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感迫使我们做出改变，进行冒险。要么在沉默中死亡，要么在沉默中爆发，这也是危机在心理上给人的暗示。尤其事关生存的危机感，永远能激发人最大的潜力，使人的勇气激增到无所畏惧的地步。因此，人们把“置之死地而后生”当作兵法的精髓之一。
在对200多位成功人士的样本研究当中，我发现跟社会上许多人被“关系户”和“暴发户”误导的富豪印象不同的是，绝大多数学习型成功者不但不是“世袭子弟”，没有少年时代就继承多少先天的财富，而且其最重要的财富往往还是少年时代经历过的苦难，他们的人生都经历过危险的磨炼，是在苦难中崛起的人生成功者。例如，我也有过未成年下乡插队的磨难经历，北京大学前党委书记闵维方曾做过矿工，财经评论家金岩石也是矿工出身。
苦难是一笔财富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曹建明也有着曲折的人生开放传奇。他在小学四年级时遇上“文化大革命”，中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小饮食店当学徒，每天凌晨三点多就硬撑起来上班，从出煤渣、生炉子到和面、拌馅，所有的活都要干。也许过度劳累，一年不到他的胃连续两次大出血。后来，他就把自己的这段经历当成一笔宝贵的财富，用以时刻激励自己努力进取。曹建明应邀为我主编的《缤纷海归》撰文时说：“正是在这里，我经受了永远难以忘怀的磨砺，学到了在其他地方难以学到的东西。”
由于心里一直保留着这“一种强烈的危机感和使命感”，所以考上大学之后，“无论春夏秋冬，每天凌晨四点半，我准时起床，跑步后即投入紧张的学习。数年如一日，这么早起床读书，很多同学觉得无法做到，觉得不可思议。对我而言，相比在饮食店每天三点多起床干活，那真是一种幸福了……排队买饭时、坐车时、开会前，我都会抓紧背几个英语单词。所有的节假日，我都是在图书馆里度过的……七年寒窗，我连续六年获得‘上海市三好学生’的荣誉称号。”
1988年10月，曹建明作为访问学者去比利时根特大学进修，他依然没有忘记过去的苦难和危机，除了跟教授讨论外，他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他的导师因此感叹说：“你是我接触的所有中国人中最勤奋的一个。”也正因为他的刻苦认真，教授们参加学术活动都喜欢带他去。于是他去过荷兰、卢森堡、德国、法国、原南斯拉夫、瑞士等许多国家，参加了许多的国际会议和访问了许多大学及研究所，结识了许多著名的学者和专家，为他此后的法学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慧聪集团的创始人郭凡生是另外一个例子，他少年时代曾上过山下过乡，十八九岁还当过兵。后来，这段充满危机和苦难的经历给他的人生增加了莫大的胆量。他在一次采访中说起当年创业时的心态：“1988年我已经是副教授，已经很有学术成就，晚上我就看着一墙的书心里感觉比较酸，走到35岁了不得不走另外一条路，这是心里难受的。但是不得不走这条路的时候我并不怕……”原因则是过去少年时代的经历——“那段生活使我真正具有自信心，如果创业失败了，我去扛麻袋也可以养家糊口。而当一个人愿意扛麻袋生活的时候，就什么也不怕了。”
荷兰银行中国区主席邱致中也有过类似的经历，但他认为：“如果没有在崇明农场务农六年、没有经历这些人生苦难，也形不成我后来的思想和处世哲学。我希望我的小孩将来也知道我过去的故事、知道我曾经做过农民，通过这些，让他们了解生活中也有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知道世界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当然，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危机感是一种心理状态，其存在不一定是事实的逆境和困境。
身处逆境和困境，危机迫在眉睫，自然，只有失明失聪的人，才会没有危机感。可是，聪明的个人、聪明的企业家、聪明的政府，都善于在顺境和逆境下勇敢面对危机感，保持忧患意识，使自己依然能够坚持不懈地努力。所谓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有备无患就是这个道理。
又如很少有人知道的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建立者之一、财讯传媒集团的董事长王波明曾在北京农药二厂一个烧碱车间当过工人，因为遭遇“文化大革命”，连初中都没有读过。
当时农药厂到处都是刺鼻难闻的毒气。有一次，车间管道出口下面4个工人清淤泥时中毒。王波明冲过去救人，被一位戴着防毒面具的技术员拉住，让他回去戴防毒面具。结果等王波明回来，那4个人已经当场死亡，先下去救人的几个技术员也因为防毒面具饱和中毒死亡，拉王波明回去戴防毒面具的技术员变成了植物人。一瞬间，王波明跟死神擦了下肩膀。从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王波明骑着自行车上班的路上都在想：今天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回去？
正是这种最原始的生存危机感给了王波明前所未有的决心——他必须改变现状。随后，王波明以超出常人的努力自学英语，然后由此进入北京食品研究所做翻译。1977年恢复高考，只有小学四年级水平的王波明报名参加高考并被录取，他后来还留学美国纽约市立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完全改变了自己的一生。
先后创建过亚信公司、中国宽带产业基金，担任过网通总裁的田溯宁一直认为：“管理一个企业，你一定要天天想到危险。企业成长的过程，就像是学滑雪一样，稍不小心就会摔进万丈深渊。只有忧虑者才能幸存。清醒的头脑是最起码的，天天想危机，危机就在明天，危机可能几个小时内就会发生，才能尽量地避开危险。”
这些身经百战的创业家们都深知个人和企业缺少危机感的后果：员工如果没有危机感，就会回到得过且过、缺乏效率的大锅饭时代；企业如果没有一点危机感，就会像龟兔赛跑中的兔子，一旦看不到乌龟的影子，便躺在以往的业绩上面睡大觉。在瞬息万变的市场，这正是最大的危机。
任正非的危机管理哲学
1988年，任正非和6个伙伴揣着2万元，把华为安置在深圳南山区一个不知名的小角落，进行了人生当中第一次冒险。他后来在自己的文章《我的父亲母亲》中回忆说：“（从部队）走入地方后，不适应商品经济，也无驾驭它的能力，一开始我在一个电子公司当经理，栽过跟斗，被人骗过。后来也是无处可以就业，才被迫创建华为。”
华为开始只是一个小小的代理商，在代理业务露出下滑迹象时，任正非毅然决定将赚取的钱投到该行业的自主研发上，冒险的结果是势不可当。也许是因为过去每次都能在危机中爆发出惊人能量，在电信业最火爆的时刻，任正非写下了《华为的冬天》：“现在是春天吧，但冬天已经不远了，我们在春天与夏天要念着冬天的问题。我们可否抽一些时间，研讨一下如何迎接危机。IT业的冬天对别的公司来说不一定是冬天，而对华为可能是冬天。华为的冬天可能来得更冷，更冷一些。”
任正非认为危机感能使人具备“狼性”：“企业发展就是要发展一批狼。狼有三大特性：一是敏锐的嗅觉；二是不屈不挠、奋不顾身的进攻精神；三是群体奋斗的意识。”所以，他提倡危机管理哲学。这也让许多管理学家把他摆上显目的位置，美国《时代》周刊评选2005年度“全球100名最具影响力人物榜”时，就将他列名其中。
黑夜和白天总是密不可分，没有黑夜就没有白天。危机也同样如此，危险和机会是并行的。成功者和失败者的区别就在于：成功者往往能够把危机感转化成为人生开放、冒险进取的动力，并最终利用了危机中的机会。
人的行为心态通常有三种：一是试试看；二是尽力而为；三是不成功就成仁，这是冒险的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