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王喆越来越频繁的到来，看着他越来越毫不顾忌地说笑，甚至还时不时地有意无意地触着，抓着林艳的手，更不能让李子孝容忍的是那次，他王喆扳着林艳的肩头，嘴巴馋馋地向林艳的白嫩的耳前够了过去。幸亏林艳仿佛真的感觉到了什么，把头朝外一仰，一手推开了王喆扳着她肩头的手。直到这时，李子孝的心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无牵无挂地轻松了起来。
看到了这令人痛苦，令人揪心的危险一幕后，在李子孝的脑中升起了信号。他不怕王喆，他怕林艳真要是在糖衣炮弹面前，放松了警惕，束手被擒了。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为了林艳，当然更为了自己，自己应该想些办法，采取些措施了，不能让那危险的，可怕的一幕出现。
想些什么办法，采取什么措施呢？总不能直言朝林艳劝告说，你要加小心，不要丧失警惕，让王喆得了手，最后把你害了。这不是神经病患者对平白无辜的人说的杞人忧天的话吗？难道自己真是丧失了理智？这些话自己绝不能朝林艳说，那样一定会引起她的反感。
那么自己就找到王喆，漫言细语，低低的极有耐心地朝他说，你不要这样那样了，你如果这样那样，对自己不好，因为林艳不是那种人。她会反感的，她会和你急的，到头来你自己反会竹篮打水一场空，会令你伤心的。再者说，你如果总是那样或这样，对其他老师影响也不好，他们会怎样怎样。自己能对王喆这样苦口婆心地说吗？他会听自己的吗？这种事你这样一说，他会怎么想，他一定会用怀疑甚至愤怒的眼光看自己。如果他不想理你，他会气汹汹离开。如果他想给你点颜色看，他会瞪起眼睛朝你说，我想怎样就怎样，你无权干涉，到那时，自己只能闹个灰溜溜。
要不就严正警告王喆，不许你这样不许你那样，如果你对林艳再这样，再那样，我李子孝也不是好惹得，我会给你点颜色看看，自己如果真的朝王喆这样横行霸道地说，王喆会老老实实的听你的吗？他以后就真的被你的威严恐吓制住了，再也不敢对林艳这样那样了吗？甭说对王喆这个堂堂正正的大学本科生，就是对一个一般的年轻人，对于男女这点事，这样说他，吓唬他，他也不会低头认错老老实实听你的。
要么当面制止他们，看他们说笑得太那个了，自己看不下去了，自己无法忍受了，高喊一声喝住了他们。或者气冲冲跑向前拦住他们，太可笑了，这简直是精神病患者的做法。
要么不让那个王喆到这个屋来，他来了不好赶他出去，干脆事先插上门，就是不让他王喆进这个屋，不管你王喆在外面多么大声地嚷，多么可怜巴巴地央求，自己就是不开门不让他进来，太可笑了，自己像一个呆傻青年一样就守在门后，外面王喆叫嚷得惊天动地，屋里几个老师眼巴巴望着他，央求他，让他给他开门吧，别让他在外疯子似地瞎嚷。自己大眼珠子一瞪，气汹汹地朝屋里那几个老师嚷：“瞧你们谁敢动，谁敢给他王喆开门，我先打伤谁的腿！”“砰”地一声，他手持一根大木棍狠狠摔在了桌子上。“我看谁在敢给王喆说情。”“啪”的一下，举起自己的手，朝自己脸上猛地抽了一巴掌。不行！不行！这绝对不行！这纯粹是傻二楞看大门，死活不认人。
不让王喆进这个屋！李子孝突然想起了一个办法。他猛的想到了学校的一条规定。就是校长在会上经常提起的，却又是屡禁不止的老师串办公室的问题。这个问题今天在校会上校长提出来了。明天老师可能记住了没有老师串办公室。后天有的老师可能就把这事给忘了，又有老师串起来了办公室。到第三天，老师们又依然如故了，想去哪个办公室，又随心所欲走进那个办公室了。所以说，对这个问题，校长在会上说得严一点儿，管的时间长一点儿，说得一般般，只能管一两天。所以，向校长反映这个问题，必须要说得厉害一点儿，迫切一点儿，厉害的，迫切的让校长非说不可，说得非严厉不可。说得老师不敢忘掉这个问题，不敢忽略这个问题，不敢铤而走险违反这个规定。
要向校长反映这个有的老师随便串办公室，影响其他老师正常备课，正常工作问题。李子孝心里有这个想法了。可他又一想，自己这个一般般老师向校长反映这个问题，校长肯定不重视，当面说好，好，你一走，校长就把它扔在脖梗后面了。谁还会把你这个小老师提的这个问题，放在全体老师校务会上说呀。何况自己又是个教副科的代课老师。
自己不能朝校长说这个问题，这个想法是肯定的，那自己应该找谁向校长反映这个问题呢。自己是个教生物的，自己只是和教生物这几个老师熟。教生物这几个老师，在学校都算不上骨干老师。在这几个老师里只有组长刘全友才敢在校领导面前说几句。对了，就去找刘老师反映这个问题。刘老师对老师串办公室问题特别反感。他死尸不离土地，老老实实做班，踏踏实实干事的想法根深蒂固，叫他向校长反映老师串办公室问题，他准一口赞成，义勇当先。
果然，李子孝找到教研组长刘老师，一本正经，显得很痛苦，很无奈地说出，有的老师经常不断地去他们办公室，在办公室里和老师们又说又笑，有时还和有的老师动起了手。李子孝虽没有说出王喆的名字，刘老师一口猜出了这个老师的名字，“你说的是不是王喆？”
李子孝笑着默默点着头：“您也有所发现？”
“我有两次从你们办公室后面走过，要去厕所，从很远就听到里面又说又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