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棚设在院子里，正对大门。院门外是块平整的空地，一左一右各拼了两张巨大的八仙桌，两个鼓乐班子围坐在各自的桌子前。现在轮到门东面的班子在吹奏，果然是一套西洋的乐器，单簧管、三音号、电吉他、长号，还有穿着银光闪闪的小马甲的乐手在弹奏银光闪闪的贝司。一半以上的乐手站着，长发飘飘，摇晃着醉生梦死的脑袋和身体，若不是看到周围的草垛和八仙桌上一堆简陋的杯盘碗盏，我都以为是看见了某个地下乐队在露天演出。
门西边的班子闲着，男乐手在发呆，年轻的女乐手除了发呆的就是拿出化妆盒在伸着脖子补妆。我在十来个人里看见一个脑袋小得失去比例的老头，撅着屁股坐在凳子上，正无聊得用两个硬币夹着胡子往外拔。他拔得漫不经心又极其认真，满脸皱纹。这个高大的老头生着一颗怪异的小脑袋，这个外号叫小头的人，我从记事时起就追着听他吹唢呐拉二胡吹笛子，已经老了，还带着他的班子东奔西跑。他的八仙桌上一半是唢呐、笛子、二胡、笙箫，一般是和对面祥鹿班子一样的闪耀金光和银光的洋玩意。
我跟着爸爸刚进灵棚，乐声停了，另一个乐声响起，西洋乐器发出的声音，是那首家喻户晓的流行歌曲《纤夫的爱》。
灵棚里也不安宁。我的一个堂弟，刚死去的三奶奶的孙子，踩在凳子上要往牌位上方挂三奶奶的照片，他找人去镇上的照相馆刚复制好的。他爹不让挂，理由是咱这地方祖祖辈辈不知死了多少人，没见一个在灵棚里挂相片的，丧事上也出风头，招人笑的。堂弟非要挂，说城里人都兴这个，电视里天天演，你有不是没看见。这是遗像，什么相片不相片的。
“不行，”我堂叔说，“你才在城里蹲几天，就城里城里？忘了腿上还沾着泥了！”
堂弟这两年的确待在城里，听说在宁波打工打得不错，还混成了公司里的一个小头目。“奶奶半辈子躲在黑屋子里，为什么就不能让她到外面看看，出来给别人看看？”堂弟说，既委屈又理直气壮，见着我，一把将我拉过去，“哥，你来得正好，你是城里人，你说说，给奶奶挂个遗像有没有错？”
我一下子没回过神。我怎么就是城里人了？这跟挂遗像有关系么？“没错，”我脱口而出。让三奶奶见见天日是应该的，被瞻仰一下也是应该的。此外，是我一时想不起来三奶奶的模样了。堂弟的半个身子把遗像给遮住了，我想看看。我说没错。
“看，哥都说没错！”堂弟的声音里充满胜利的喜悦，很有把握地把遗像挂在灵棚的正中央。
堂叔张张嘴想说话，我爸拍一下他的肩膀，说：“算了，挂就挂了，孩子也是一片孝心。”堂叔憋了半天，点点头说：“那就挂吧。你哥都说了。”
三奶奶在头顶上阴郁地看着我。照片上的光线很差，很多年前的那种简陋的黑白照片，经过放大、翻印，离三奶奶本人已相去甚远。而三奶奶究竟什么样，我也说不清楚。我只记得昏暗里她阴郁的眼神。很多年前，我还在家里念小学和中学，那时候过年还要给长辈行磕头礼。每个大年初一，我都要一大早从热被窝里爬起来，走街串巷去给长辈们拜年。三奶奶那时候身体就不好，不太老的时候我就觉得她已经很老了，初一早上不舍得开灯，坐在床上等晚辈去磕头。屋子里昏暗，她坐在床上不动，偶尔幽幽地说几句话，她总能一口说出我的名字，声音冰凉，眼神就像照片上一样，阴郁，比声音还凉。我进了她的屋子就有点怕，她送给我的糖果很少拿，有一次接过了，一转身看见东山墙黑暗的角落里卧了一口漆黑的棺材，以后任她给我任何好吃的我都不要了，磕头拜年时也不敢再看她的脸，尽管一直就没看清过，磕完头就走。
此刻，我记不起长相的三奶奶就在斜上方看着我，也许她老人家根本就没看我，也许她在阴郁地看别人，或者谁都没看。我觉得脊背上渗出了一层冷汗。行过礼，烧了火纸，潦草地和堂叔堂弟聊几句，就赶紧出灵棚，到了院门外。
阳光很好，鼓乐声一响就是太平世界。现在是祥鹿的班子在吹奏，长号、单簧管、电吉他在响。很多人围在那里看，多是老人、女人和孩子，闹哄哄的一片。我远离人群站在草垛边，想等着听小头吹上一两支曲子。很多年没听到小头的声音了。过去我在家，只要小头的鼓乐班子来，穿过大半个村子我也要去听。他可以同时吹两只唢呐，鼻孔里还插着两根香烟，两只唢呐吹出来的是两个不同的调。据说他能同时演奏五种乐器，一人就成一个班子，可惜我没见过，他也轻易不出这一手。搞这行的人说，这么玩法折寿。
好容易等他们两个班子轮流各吹了一通洋玩意，小头拿起唢呐，哨子在嘴里转来转去，胳膊端起来要吹，我脖子都伸长了。一个人喊：“不听吹的，来唱的！”跟着就有人起哄，要坐在小头旁边那个照镜子的女孩唱。被叫做小云的女孩施了浓妆，嘴唇红得怕人，细长高挑的眉毛画到了额头上。长相一般，圆滚滚胖嘟嘟的，站起来的时候露出了一圈肚皮上的白肉。天不很冷，但也不很热，小云穿一件被修改过的超短夹克，特地把白嫩的肚皮晾出来。小头只是笑笑，放下唢呐，对小云抬抬手。这让我很难过，他不吹了，而且很乐意放下他的唢呐，似乎丝毫没感到难堪。
