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晚饭桌上提出要搬家的事，桃子没什么反应，大概她早做过打算。倒是歪嘴一惊，举出好多理由来反对。说现在一动不如一静，在这儿住惯了，附近中国店越来越多，很方便。我一声不响地听着，到最后他自己也觉得牵强，突然就闭了嘴。我敲了敲碟子：“我们奉行民主集中制，栾军和我都赞成换个环境，那就这么办。”晚饭后歪嘴说要出去走走，说心里烦。
第二天我来到楼下桃子的房间，自从她搬来我一次都没进去过。房里一张大床铺得整整齐齐，枕头上搭着绣花的枕巾，床下一双粉红色的软绒拖鞋；靠床是一张小巧的写字台，一半放了梳妆用品，一半堆了写满字的线格稿纸。见我进来，桃子马上站起来收拾。我说桃子还有心思写文章啊？小说还是散文？什么时候发表了也让我们看看，说来我在读高中时也喜欢涂涂抹抹，还是学校的墙报小组成员呢。桃子说只是随手写点杂记，自己看看而已，从来没想到过拿去发表。我说既然写了，就要想办法发表，我们这代人的经历太复杂了，你看文革、经济改革、到美国来洋插队，哪一件不是轰轰烈烈的？一辈子经历了前人几辈子都没有经历过的事情。我就是不会写，否则也写它一部长篇小说，留给后人看看。
桃子打断我道：“老大，你是来要我搬家的吗？直说好了。我的房钱付到了这个月底，到时候我会找房子，不会赖在这个地下室的。”
我说：“你干吗把人看得那么扁？我们是那种‘人一走茶就凉’的人吗？你的确要找房子，长期住在这儿大家都不方便。”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递过去，“喏，这个你拿着。”
信封里是四万美金，桃子什么话也没说就把钱搁在书桌上。
“这些钱够你付押金和房租了，你也可以考虑重新换个环境。像你这么一个能干、英语又好的女人，待在这里真是浪费了。东海事件也过去了，你要振作起来，前面的日子还长着呢。”
我想我是做得够意思了，二十万到手，除去行动的开销，还剩十八万左右，留两万美金做基金，其余每人各分四万美金。照栾军的讲法，一分钱都不能给桃子，她算什么人？好听点算臧的女朋友，说难听点只是个姘头。本来臧建明在行动中也没出什么力，现在更不用给了，何况他当初说过用下次的分红抵消借去的四万八。
我没听栾军的，还是把钱分成四份。钱这个东西，没有的时候被它逼得紧，等手上抓了大笔钞票时却又不看重了。而且，江湖上口口声声说“情义”，其实情义这个东西非常脆弱，特别是牵涉钱的时候。作为这些人的老大，我必须把住这个关。
但桃子对这四万美金好像不屑一顾，神情恍惚地在床沿上坐下。
在台灯的光线下，桃子的脸显得苍白，仔细看去，眼皮还有点浮肿。自那天从医院回来，她一直把持得很好，看不出异样，还是为大家准备饭食，但很少和我们搭话，常常关在自己的房间里不出来。
我挑衅地点上一支烟，桃子并没有皱眉头，而是为我找了个肥皂盒当烟灰缸。我俩相对无言，我抽了两支烟，站起身来：“就这样了。”
桃子突然叫了声：“老大……”我站定，看见桃子的肩膀一抽一抽，哽咽着说，“等一下，我还有话对你说。”
我又坐下，桃子用手掩着脸，低声地抽泣，不时用纸巾擤鼻涕。看着女人流泪是我最受不了的事，劝又不是说也不是，结果只有再掏出烟来点上。
桃子抬起头来，很响地擤了下鼻涕。突然伸出手来：“给我支烟。”我一惊，平时我们抽烟，桃子都躲得远远的，或者把窗打开，今天却主动问我要烟抽。我递上烟，摁着打火机替她点上。桃子狠狠地抽了一口，灰色的烟气从鼻孔里喷出来。
“我不知道你也抽烟？”从她喷烟的姿势看得出这女人肯定抽过烟。
“戒了好久，我来美国之前一天一包，心情坏的时候要抽一包半……”
“女人抽烟对皮肤不好。”
桃子苦笑了一下：“都无所谓啦，三十岁的女人已经开始走下坡了，皮肤不是最要关心的事了。说到底，命不好的话皮肤再好有什么用……”
我不想听这些哀怨的话，打断她道：“你要跟我说什么？”
桃子欲言又止，最后说：“也没什么，我只是心里烦。”
“为了搬家的事？”
桃子突然抬起头来：“老大，我昨天上医院去了。”
