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在描述一场战役时常常这样写道：某某部队被派去攻打某个据点，然后奉命撤退等等，好像认为练兵场上那种使几千人服从一个人的纪律，能在你死我活的战场发挥出同样的作用。任何上过战场的人都知道这是多么的不公正1；作战报告却是基于这种看法写成的，历史学家对战争的描述又是以这些作战报告为依据。如果您在某场战役刚刚结束就去走访所有的部队，哪怕在第二天、第三天都行，只要在作战报告还没有写好之前去，问问所有参战的士兵，问问高层和低层的指挥官，请他们讲述战争的情况到底如何，他们就会讲出所有的体验和见闻，您就会产生一种恢弘的复杂的无限多样的和沉重的模糊的印象；您不会从任何人那里，尤其不会从总司令那里了解到整场战役是如何进行的。但是两三天之后，作战报告开始呈上来了，能说会道的人开始绘声绘色描述自己并没有亲眼所见的事情，最后还写了一个总的报告，并且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形成了整个部队对这场战役的总的看法。每个人都轻而易举丢掉了自己的困惑和疑问，接受了这套骗人的但却清晰的常常使人得意的说辞。一两个月之后再去走访那场战争的亲历者——您从他的讲述中再也听不到以前那样原汁原味的生活素材，听到的只是作战报告中提及的那点东西。许多健在的参加过波罗金诺战役的聪明人就是这么对我讲述的。所有的人都如出一辙，所有的人都是根据米哈依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2、格林卡3等人不正确的描写进行讲述；虽然讲述者相互之间可能隔着好几俄里，但就连他们讲述的一些细节也总是惊人的一致。
1在小说第一卷和描写申格拉本战役的章节发表之后，有人向我转告了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耶夫–卡尔斯基对这场战役描写的看法，他的话证明我是对的。这位总司令说，他从来没有读过这么准确的战争描写，他根据自己的经验非常相信，在战争进行时，总司令的命令是无法执行的。——作者注。
2米哈依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1790－1848），俄国将军，军事史家，1812年曾任库图佐夫元帅的副官。
3见第三卷第一部第二十二章注。
在塞瓦斯托波尔失守之后，炮兵司令克雷扎诺夫斯基给我送来了所有炮台的炮兵长官写的报告，请我根据这二十多份材料汇成一篇总报告。很可惜我没有把它们抄下来，这些用来起草报告，真是天真幼稚的编造战争谎言所必须的最好样式。我想，我那些当年撰写这些报告的同事们读到我的这些话，回想起当年如何奉长官之命记载那些他们根本不可能知道的事情时，一定会忍不住发笑的。所有亲历过战争的人想必都知道，俄国人在战争中多么善于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又多么不善于以必要的夸张和撒谎描述自己的经历。大家都知道，在我们的军队里起草这些作战报告或者汇报之类文件的大多不是俄罗斯人。
我所说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为军事史学家提供材料的作战报告不可避免地存在谎言，从而解释艺术家和历史学家在对历史事件的理解上为什么常常存在不同的看法。但是，叙述历史事件除了不可避免的谎言以外，我在那些我感兴趣的时代的历史学家那里看到一种特别华丽的言辞（可能是因为习惯于对历史事件分门别类、习惯于言简意赅的叙述、习惯于考虑各种事件悲剧色彩），在这样的言辞中，谎言和歪曲不仅充斥于事件叙述本身，还转向了对事件意义的理解。在研究梯也尔与米哈依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所写的关于这个时代的两部主要历史著作1的时候，我常常纳闷不已，这两本著作怎么会出版，又怎么会有人阅读？且不说它们以最严肃最深沉的口吻和完全对立的材料叙述同样的历史事件，光是这两部著作中一些奇怪的说法就叫人有种说不出的感觉，想起这两部书是记录那个时代仅有的文献，拥有千百万的读者，真不知道应该笑还是应该哭。这里只举著名历史学家梯也尔书中的一个例子，他在讲述拿破仑如何随身带了俄国假币的时候说：“为了扩大这些资金的使用范围，他实施了一项与他和法国军队相称的慈善行为，就是下令给房屋被烧的人提供补贴。但是因为食品储备太昂贵，供应给大多怀有敌意的异国人就没有可能，拿破仑宁可给他们钱，于是下令发纸卢布2。”
1大概是指梯也尔的《帝国的历史》和米哈依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的《卫国战争的描述》。
2原文系法语。引自梯也尔的《帝国的历史》第三卷，作者在小说第四卷第二部第九章也引用过这段文字。
这段话单独听起来会使人目瞪口呆，即使不能说它不道德，至少也是毫无意义的；但在整部书里它并不让人觉得奇怪，因为它完全与普遍华丽的激昂的没有任何明显意义的言语风格相符合。
因此，艺术家和历史学家的任务是完全不同的，我的作品在描写各种事件和人物时与历史学家的叙述产生了分歧，读者不应该感到惊讶了。
但是艺术家不应该忘记，民众形成的关于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看法并不建立在想象之上，而是以历史文学为基础，而这些文献经过了历史学家分门别类的整理；因此，艺术家虽然对这些人物和事件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可以进行不同的描述，但还是要像历史学家一样以历史材料为根据。在我的小说里，凡是涉及到历史人物的说话和行动，我都没有虚构，而是运用了各种材料。我在写作时已经搜集了各类书籍，我认为没有必要在此把它们一一列出，但我随时可以引用这些书中的话。
