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3月，盛宣怀被委以“会办”一职，奉李鸿章“面谕”去上海协助“督办”朱其昂创办轮船招商局。虽只为会办，但事实上最终盛宣怀不但在轮船招商局的创办过程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并最后挤走了朱其昂，取而代之成了实际上总揽全局的督办。他力争企业的性质为“商本商办”，并一再解释其原因和目的是“筹国计必先顾情”，“试办之初必先为商人设身处地”；他认为只要“利不外散，兵可自强”。这一切无疑是“官商一体”而实现的一种双赢策略，这在当时无疑是高明的。盛宣怀不但亲自拟定了《轮船章程》，而且还亲自草拟了“委任宜专”、“商本宜充”、“公司宜立”、“轮船宜先后分领”、“租价宜酬定”、“海运宜分与装运”等六项纲领。我常想，盛宣怀在草拟这些时，一定是笔走龙蛇、下笔千言的吧，至少是比他在考场中挤牙膏一般书写那八股文章要来得心手双畅吧！至此，我们似乎不难明白他为什么一次次会在考场败走麦城的原因了，即，他天生就是个做生意的料，商业人格的确占据了他大半的生命。
说实话，对于盛宣怀在创办轮船招商局的过程中究竟有哪些作为，他起草的这些纲领究竟是些什么内容，我并没有多大兴趣，我感兴趣的是，盛宣怀在轮船招商局创办成功后，反而离轮船招商局越来越远了。
盛宣怀几乎在成为轮船招商局督办的同时，被任命为天津兵备道、山东登莱青兵备道兼东海关（芝罘税关）监督。（后来又被任命为天津海关道这一北洋关键的职位）这一系列的职位都是有职有权的，可不像我们今天的一些人，在办成了几个实业后所当得的政协副主席、人大副主任之类。这道台府比督办署要气派多了，做道台也比做督办风光多了，更重要的是有权多了。于是，盛宣怀几乎没怎么考虑，便毫不犹豫地去天津上班了。
天津离上海很远，远得轮船招商局的事务盛宣怀实际上已无法顾及了，甚至连遥控也不能，因为在当时的条件下，两地间一封信寄过去要走上好几天才能到；电话还没有通，即使通了，这么远的距离打过去，声音也听不清了；电报业当时也全掌握在洋人之手，也不能用，因为一用无异于将商业秘密送给洋人。于是盛宣怀实际上只顶着轮船招商局督办的名，具体经营性事务他干脆全交给了马建忠打理，自己则一心一意，有滋有味地做他的道台了。
当官，当然要应酬，要与上司搞好关系，因此，那几年里，盛宣怀除了打理日常公务外，最热衷的事情便是跑京城了。天津北运河的桃花口是天津海关的专用码头，人们常常看到盛宣怀的官船三天两头从这儿起锚西去，三五天后又西来靠岸。盛宣怀去得最多的地方，当然是北京皇城根东的煤渣胡同的良贤寺，因为那是李鸿章在京城的长住处；但是京城的各王府大院间也常可见他奔走的身影，他与王爷、贝勒们周旋、寒暄，每到一处，每见一人，当然不会忘了先递上红包。觥筹交错、推杯换盏几乎成了盛宣怀那一阶段每天的必修课，在他的生活中，铿锵的碰杯声压过了轮船招商局的算盘声甚至汽笛声。当然这样的生活有时不免会手头吃紧，只有这时他似乎才会想起远在上海的轮船招商局——它应该将红利汇来了吧！总之，这一阶段，盛宣怀的官僚人格又被发挥到了极致。
在这种情况下，按我们今天的许多人的想法，远在上海的马建忠或许正求之不得吧！他可以趁机在轮船招商局发展自己的势力，架空远在北方的盛宣怀，真正地将轮船招商局掌握在自己手里。然而，马建忠却书生气十足，不断给盛宣怀写信、发电报，催他回沪主持轮船招商局。这倒不是马建忠风格有多么高尚，视权力如粪土，而是因为他心里想，你盛宣怀当官是很忙、很要紧，但我也有很要紧的事情要做，我也不能将全部的生命耗费在商务上呵！那么马建忠在商务之外还有什么事要做呢？原来是著书立说！的确，马建忠原本就是一位书生。他的名字我最初是早年上大学时在现代汉语课上听到的，因为他写过一本《马氏文通》——正是凭借着这本书，他初步建立起了汉语语法体系，换句话，在他之前，中国汉语言文学虽然已成熟发达了几千年，但竟没有语法；也是凭着这本书，马建忠成了一位当之无愧的汉语语言学大师。
然而，马建忠的每一封电报都被盛宣怀置之案头，因为盛宣怀觉得此时已宫阙在望了，离入阁似乎只有一步之遥了，他不想半途而废；而马建忠也不想将全部精力都用在轮船招商局上。轮船招商局就这样似乎成了个没人想管的孩子了。至此我们不难看出，在那个时代里，中国的知识分子，虽然在理性上认识到了“洋务”对于“富国”和“强兵”的重要，但“立功、立德、立言”的惯性作用还力量很强大地左右着他们的实际行动，于是在实践中，对它的兴趣有时远远不如对做官、著书的兴趣那么浓厚。这不能不说这是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一种集体性的人格分裂，一种悲哀。