我的脑子还没转过弯来，耳中只听到桃子说：“我怀孕了。”
我明白过来之后火冒三丈，就跟我讲这些破事啊！又不是我经手的，我粗鲁地说：“去打胎啊！跟我说有什么用？”
桃子一抖，幽幽地说道：“你怎么能这样说？”
“还能怎么说？只要有点脑筋的都会这么说。在美国这是小事一桩，听说政府的医院打胎不要钱。”
“要打胎我不会来告诉你，难为你已经陪我去过一次医院了，哪能次次都拖上你。”
“知道就好。”我站起身。桃子又一次地把我叫住：“我想请托你的是……劝一劝李一山。”
我盯视着桃子没作声，桃子的眼睛迎向我，有一股坚定的神色在她脸上一闪而过。
“昨天你说了要搬家之后，他跑来说要跟我结婚。我说不可能，但他不听。我说我们不是同一类人，他说结了婚住在一个屋顶下就是同一类人了。我说我已经怀了孕，他说不管是谁的小孩，他都会视如己出。我说你不要逼我，我会躲到一个无人知晓的地方去，他说他上天下地也一定要把我找到。我说我死了呢？他说那样他也不要活了。我看他是认真的，不然我也不会在这儿待得这么久。老大，我真的束手无策了，也许，你的话他会听，我想请你劝劝他，别这样……”
我脑袋里一片空白。桃子还在唠叨，我却一句也没听进去。
此事对我来说是意外又不意外，我早就知道歪嘴喜欢这个女人，但不知道他昏头到了这个地步，竟然真的想跟这个女人结婚，还不顾她已经怀上别人的孩子！肯定是臧建明那个死鬼的种。我真有一种跳起来冲上楼去抽歪嘴耳刮子的冲动，这哪还是当年和我一起出生入死、冷静沉着的李白子？
我张了张嘴，想骂句恶毒的话，但又忍住了，骂谁呢？歪嘴？桃子？我自己？还是他妈的这个乱七八糟的世界？
我只是坐在那里把手指关节掰得咯咯作响，眼睛里要喷出火来。
桃子嗫嚅道：“老大，你别误会，李一山是个好人，你们都是好人，平时也一直很照顾我。是我配不上他，我是一个身心俱疲的女人，而且和婚姻无缘，每次总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以前是这样，这次又是这样，谁敢保证再一次不是同样的结果？何必再去害别人呢？”
我神经深处一颤，这个女人说什么？她说以前是这样，这次又是这样，这次当然是指臧建明，那么以前那次是指谁？是那个在香港酒楼被我们枪杀的小平头？
大潮落去，水底的石头一点点冒了出来。我的直觉没有骗我，俗话说冤家路窄，她就是那个女人，我当着她的面枪杀了她第一个未婚夫。
我的脑子里乱糟糟的，唯一的想法是：绝对不能让歪嘴娶这个女人。
如果结了婚，夫妻俩在枕头上什么话不能讲？虽然歪嘴是我的贴心兄弟，但一个男人结了婚就只有一半是他自己了，何况是桃子这么一个狠角色，拿捏男人还不是股掌之间的绝活？歪嘴是绝对玩不过她的。如果歪嘴在不经意间透露出我们以前在香港干的活，桃子还不把我恨死？她如果想整垮我们真是太容易了，她可以唆使歪嘴脱离我们，她可以向FBI告发我们，她可以让我们死无葬身之地。她跟我们住了这么久了，我们这几次活都是在她的眼皮底下干的，谁知道这娘们儿是否把我们的一举一动都记录下来了？她写的那些东西就很可疑……
“老大。”我抬起头来，桃子可怜巴巴地望着我，“你说我怎么办？”
我狠命地抽了口烟：“你真要我说的话，先去把孩子打掉，然后走得远远的，世界之大，我就不相信歪嘴能找到你。你才三十岁，看起来还很年轻，找个不相干的人嫁了，把以前的一切都忘掉。这样对每个人都好……”
桃子不说话，只是缓缓地摇头。
“如果你需要钱，我可以再想想办法，你知道，我虽然当着这个家，但是还是得一碗水端平。”
“老大，我是不会要这个钱的，我虽然身无分文，但我还是有信心可以养活我自己，我可以去做女招待，或是售货员，接电话小姐。这个钱你带回去。”
“怎么？你是什么意思？”
“我不会拿你这钱的。”
“你打胎需要钱，你重新开始需要钱……”
“谁说我要打胎了？我会把这个小孩子生下来，他也许将是我在世上唯一的亲人了。”
“随你的便，我只要求你走得远远的，这些钱就算我们给小孩子的奶粉钱……”
桃子不做声，我看得出她在犹豫，最后她还是摇了摇头：“老大，这个钱我不好拿。”