“你们想听什么？”小云手里多了个麦克风。
有人在旁边摆弄音箱，缠在一起的电线堆在地上。他们配备了成套的卡拉OK装置。
“《小寡妇上坟》！”
我跟着声音看过去，竟是顾小天。我们念小学时整天一起上下学，好得说梦话都念叨对方的名字，一起玩的还有另外两个，大年和三象。因为各种原因，他们都没有念出名堂，大年当时的年龄就比我们三个大，念五年级时，到了八月十五，我们正常上课，他一个人请假去给老丈人送节礼。他爸妈很早就给他定了亲。听我妈说，大年的孩子现在小学都快毕业了。三象到了中学成了我们所说的不良少年，打架斗殴，没事吓唬女生玩。初三念了一半，因为和临村的一个小混混争一个女孩，领着一帮人打群架，被学校开除了。那时候我已经离开家出外念书，见他们的机会很少，听说三象在家混了几年，逐渐倒老实了，尤其是娶了媳妇后，整个人变得谦和谨慎懂得持家过日子了。也知道赚钱，老老实实地跟着上河的建筑队到天津、青岛等地干活，只在农忙和过年才回家，扎扎实实积了一些钱，去年刚翻盖了宽大敞亮的新房子。
倒是顾小天不让人省心。念书时他腼腆得像个姑娘，一说话脸就红，老师提问就结巴，但是画画好。当时我整天缠着他教我画小人，他把一本《红楼梦》小人书扔给我，让我从头到底临摹一遍。这样的小人书他临摹了几十本。我哪来那耐心，所以一直没能画出个像样的人来。我一直以为顾小天能在绘画上有所成就，没想到就是绘画把他给废了。因为沉迷绘画，把功课给忘了，普通高中也没能考上。他爸是木匠，就让他跟着学做木工，顾小天哪里安心，睁眼闭眼都五颜六色，满脑子都是颜料和画，一把斧头从新打的五斗橱上掉下来，落到他正拉墨线的右手大拇指上，喀嚓，半个拇指没了。握不成画笔了。此后的顾小天就变了，专挑着歪路走，也不再画了。不画画在村子里没人关心，整天画来画去才有人闲话呢；走歪路大家就闲不住了，鸡一嘴鸭一嘴地数落。顾小天听不进去，越发混帐得不可收拾，喝酒、赌钱，无所事事，幸亏胆子小，要不可能就去杀人放火了。
后来他爸去镇上卖家具，出车祸死了，他妈更管不了他。顾小天一个大劳力，农忙就不知去向，等他妈累掉半条命把庄稼伺候好，他又跟鬼魂似的飘回来了。一个家被他折腾得一穷二白。顾小天他妈闲时做豆腐卖，打算补贴家用，挣到的一点钱最后又落到顾小天手里。不给他就动手打，我听我妈说，有一年大年初二，顾小天他妈披头散发地跑到我家，说顾小天要砍她，他要钱去赌，她不给，顾小天就用左手提起了斧头。我妈出门去看，顾小天果然提着斧头站在巷口。
奔三十的顾小天，现在还是光杆一个，正站在小头班子旁边让小云唱《小寡妇上坟》。他嘻嘻哈哈地说完了，一扭头看见了我。我们有几年没照面了。各忙各的一份生活，不止顾小天，大年、三象我也有几年没见了。念大学后，假期我要么在学校，回家也是蜗着不出门。偶尔想起来出去转转，他们也未必在家。连着几年不见，生疏有了，恐惧也有了，居然变得怕见故人。这几年近乡情怯之感越发严重，还有想不明白的羞愧。想来顾小天他们也是。顾小天看见我，迟疑一下还是把头扭过去。我也在犹豫，内心里莫名地紧张，我盯着他，只要他再扭一次头，我就过去招呼。小云问，真要听《小寡妇上坟》么？大家七嘴八舌。顾小天只抱着胳膊僵硬地站着，一声不吭，我看不见他残缺的右手拇指。
小云开始唱了。老实说，相当一般。毫无悲凄，轻佻浮薄之气倒足。快唱完时，我终于决定过去拍一下顾小天的肩膀，有一串子水落进我脖子里。我赶紧闪到一边，回头看见一个四五岁的男孩站在草垛上，抖着小鸡鸡正向下撒尿。因为撒进了我衣服里，他咯咯地笑得开心。很多人往这边看。这小东西！我既窘且怒，又觉着好玩，想唬他一下，旁边一个小媳妇跑过来，一边呵斥男孩一边向我道歉。是三象的老婆。我认识，几年前春节时她来我家借面引子。那男孩是她的孩子。
三象老婆说：“你看他叔叔，这孩子太闹，要不衣服脱下来我帮你洗。”
“没事，没事”我象征性地掸掸。“都长这么大了！再闹也闹不过当年的三象哥。三象哥不在家？”
三象老婆也是咯咯地笑，“他呀，卖苦力呢，在烟台。”
正说着，三象他妈过来了，对我说：“刚回来的？”没等我回答，她的脸就冷下来，对儿媳妇说，“没事就到处转，你还能把小孩带到天上了！”
三象老婆咕哝一声，我没听清。她一把将儿子拎下草垛，拽着走了，孩子拖着脚跟着跑，一手忙着将小鸡鸡塞进裤子里。他们娘儿俩穿过人群。
我和三象他妈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话，被尿湿的地方弄得我很不舒服，就扯了个幌子要回家。再往顾小天那儿看，已经不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