盛宣怀虽然是洋务派的重要人物，甚至有人说，没有盛宣怀就没有后期洋务运动的成就，但是我们纵观其一生，他的确办成了许许多多的“大事”，但他似乎“办大事”的兴趣远远没有“做高官”的大。我们似乎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是1896年甲午战争的失败和李鸿章的倒台、死去，盛宣怀恐怕还不会这么快回到上海，可能还会在天津、北京间继续着他的“做高官”的美梦。
四
甲午战争对于“洋务派”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这种打击，不但是洋务运动的最大成果北洋舰队灰飞烟灭，由此似乎证明他们所有的“富国强兵”梦想的破灭，而且这直接导致了洋务运动的领袖人物李鸿章的失势（不久后死去）。
盛宣怀终于回到了上海，从官场回到了商场。不难想象他此时的心里一定是痛苦而复杂的。之所以痛苦，因为他毕竟更想“做高官”；之所以复杂，一是因为他想，商场虽不如官场风光，但不乏白花花的银子，相比之下倒也更实惠；还有商场上虽充满了铜臭，但利益大小等，一切以合同、股份说了算，倒也直来直往，不像官场上那么多暗箱操作、笑里藏刀、阳奉阴违，那么无耻，那么累人。不是吗？他曾亲眼看到，李鸿章这样的大官，每次进京上朝时，都要在家里先操练一番下脆、作揖等动作。二是他心头的那一线希望似乎并没有完全破灭，他还想通过再办成些“大事”而东山再起，再去做更高的“高官”。
盛宣怀此次回到上海后，其商业人格和商业才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在此前后，他创办了一系列堪称“第一”的实业和学校，中国第一家电讯企业——天津电报总局，第一家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山东内河小火轮航运公司，第一批现代大学——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和南洋大学（今上海交通大学），第一条南北铁路干线——芦汉铁路，第一家股份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第一家钢铁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等等。
任凭1898年戊戌变法风风火火，任凭被砍下的六君子的一颗颗头颅在菜市口的地上滚出去老远，似乎一点也没有影响他创办的公司、银行、学校等一家接一家地开业。盛宣怀在开业的鞭炮声中，与人打躬作揖、推杯换盏，满面春风，他的商业人格似乎便如此完全地复活在他的生命中了。
然而，也是在这期间，一件出其不意的事情，又让他的官僚人格迅速复活。
1900年，就在盛宣怀的公司、银行等一家接一家在南方开业时，北方却突然爆发了战争，而且这一次似乎连老佛爷慈禧都动了真怒，决心要与“八国联军”决一鱼死网破，她亲自拟定《宣战诏书》，号召举全国之力向八国联军开战。诏书中有一句话实让人猛然听来是热血沸腾：“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熟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但是，热血沸腾过后，盛宣怀冷静地一想，朝廷的这一不顾一切的举措，虽然是出于为国家利益而作出的奋力一决，但后果无疑是严重的，至少是洋务派们苦心经营但尚未成形的成果将毁于一旦。于是盛宣怀与时任两广总督的李鸿章策动了一件天大的事情，这就是联络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等，集体抗旨，实行所谓的“东南互保”。盛宣怀在给张之洞、刘坤一的急电中说：“北事不久必坏，留东南三大帅以保社稷苍生。”
“东南互保”无疑是一种分裂国家的行为，此举不但远远超越了盛宣怀作为一个商人的本分，甚至李鸿章、张之洞和刘坤一们，也超越了他们作为督抚的权限；但是就最终的实际效果来看，此举巧妙地利用了外国势力“以夷制夷”，不但避免了东南半壁遭遇战火，而且在随后与八国的谈判中增加了砝码，实在是一种理智之举，因此，当慈禧得到山西巡抚毓贤的告密，将盛宣怀拍发的有关电报交给慈禧后，她也只是无奈地批了三个字：“知道了！”或许此时，慈禧冷静下来一想，觉得盛宣怀又办成了一件“大事”！
不久，慈禧懿旨，大意是：盛宣怀赞襄和议，保护东南，著赏加太子太保衔。
得到这样的嘉奖，我想盛宣怀的文化人格一定会又一次地倾向于官本位吧！
果然，当1908年初来自北京的一纸“上谕”送到盛宣怀上海的公馆时，盛宣怀随即屁颠颠地去北京上班了。
这一次他得到的官自然比十年前的道台高了许多，为邮传部右侍郎，不久又擢升为邮传部尚书，再后来又迁全国铁路总监，总算做到了相当于今天的正部级的位置，入了内阁。此是盛宣怀一生宦海生涯中最风光的时段。
