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的传导性只不过是反应出一个问题，即刚才我们所讨论过的，在神经症中那种潜意识（本能）不断地依照可能的途径而转换到新的物体上。因此，我们必须把注意力转移到如下事实上。这就是，玛那的危险魔力与两种更加现实的力量是相对应的，即与提醒人注意自己的违禁愿望，和引诱人为满足愿望而触犯禁忌这一显然更加電要的力暈相对应。如果我们假设在原始的心灵中对禁忌行为回忆的觉醒和对从事这种行为的冲动的觉醒是不时分割的，那么我们将可以把这两种功能归纳成一类。也就是说，回忆和企图同时产生。在这里，我们必须着重强调的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举的例子证明出一个破坏禁忌的人能够诱使其他的人模仿他的行动，对违背禁忌的扩散也像禁忌的传染一样，由一个人传达到另一个物体上，然后再经由另一个物体继续不断地传播下去。
如果对禁忌的触犯能够用补偿或赎罪的方式来加以解决，包括放弃某些所有物或自由，那么它本身已证明了对禁忌的实行早已代表了放弃某些欲望的满足。这种放弃也表示出他在其他方面曾经占了便宜。这使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在禁忌的仪式中，补偿似乎占了比净化（一种解除禁忌的仪式）更重要的地位。
现在，我想把禁忌的本质与神经症中的强迫性禁总之间进行比较所得的结果作简单的说明。禁忌是针对人类某些强烈的欲望而由外来所强迫加人（由某些权威）的原始禁制。然而，对禁忌破坏的欲望仍然残留在人类的潜意识里，所有遵守禁忌的人们对禁物都怀有一种矛盾的态度。附着在禁忌身上的神秘力量（玛那）是因为它能诱发人们的企图。它像瘟疫一样作用着。这是因为违禁的前车之鉴往往具有传染性，同时也因为潜意识中违禁的欲望常常从一个物体转向另一个物体。至于对禁忌的破坏能够用放弃个人所有物的方式来补偿，正也表示了对禁忌的遵守在本质上已包含了补偿的性质了。
矛盾情感现象
在这里，我们要对禁忌和强迫性神经症之间的相似性究竟具有多少价值加以讨论。我想这种价值必须体现在能否经由这种观点以使我们对禁忌的本质做更进一步的研究。也许我们会自以为已经有了完善的理由来证明上面所讨论的观点。可是我觉得我们还必须对禁忌及其惯用方法做更进一步的诠释，以加强我们的证据的说服力。
我们可以以这个疑问开始探讨：“我们刚刚所讨论的神经症和禁忌之间的关系以及那些推论所带给我们的某些结论，也许无法对禁忌的现象作直接的证明。”可是，我们事先必须了解所要探讨的是什么。我们对禁忌的解释是在某一时期由某些权威人物所强迫加上的原始禁制，无疑这是无法证明的。所以，对于禁忌，我们想努力去确定的将仅限于它的心理决定因素。从强迫性神经症中，我们对这些因素已有所了解。至于如何从神经症的例子中找寻出这些心理的因素呢？经过对它的症状，特别是强迫性的行为、防御措施和强迫性命令的思考，我们发现它们都表露出了一种因矛盾的情感所显现出来的征候：同时存在着希望和反希望（即不愿意），或者在这对立的两个思想之间有一方占了优势。要是我们能够在对禁忌的研究中发现矛盾情感的存在，或者在它们之中找出了和强迫性行为相似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可以在禁忌和强迫性神经症之间找出彼此在心理上有关联的地方，这也可能趋它们的秘密所在。
如我前面所提到的，之所以对禁忌所包含的两个主要禁制难以理解，是因为它们和图腾崇拜相关连。至于训谕里的其他禁忌其重要性则仅是次要的，对我们研究的目的并没有多大影响，所以，我将把它们忽略掉。禁忌在它所影响的社会里常变成一种类似法律的程序，而且通常都具有某种社会目的。例如，为了保护领袖和僧侣们的财产和权威，因而将禁忌附着在他们身上。此外其他还有许多事情我们可加以观察分析。经过选择后，我将对禁忌之所以会附着在敌人、统治者和死人等三者做出详细的说明：我将从弗雷泽的著作《禁忌和灵魂的危险》以及《金枝》的第二章作为材料来进行我的解说。
1．对敌人的处置
