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小卖铺在西边，宝来往东边跑。我问他是不是也转向，他说快点，带你跑步呢，跑步能治神经衰弱。我就跟着跑。穿过一条巷子，再拐一个弯，宝来在“花川广场”前慢下来。这是家酒吧，装潢不伦不类，藏式、欧式加上卡通和稻草人式，门口旋转的灯柱猛一看以为是理发店。我进去过一次，我姑父洪三万请客，给我要了一杯啤酒。他说不进一回酒吧等于没来过大城市，不喝酒等于没泡过酒吧。啤酒味道一般，即使在酒吧里我也喝不出好来。出了门洪三万就给我姑姑和我爸打电话，敞开嗓门说，逛了酒吧了，喝了酒了，相当好。
宝来看完自己的手表问我：“六点到没？”
我说：“差一分。”
“那再跑几步。”
我跟着宝来继续往前跑，绕过一条街回来。跑步很管用，紧得发疼的脑袋舒服多了。我们又回到“花川广场”门前。
“现在几点？”
“六点九分。”
“我喘口气。”
宝来在酒吧斜对面的电线杆子下的碎砖头上坐下。胖人多半爱出汗，有点胖也不行。宝来对着下巴呼呼扇风。电线杆子上贴满了治疗性病、狐臭、白癜风、梦游和前列腺炎的广告，所有野医生都说自己祖上是宫廷御医。能看的我全都看完了，六点二十，我想咱们得去买啤酒了。宝来说好，继续往西走，他坚持要到西边那个超市买，理由是现在离超市更近。简直是睁眼说瞎话，至少多走三百五十米。从超市出来我们再次经过酒吧门口，我忍不住了：
“哥，我怎么觉得咱俩像两只推磨虫，老围着‘广场’打转？”
“我就看看。”宝来热得脸红，“你猜我挣大钱了要干什么？”
我摇摇头。这些年除了考大学我对任何目标都没有概念。
“开一个酒吧，花川广场这样的。墙上可以写字，想写什么写什么。”
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花川广场的墙上乱七八糟，涂满了各种颜色的文字和画。这是我进过的唯一一家酒吧，但我看过不少酒吧，电视上的，电影上的，墙上都挂着画和饰物，装潢得干净整洁。上次和我洪三万贴着墙坐，一歪头看见壁纸上写着：老H，再不还钱干了你老婆！接下来另一个笔迹答道：去吧，我刚娶了一头长白山约克猪。斜上方写：哥们姐们，想喝羊肉汤找我啊，我是小桌子啊。反正上面五花八门啥都有，还有人画连在一起的男女器官，你在公共厕所里经常看见的那种。我不喜欢把一面墙搞成乱糟糟的演算纸。
回到屋顶，我把宝来的理想告诉行健和米箩，他们都笑了。
“可以啊，宝来，”行健说，“准备过首都生活了都！”
米箩说：“兄弟，我举双脚赞同。不过，咱们去喝酒可不能要钱啊。还有，我要在墙上画一堆大白屁股。”
“还有人民币！人民币别忘了！只画老人头，一沓就是一万。”
接着捉黑A。见了鬼，宝来每局必来黑桃A，然后给我们倒酒递烟。喝酒抽烟嘴也不闲着，就说宝来要开酒吧的事，好像已成定局。说多了我们反倒佩服起宝来的想像力来，这事做得文雅，我们都把想像中的钱用俗了。
行健突然说：“我说宝来，你哪根筋搭对了要开个酒吧？”
“图个人多热闹，玩呗。”
米箩说：“那你也没必要让人家在墙上乱画嘛。”
“等不到的，找不到的，留着地址啥的，就当通讯录了。挺好。”
原来如此。北京太大，走丢的人很多，留个地址很重要。想法的确不错，都不像宝来想出来的，我们都小看了他。显然宝来把谈话的基调弄严肃了，行健和米箩不谈女人和钱了，端着赢来的啤酒在屋顶上走来走去，目光深沉地伸向远方。太阳落尽，天色将暗，高楼在远处黑下来，很快又亮了，由远及近灯火次第点亮。北京的夜晚开始降临，城市显得更加繁华，他们俩开始焦虑了。除了女人的大腿和抽象的钱他们还想别的，我完全可以理解，他们在心底里把这“别的”称为“事业”。当然这个词有点大，他们羞于出口。据我了解，行健和米箩尽管一肚弯弯绕绕，他们依然不明白自己的事业是什么，不过是一个抽象的宏大愿望和一腔“干大事”的豪情，这两个初中毕业生并不比我明白更多。但就算是这样，脱胎换骨和“干大事”的冲动也足以让他们深沉下来，就像现在，一手掐腰一手端着啤酒，嘴上叼着烟，都有点忧伤了。
“操他妈，早晚我要在亮灯的那栋楼上拿下一层！”米箩说，指着远处的不知那栋高楼，那口气像是联合国秘书长在对全世界发言。
“混不好，死在这里也值！”这是行健说的。在我看来，行健的头脑没有米箩好使，米箩平时附和他仅仅是因为他块头更大，宽肩膀没准能替他挡点事。
天彻底黑了，巷子里的路灯光不足以让我们看清每一张扑克牌。成群的鸽子开始回家，鸽哨呈环形响起来，浑浊的夜空因为鸽哨变得清澈和深远。我们也该吃点东西准备干活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