当然，这一次清廷之所以看中他，让他“做高官”，原因与从前并没有两样，还是为了让他替清廷去“办大事”，而此时说穿了，便是去为朝廷捞钱，因为此时清廷的家当，在经过一次又一次给洋人赔款后，已几乎赔光了，连日常的开销也似乎捉襟见肘了。
盛宣怀此时已在商海历练多年，对于如何搞到钱自然有的是办法。如果此前他是一个有着官僚背景的商人，那么这时他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有着商业头脑的官僚了。
他在创办轮船招商局时曾不遗余力推行“商本商办”，现在屁股坐的位置不同了，他不得不也屁股指挥脑袋，于是他下令，将轮船招商局收归邮传部管辖；同时奏请汉冶公司之外，“不准别立煤矿公司”，试图对这一行业实行国家垄断；另外他深知铁路作为国家动脉的重要，曾不遗余力地推行所谓“铁路国有化”……这一切自然是为清廷捞得了不少白花花的银子，但他的文化人格也在一种不知不觉间再次倾向了官僚一边，或者说完全异化成了一个官僚。一个垂死的王朝的一副顶戴花翎，竟然还有着这样强大的吸引力，这不能不让人惊叹，几千年来“学而优则仕”的定律的惯性力量实在是强大呵！
但同时我也想，如果盛宣怀当初考得功名，或许他反不会这样看重这副顶戴花翎吧？有时候人就是这样，得到过了，反而会觉得不过尔尔，反而不会太看重；越是没有得到的，便越是想要得到，这正所谓“补偿心理”也。盛宣怀如此在乎官位，我想这里面一定有这种补偿心理在起作用。
纵观盛宣怀一生，他便一直这样，亦官亦商，但同时又为官不在官，为商不在商，非官非商，脚踩着两条船，在时代的大潮中和人生的航程中随着波逐着流。
洋务派中的多数人物，又何尝不也多是这样呢！
当然，这样也不是说全无益处，以盛宣怀为例，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至少也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这就是因为他出于“办大事，为高官”的目的，不但事实上开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先河，而且在为自己挣得了巨额财富后，眼光毕竟还能超越一处或多处乡间庄园别墅围墙的高度，不至于最终沦为守财奴。民国时对盛宣怀的财产进行了查抄，发现他这个中国近代的实业皇帝，其资产比胡雪岩要少得多，这便是盛宣怀终究比胡雪岩们难能可贵的地方。
然而洋务运动最终还是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不是我这篇小文章在这里所能说清楚的，但是我想，盛宣怀们这种“办事”为“做官”，但一旦“做官”便心不在“办事”的姿态，是不是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呢？进而我又常杞人忧天地想，今天，我们的大学每年都要毕业大量的学生，这些毕业生应该是各方面的专业人才，就这一点来说，他们是从前科场上走出的士子们所难以同日而语的，但是，他们毕业后择业的第一选择似乎都是去当“官”，弄得每年的公务员考试报名与录取比例动不动就是几十比一，甚至上千比一。公务员如此“热门”的背后，我想问一句，这种状况对于我们今天的改革开放，对于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究竟喜耶，忧耶？
五
盛宣怀“做高官”的梦想是被辛亥革命的枪炮彻底打断的。
然而令盛宣怀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推倒清王朝这一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盛宣怀为了为清廷捞钱，策动“铁路国有”；正是这“铁路国有”引起了“保路运动”；又由于清廷镇压“保路运动”而引起了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正是辛亥革命，使清王朝三百多年的大厦哗啦一声轰然倒塌。
清朝几乎公认的能“办大事”的能臣，竟最终将它办灭亡了，这实在具有讽刺意味；而对于盛宣怀来说，他的人生本身不也太具有讽刺意味吗：改朝换代后，作为商人的盛宣怀本可以继续做他的商人，但是由于他实实在在又是清廷的“高官”，民国政府对他进行“抄没家产”便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
当盛宣怀一番乔装打扮后悄悄钻进德国货轮的暗舱去日本躲避风头时，不知道他有没有后悔当初——
为什么如此在乎那一场注定名落孙山的考试呢？
为什么如此在乎一副自己并不一定必需的顶戴花翎呢？
为什么就不能做一个纯粹的商人，而要一生脚踩两只船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