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全身心投入Mac III研发的时候，苹果陷入了一场财务危机。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苹果所犯的错误。在斯卡利执掌苹果的几年里，苹果顺着原来的技术方向向前惯性漂流了七八年，公司的股票也一路上涨，在电影《阿甘正传》里，阿甘说自己买了一个水果公司的股票，一辈子都不用发愁，那个公司，就是苹果。这正是20世纪90年代初苹果公司留给人们的印象。
不幸的是，斯卡利始终没有找到苹果真正的发展方向。新项目纷纷上马，不大的公司居然有上千个项目，但在PC市场，苹果的空间已经被微软挤压得越来越小。
这和苹果一贯奉行的不开放标准的文化有关。1986年，IBM和微软结盟，开放了个人计算机生产标准和操作系统的部分源码，这使得大量兼容机开始出现，培育了市场，IBM—微软标准也逐渐成为主流，大量建立在这个标准平台上的应用软件被开发出来。
斯卡利意识到，如果不审时度势，苹果必将成为市场上的流浪儿。因此，他提出了在PC平台上开发Mac操作系统、与微软操作系统竞争的战略，这个战略得到了董事会的一致支持。但跟技术部门谈的时候，遭到了坚决的抵制。技术人员认为，改进电脑无可厚非，开放标准绝对不行！像艺术品一样精美的苹果电脑及其完美的操作系统凝结了多少技术人员的心血，说什么也不能开放！一旦开放，势必造成苹果电脑的泛滥，那简直就是在伤害苹果人的感情！这个项目就这样搁浅了。
其实早年，苹果和微软也一直有合作。Mac推出时，得到了盖茨的大力支持，很多应用软件都在Mac上首先推出。但后来，微软越来越强大，两家公司说话的分量就不一样了。作为一个软件人，盖茨原以为苹果一定会把Mac的图形用户界面操作系统移植到所有PC上，但当他发现苹果不愿意放弃高利润的硬件生意时，盖茨就决定要做一个Mac图形操作系统的克隆版本——Windows。
此事被苹果发现后，斯卡利和盖茨便坐下来谈判了。
“Windows不是抄袭Mac，我们都是从施乐的帕克实验室（Xerox PARC）学来的。”盖茨说。
“但是，苹果得到了施乐的授权，你没有。而且，我们有专利保护。”斯卡利说。
“如果你是说我们要对立起来，那我们就会停止所有Mac的软件开发，例如Office。”盖茨威胁。
“如果你保证下一代软件不抛弃Mac，我们可以给你一个一次性的专利授权。”斯卡利很快就作出了让步。
最后，两家公司谈专利的时候，微软把这个“一次性”的转让修改成为“现在和未来的版本”。因为这个让步，苹果把179个专利就这么拱手让人，后来苹果还是决定诉讼微软。两个公司在法庭上闹了好几年，各花了上千万的律师费用，但是因为这179个拱手让人的专利，最后法官仅仅要求微软做一些产品的修改（例如说，“垃圾桶”改成“回收站”）。
总而言之，苹果一直坚守着高端和不开放的原则，相应的，苹果的市场份额也一直在萎缩。于是，斯卡利想，干脆用降价来守住市场份额，这招让苹果的市场份额一度有所回升，但是，降价的后果只能是赔钱。
最后，苹果只能靠裁员来节省成本。两次裁员后，一些被裁的员工回来游行了，但他们不是抗议被裁，而是为公司加油！他们拿着类似“生为苹果人，死为苹果魂”的标语，流着眼泪说，“我们流出的血也是六个颜色的”——和当时苹果的六色logo一样。由此可见，苹果人有多爱苹果。
在苹果的改组大潮里，我们的小组被取消了，但是语音识别技术被保留了下来，因为这是一项看起来非常酷的技术。在董事会的压力下，斯卡利其实也在做最坏的打算——寻找买家来接手苹果，而语音识别技术，看起来是个很好的卖点。
公司高层作这些决定的时候，我还一直蒙在鼓里。直到有一天，我开完会回到办公室，看到戴夫·耐格尔正坐在我的椅子上，用他那招牌式的笑容跟我打了个招呼，然后说：“开复，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一个呢？”我当时心里一惊，想了想说，“还是先听坏消息吧。”戴夫说，“你们做的项目被叫停了，也就是说你们的Mac III小组被取消了。”我心里一阵沮丧，强打起精神问，“那好消息呢？”“好消息是，你被提升为ATG研发集团语音小组的经理了。”我大惊，“什么？可我一点管理经验都没有啊！”
“你的为人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你周围的人都说很喜欢与你共事，所以，我相信你有管理的潜力。而且，我帮你找了一个新老板——谢恩·罗宾逊（Shane Robison），他是我们最卓越的管理者，你不会的，他都可以教你。”
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拉上了管理者的位子。事实证明，就像戴夫承诺的，谢恩果然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如今，他已是惠普的首席技术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