我们也许会认为愚昧的野蛮民族对敌人所做的那种残酷行为是一种罪恶。然而，我们将很惊异地发现：即使在那种社会里，想要杀死一个人仍然要受到禁忌里面许多仪式的制约。这些仪式可以大略地分成四个部分：（1）使被杀的敌人息怒；（2）对杀人者进行限制；（3）从事赎罪和净化的行为；（4）完成某种类似宗教的仪式。由于这方面知识来源的不全，使我们无法很肯定地决定这些仪式在上述民族中是否普遍地为人接受，或者仅是部分接受而已。不过，这对于我们的研究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因为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认为，下面所举的例子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一些孤立的奇特做法，而是普遍的习惯做法。
在帝汶岛（南洋群岛内的一个岛屿），当一队英勇的远征军带着敌人的头颅得胜归来时，他们便举行一种特别隆重的“息怒”仪式。除了仪式之外，远征军的首领将被加上极严厉的限制。在远征军归来的时候，通常都供奉了牺牲（祭物）来平息那些被割下首级的敌人的灵魂的愤怒。“人们相信当祭物被忽略时，不幸将降临到胜利者身上。”更有甚者，仪式的一部分常包括了一种伴随着歌唱的舞蹈来慰藉被杀的敌人，并乞求他的宽恕。“请不要愤怒吧！”他们叫着：“因为你们的首级现在已和我们在一起了，要是不幸的一方是我们，也许我们，的首级现在也正暴露在你们的村落里。如今我们以丰盛的祭物来恳求你息怒。为什么你要是我们的敌人呢？如果我们以前是朋友的话不是很好吗？那时，你们的血就不会喷洒出来而头颅也就不会被割下了。”在西里伯斯岛（印尼的一个岛屿，在婆罗洲之东）的帕卢族也具有相同的仪式。同样的，“东非的加拉族人胜利归来时，在他们重新踏入自己的家门前，必须事先用祭物来供奉死去敌人的灵魂和守护神”。
某些民族则盛行着一种将死去敌人的灵魂转变为守护神、朋友或恩人的做法。这种方法是以感情和爱心来对待敌人的头颅，就像博内奥某些野蛮民族的做法一样。当沙劳越的迪雅克人在猎入头的远征中带着敌入首领的头颅回来后，其后的数月里，这颗人头将得到最优厚的待遇，并且用他们最宠爱的名字来称呼它。他们把最美味的食物塞进它的嘴里，有时甚至塞进了雪茄。他们恳求这颗人头去憎恨它从前的朋友而爱护它的新主人，因为它现在已变成他们的人了。如果我们把这种恐怖仪式的举行当作是一件荒诞的事情，那么我们将犯下极其严重的错误。
在北美洲的某些野蛮民族中，一个旁观者将会惊冴于他们那种哀悼敌人头颅仪式的情形。当一位乔克托的人杀死敌人后，他将连续哀悼一个月，并且被加上了许多严厉的限制；达科他族也有这种仪式。当奥萨格族的人为自己部落战死的朋友哀悼时，一位目击者记载道：“他们也像对待朋友一样哀悼他们的敌人。”
我们必须在继续讨论以前先澄淸一些问题。也许有人要反对说，那种息怒仪式的背景太简单了，他们看不出任何与矛盾情感有关的事情。这些野蛮民族只不过是为一种古代很常见的恐惧——对敌人鬼魂的恐惧所支配而已，这种恐惧曾经由英国著名的戏剧家在《麦克与理查三世》一剧中以幻觉的形式展现在舞台上。所有经由这种迷信而依逻辑方式推理得来的息怒仪式、种种限制和赎罪行为，我们都将开始讨论。这些做法只能解释为企图赶走那些萦绕着杀人者（指胜利者）的牺牲者的灵魂①。还有，野蛮民族公开地允许他们对敌人鬼魂的恐惧行为的存在，以及将他们自己设置于禁忌里面，这些我们也将予以讨论。
［①这些仪式包括敲打盾牌、尖声叫喊及随着乐器演奏等。］
这一反对意见确实很明确，如果它能解释一切的话，我们倒不可不必烦神再做进一步探讨。我想最好把这个问题的解答暂时放在一旁，我先把前面所讨论过的有关禁忌的假设做一个重点的陈述。从这些禁忌中我们得到的结论是，就是野蛮民族对敌人的那种冲动并不只是包含仇恨，他们仍搀杂着懊悔、对敌人的赞美和杀人后的自我谴责。我们很难知道，在上帝（或任何神的观念）立下戒律以前的野蛮民族是否早已有一种“你不可杀人”的法则存在，我们也无法肯定破坏戒律（即杀人）后是否将受到惩罚。
我们还是先对其他三部分禁忌仪式进行必要的讨论。对一位杀死敌人的武士，通常都被加上极严厉的禁忌。在帝汶岛上，一位远征军的领袖被禁止“立即回到他的家里。他被安排在特设的小茅屋中从事两个月的肉体和心灵上的净化仪式。在这期间，他不准接触他的妻子，甚至不准自己动手吃食物，必须经由其他人的手将食物放入他的口中”。在戴雅克的某些部落中，当胜利的远征军归来后，他们必须遭受数天禁闭，同时也要自觉禁止食用某些食物。在新几内亚附近的洛吉亚岛上，“曾经杀死或帮助杀死敌人的入必须把自己禁闭在家里一个星期。同时得避免与妻子或朋友们接触和来往的任何机会。他们不能用自己的手抓食物，只能由他人喂以用特殊的锅煮过的蔬食。这些限制的冃的就是要使他们远离敌人的血腥气味，因为他们深信闻到了血腥味后会生病而死亡。在新几内亚的多里比或莫图莫图的部落中，一个杀人的人不何不能接近他的妻子，甚至不能用自己的手抓食物。他必须由別人喂食，而且仅限于某种食物。这种仪式要一直持续到新的一月开始为止。”