我把烟头按熄在桌上，走到门口，回过头来说：“我送出去的钱还没拿回来过，你就当是封口费吧。三天之内，我要你搬出这间地下室，否则，不要怪我翻脸无情。”
我把门带上之时，又补了一句：“记住，祸从口出。”
我在饭桌上告诉众人我要出门几天，栾军问我去哪里？我说烦得慌，出门散散心，去哪里我自己也没个数。栾军说：“我陪你去？”我不知哪来的火，筷子往桌上一拍：“老子就是想一个人走走。这点自由还是该有的吧，不用谁来陪。”栾军闷着头扒饭，桃子站起身，把拍飞的筷子捡起来，又替我拿来一双干净的。
吃完饭我一个人往海边走，走到一半，歪嘴从后面追了上来。我看了他一眼没做声，歪嘴默默地也不开口。我们俩来到海边，天差不多黑了，海水一波一波地涌动，在水面和天空交接的地方，有几颗稀疏的星星在一闪一闪。
我知道歪嘴想找我谈话，我就是不开口，只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头上的火星被风吹散，撒进堤边的芦苇丛里，我倒希望能烧起来，如果沿岸一排芦苇熊熊燃烧，景色一定不错。
我们走到防波堤上坐下，天已经黑透了，沙滩上一个人也没有，星光下几只海鸟贴着海面掠过，身后的高速公路上汽车一辆接一辆地飞驶而过。
歪嘴道：“老大，好久没去打枪了。”
是啊，自从海奥德的靶场出事之后，我们还没有找到新的地方，虽说靠近机场那儿也有个靶场，不过我们还没去踩过趟，不知能不能打乌兹枪。听栾军说北加州深山里有些农庄，付个二十块钱随便你打什么枪，随便你怎么打，说了要去，但一直没找着机会和时间，最主要的是近来大家心情都不好。
“老大，你带着家伙吗？”歪嘴问我。
我从后腰拔出柯尔特手枪递了过去。
歪嘴接过去把玩了一阵，突然他“啪”地一声拉开枪栓，把枪口抵住自己的太阳穴，开玩笑地问我：“这颗子弹进去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滋味？”
我冷冷地瞥了一眼：“别开玩笑，小心走火。”
歪嘴放低了枪口：“老大，我说我们干掉了那么多人，也好几次差点被人干掉，从生到死的那一步跨了不知多少次了，但我还是好奇，当子弹打中要害，人将死未死时，他还有意识吗？如果还有意识，这人会想些什么？”
我不耐烦地说：“你胡思乱想些什么？死啊活的。”
歪嘴却一本正经地道：“怎么是胡思乱想，人都会死，而干我们这行的，不知哪天一拐弯就撞到死亡上了。你说臧建明那么一个活蹦乱跳的人，现在连影子都找不到了。有时想想，活着有什么好？死了倒说不定有个更大的去处呢。”
我真火了：“白子，你说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说说而已。老大，我以为干我们这个的，你不会忌讳这话题。”
“我看你近来不正常。”
“是不正常，我们都不正常。像我们这样晃来晃去，或者杀人，或者提防着被人杀，正常过日子的人哪像我们这样……”
我换了比较平淡的口气说：“兄弟，你心里烦是吧？你想跟我谈是吧？可是，我也烦，我心里也是乱七八糟的。谈也谈不出什么结果来，等我回来再说，那时我们再好好谈谈。”
歪嘴哈哈大笑：“老大，你不要多心，我只是看你情绪不好，陪你瞎说一气罢了。”
我低头点烟，刚想说什么，却被身边响起的枪声吓了一跳，打火机都震得掉了下来。
歪嘴平端着那把柯尔特手枪，对着空无一人的海滩，不停地射击。枪声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爆脆。
我跳起身：“你疯了，后面就是高速公路，一个电话警察马上就到。没事找事？”
歪嘴对着冒烟的枪口吹了口气，然后把枪递还给我：“也不知怎么搞的，手一滑，就射了出去，老大，你这支枪太敏感……”
“少废话，快走。”
我们匆匆横过公路，走进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商店，听到门外大批警车响着警笛驶过，往海滩的方向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