六、关于历史人物的作用。这是我最后要讲的也最重要的一个想法，我认为所谓的伟大人物在历史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我研究的这个时代，它是如此地充满悲剧色彩，发生了如此之多的重大事件，距离我们是如此之近，有关它的传说又是如此地迥然不同，这让我清楚地意识到，历史事件终有它发生的原因，而人类的智力根本无法企及。把一八一二年事件的原因说成是拿破仑疯狂的侵略野心和亚历山大﹒巴甫洛维奇皇帝坚贞的爱国信念（大家也觉得这样说未免太简单了），就像把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归结为某个野蛮人率领自己的部族西进而某个罗马皇帝的统治如何糟糕，或者就像说某座被掘的大山轰然倒塌是因为一个工人挖空了最后一锹土，这样的解释没有任何的意义。
千百万人相互残害，五十万人死于屠杀，这样的事件不可能是一个人的意志造成；就像一个人的力气掘不倒一座大山，一个人的意志也不能迫使五十万人死亡。那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然？一些历史学家搬出法国人的侵略野心和俄国人的爱国热情，另一些历史学家则认为是拿破仑军队传播的民主思想和俄国与欧洲的必然联系，等等。可是，千百万人怎么会互相残杀，是谁要他们这么做呢？大家似乎都明白，这么做谁也得不到好处，只能越来越坏，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对这个毫无意义的事件，不仅可以回想起无数个原因，而且正在推测出无数条理由，但是，大量的解释和所有这些解释与目标的巧合，只能证明事件发生的原因之多，而其中的任何一条都不能算作真正的原因。
既然从世界被创造出来的那时起，大家都知道自相残杀从肉体上和精神上都是愚蠢的恶劣的行为，那为什么千百万人还要这么做呢？
因为，这是如此不可避免地被需要，这是人们在执行自然的动物学法则，就像蜜蜂到了秋天会自相残杀，按照这条法则雄性动物都会这么做一样。对于这个可怕的问题，不可能会有另外的回答。
这个真理不仅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明白，每个人无法确信自己任何时刻做出任何行为都是自由的，如果有另一种感觉和意识能够使之相信，那么它再也无须证明了。
从总体上考察历史，我们无疑相信各种事件索遵循的永恒规律的存在，而从个人的角度看，我们就会得出相反的认识。
杀人者拿破仑命令过涅曼河，您和我，在提出执行命令的请求时举起手，又把手放下，我们每个人都毫无疑义地相信，每一个行为有着合理的原因，也符合我们的愿望，这样做或者那样做都取决于我们自己。我们珍视这种固有的信念，并传播自己实施所有行为时的自由意识，尽管历史的论证和犯罪的统计使我们相信别人的行为不由自主。
矛盾似乎无法解决：我在做出某个行为的时候深信这是出于我个人的意愿；从这个行为参与人类共同生活（在它的历史意义层面）的意义上进行考察时，我深信这个行为是预先注定的和无法避免的。那么，错误究竟在哪里呢？
心理学观察到了人的一种能力，即人在回顾往事时能够瞬间作出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相符合的自由推理（关于这一点，我打算再另外的地方详谈），这就证明了人在进行某一系列的行为时自由这一假设是错误的。但同样的心理学观察又证明了有另一类行为，在这一类行为中，自由意识不是回忆性的，而是瞬间的无疑的存在。不管唯物主义者说什么，只要某个行为只牵涉我一个人，我无疑可以实施或者克制。现在我无疑是按照自己的意志举起手或者放下手，现在我可以停止写字，现在您可以停止阅读，现在我无疑是按自己的意志跨越了所有障碍神游美洲或者思考任何的数学问题。我可以在空中举起手再使劲地放下手以体验自由。我这样做了。但我身边站着一个孩子，我把手举过他的头顶，想使劲地把手朝着孩子放下去，我不能这么做；一只狗扑向孩子，我不能不举起手来把狗轰走。在前线，我不能不跟着军团运动；在战争中，我不能不和自己的军团一起进攻，当我周围所有的人都逃跑时，我也不能不逃跑。在法庭上，作为被告的辩护人我不能不说话，或者不知道自己要说些什么。当某个物体朝着我砸过来时，我的眼睛不能不眨一下。
总之，存在两种行为。一类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另一类则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这种矛盾的产生错误的出现，只是因为自由意识只与我、我最抽象的存在有关，并合理地伴随每一个行为，而我错误地拿它来解释我与别人一起实施的行为，要知道这些行为取决于别人和我的共同意愿。要确定自由和依赖性的界限是非常困难的，这是心理学重要的和唯一的任务；但是，当考察我们最大的自由和最大的依赖性表现所需的条件的时候，就不能不看到，我们的活动与别人的活动之间的关系越是抽象因而越是宽松时，它就越是自由；反之，我们的活动与别人的活动之间的关系越是具体因而越是紧密时，它就越是不自由。
与别人最强大、最紧密、最沉重、最经常的联系就是支配别人所谓的权力，它真正的意义只在于对别人最大的依赖性。
不知道这么看是不是错了，但我在写作过程中完全相信是这样的，自然，我在描写一八零七年的历史事件时，尤其在描写最突出地表现出命定法则的一八一二年的历史事件1时，没有把觉得是自己支配事件的那些人的活动写得多么有意义，他们其实比其他所有人都要更少地参与自由的人类活动。我对他们的活动感兴趣，只是因为这些能形象地诠释我深信的支配历史的命定法则，并且能说明一条心理学的规律，在这样一条规律中，做出最不自由行为的人回顾往事时能想象出一系列旨在证明他自由的结论。
1应该指出的是，几乎所有写1812年的作家都能在这个事件中看到某种特别的和命定的东西。——作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