我不打算继续列出弗雷泽所例举关于对获胜的杀人者限制的例子。我将只简洁地指出一些具有禁忌特性非常明显，或在限制中伴随着赎罪、净化或其他仪式的例子。
“在德属新几内亚的莫农博族中，任何杀死敌人的人将被视为‘不洁的’这个词也被应用到月经期或分娩期的妇女身上。”他“必须在男人的集会中停留一段很长的时间，村民们将围绕着他以歌唱和跳舞的方式来庆祝他的胜利。他不能接触任何人，甚至他的妻子和儿女，人们*信被他接触的人将会为不幸所包围。他一直要等到用水冲洗或经过其他净化方式后才能重归洁净。”
“在北美的纳切兹族中，当年轻的勇士从事第一次猎头皮（印第安人通常将敌人杀死后剥下头皮）的作战后，必须严格地遵守某些达6个月之久的禁忌。他们不能与妻子同床睡觉或食用肉类，他们的食物仅限于鱼类和玉蜀黍粥……当一位乔克托族的战士猎取了敌人的头皮后，他开始哀悼一个月。在这期间，他被禁止梳理头发，当他头皮痒时也不能用手抓挠，而必须借用挂于腕上专为这个目的而设的小棒。”
“当一位皮马族的战士杀死一位阿帕契族的人后，他必须进行一种极严厉的净化和赎罪仪式。在连续16天的斋戒中，他被禁止接触肉类和盐、凝视燃烧的火焰和与人说话。他独自一个人居住在森林中，由一老妇人提供少量的食物并照顾他。他必须时常在河流中洗澡，同时（为了表示哀悼）在他的头上涂满了灰泥。直到第17天的时候，族里的人们才为他和武器举行一个隆重的净化仪式。”
由于皮马族人比他们的敌人更严肃地对待杀人禁忌，并且从不像他们的敌人一样，将赎罪和净化放到打仗结束之后进行，因此他们的道德严格性或虔诚（如果喜欢用这一术语的话），严重地挫伤了他们的战斗力。尽管他们勇猛无比，美国人仍然感到，在攻打阿帕契人的战斗中，他们是很不理想的同盟者。
无论杀敌后的各种赎罪和净化仪式对进一步深入探讨这个问题有多大的意义，我现在都不想再接着往下谈了，因为就当前的目的而言，它们已没什么新内容了。我也许还可以提一下，至今仍可见的将职业刽子手暂时或永久隔离的做法，也许与此有关。
在对抚慰、限制、赎罪、净化以及所有其他禁制的公认的解释中，兼存两条原则。禁忌从遭杀戳的人延展到这个人曾接触过的一切，以及对被杀者鬼魂的惧怕。这两个因素又是如何被结合在一起并用来解释这些仪式的呢？它们是被认为具有同样的价值，还是其中的一个因素首要，另一个次要呢？如果它们真是以这些方式结合在一起的话，那么哪一种方式（抑或两者都没有）得到了解答？说实在的，要找到一个答案是难上加难。不过从另一个方面讲，我们还是可以强调一下我们观点的统一性：我们是从原始民族对待敌人的情感矛盾的角度，来引申出这所有的禁忌的。
2．对统治者的禁忌
在原始民族中，一位统治者“不仅要受保护，同时也必须受到监视”，这种互补的观念常常决定了族民们对他们所持有的态度。这种保护和监视都是由一连串的禁忌来执行的。我们经由上面的讨论，早已知道统治者受监视的原因。这是因为他们具有一种危险且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能够经由如同电流一般的传递方式，太破坏或杀死任何不带有这种力量的人们。如果对这种接触无法避免时，那么就须举行某种仪式以消除这种灾难。例如，东非的奴巴族，“相信进人国王房间的人们将注定死亡，而对于这种侵犯，只有让国王的手放在袒露的左臂上面才能得救”。在这里，我们知道了一个啼笑皆非的事实，即接触国王所犯的禁忌竟然得由国王的接触来加以治疗。国王的被人所触及和治疗病人的能力，在被动和主动之间存在着一种极微妙的关系。
除了原始民族社会，在其他时代也有这种利用神圣触摸的方式来治病的方法。在并不太古远的时代，英国国王就一直为他能治疗一种叫“国王的恶魔”的病而骄傲。伊莉莎白女王非常喜欢使用这种神圣的力量。听说查理一世曾经在1633年治愈了100位病人。到了他那放荡的儿子査理二世复辟时代，人们对这种治病的迷信达到了高潮。在他的王朝里，他曾经治愈了上万的人民。可是，由于请求治疗的民众太多，有一次竟然有六七个病人因拥挤践踏而死亡。到了取代斯图亚特王室而成为英国国王的威廉时，由于他怀疑基督教教义便拒绝了这种神秘的治疗方式。只有在一次例外里，他被人要求将手放在病人身上并说：“上帝赐给你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