”）。《四库全书总目》大概正是从编纂过程、使用功能这两个角度，为貌似政书的《政谱》等书定了性，以为它们的学术品位太低，不配在政书类立足，从而把它们贬到类书类了。
讲典章制度的图书为什么既可能被划归政书，也可能被划归类书，这种从内容性质上无法作出圆满解答的矛盾现象，还存在于别的一些图书类型中，比如讲时令的书。《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有时令类，时令类祇收录了宋人陈元靓撰的《岁时广记》和康熙皇帝钦定的《月令辑要》两部书，数量少得惊人。时令类存目也只记录了十一部书。在时令类收书这么少的情况下，《四库全书总目》在类书类却有一本内容甚至体制都与《岁时广记》差不多的书《岁华纪丽》。张涤华先生就以为《岁华纪丽》是一部时令书，归入类书不妥（《类书流别》，5页。）。在展开分析前我们还是先看看《四库全书总目》为它们所写的提要。
《岁时广记》提要：
书中摭《月令》、《孝经纬》、《三统曆》诸书纲，而以杂书所记关于节序者，按月分隶。凡春令四十六条，夏令五十条，秋令三十二条，冬令三十八条。大抵启劄应用而设，故于稗官说部多所徵据。而《尔雅》、《淮南》诸书所载足资考证者，反多遗阙。未可以称善本。特其于所引典故尚皆备录原文，详记所出，未失前人遗意。与後来类书随意删窜者不同。
《岁华纪丽》提要：
其书以四时节候分门隶事，各编骈句，略如《北堂书钞》、《六帖》之体。《唐志》、《宋志》皆列其名。陈振孙《书录解题》亦载之。然久无传本。……《书录解题》称其采经史子传岁时事，类聚而以俪句间之。此本乃全作俪句，已不相合。又俪句拙陋殊甚，所引书不过数十种，而割裂餖飣，往往不成文句（《岁华纪丽》，《新唐志》归入子部农家类，《宋志》同。《新唐志》、《宋志》史部无时令类，故将之归入农家，若有时令类，大概也会将之归入时令，而不会像《四库全书总目》在设有时令类的情况下还把它归入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