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安全问题始终是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人均自然资源缺乏的国家的首要问题。而从根本上讲，粮食安全必须以国土安全及国家自然生态安全为保障。遗憾的是，现在绝大多数的关于中国粮食安全的探讨，还只停留在短期的粮食安全上，比如一年、两年或者几年的粮食安全，总是满足于某年又是一个丰收年之类的一时之安，这种做法是极其不负责任的。
目前，中国的粮食安全问题实际上已经非常显著了。海关总署2011年1月10日公布的数字显示，中国2010年累计进口大豆5480万吨，同比增长288%；进口谷物及谷物粉571万吨，同比增长812%；进口鲜水果、干水果及坚果26110万吨，同比增长112%。如果中国不进口大豆，而是自己种植大豆，那就需要挤占一两亿亩的耕地，如果这样，我们的主粮生产就达不到现在的水平，主粮就会短缺。
但是，GDP指导下的政策，破坏了中国的土地和自然生态环境，使中华民族的长远生存根基受到损害，这是中国粮食危机的根源。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锡文认为：“农业部进行的全国污水灌溉区域调查统计显示，140万公顷污染灌溉区中，遭受重金属污染土地面积占农田灌溉区面积的648%，每年被重金属污染粮食达1200万吨，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00亿元！”可见，农业生产环境的安全与否，直接决定了农产品的质量与安全，而食品大多数来源于农产品。用罗锡文的话来说，就是“农产品不安全，加工出来的食品也不会安全”。
“我国有3亿亩耕地受到重金属污染，占全国农田总数的1/6，经济越发达，土壤污染越严重。”罗锡文解释说，“在广东，清洁土壤只有11%，轻度污染占总耕地数量的77%，重度污染土壤占总量的12%左右；太湖流域，有1/3的耕地受到了污染，湖北省受三废污染的耕地面积已经达到40万公顷，占全省耕地面积的10%；湖南冷水江河水污染严重，37%水稻田重金属超标几倍；沈阳因土壤镉污染，致使大米成为镉米……”
一个国家，首先要保证的，是基本的生存，没有生存就没有发展的可能性。而保证生存最基本的是农业和对自然生存条件的操持，依靠粮食安全问题的解决。
农业与粮食安全日益紧迫和严重，绝不能受制于人
粮食的问题从来就不只是经济问题，粮食是人生命的必需品。说得极端一些，一个国家可以没有工业、金融业或其他任何产业，但不能没有农业，不能没有足够的粮食。因此，农业和粮食问题是高于一切产业的产业，是必须绝对保证的。
粮食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也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粮食也是国家对抗的一个工具。中国古代就有多个以“粮食”为工具，灭亡他国的案例。《战国策》里有这样一个故事：
春秋时期，鲁国和梁国的老百姓平常织绨，绨是一种以丝线做“经”、棉线做“纬”的纺织品。齐国国王命令大臣们必须穿绨制的衣服，但在齐国只准种粮食，不准种桑树。看到齐国对丝的需求越来越大，且丝的价格上涨，邻近的鲁国、梁国纷纷停止种粮，改种桑树，从而放弃了农业生产。
几年后，齐王更改了命令，只准大臣穿布衣，而且不准把齐国的粮食卖给其他小国。结果，鲁国、梁国等国因为饥荒内乱，不战而亡，不得不归顺齐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国家的粮食战略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问题，更关乎政治和社会的稳定。
继能源之后，美国等西方国家又把粮食作为一种新的赚钱机器和重新划分世界的地缘政治武器。曾任美国里根政府农业部长的约翰·布洛克在一次听证会上直言不讳地说：“粮食是一件武器，而使用它的方式就是把各个国家系在我们身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一份报告则言，第三世界国家缺粮使美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种力量，华盛顿对广大的缺粮者实际上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以大豆为例。我国加入WTO短短几年时间里，大豆作为国内最早全线开放的农产品，整个大豆市场和大豆产业已面临被外资控制的局面。据悉，全球四大粮商已控制全国66%的大型油脂企业，控制产能达85%，跨国粮商不仅从加工环节加以控制，而且还深入到种植、贸易、流通等各个环节。
保护耕地和自然生态环境是解决粮食安全的根本
粮食生产的先决条件，一是耕地以及耕地自身的质量，二是雨、水、天气等条件。本书已经阐述，雨、水、天气等条件是自然生态环境的产物，自然生态环境被破坏了，即使有非常好的水利建设，也难以保证雨、水、天气的正常。
严防死守土地底线，对破坏耕地的行为置重罪
为保障农业和粮食安全，国家提出了18亿亩耕地底线的要求。但从实际情况看，鉴于不少地方擅长弄虚作假，编造数字，中国现在实际上还有多少亩耕地，真的很难说。所以，国家要拿出极大的决心来保护这已经少得可怜的耕地。破坏耕地的实质是破坏民族生存，要在立法上从严，不然，18亿亩耕地的保卫战恐怕会以失败告终。
保护耕地，国家宏观建设上要收紧。大规模地修建铁路、公路、机场、重点工厂、房地产项目，都会占用大量耕地。中国不能只顾经济建设，不顾民族生存，中国有自己的特殊性，不能学习美国、德国等国家大量修建基础设施的经验，中国人口压力比西方国家大得多。
保护国内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健康
中国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是农业和粮食安全的又一重大隐患。雪山的消融，可能使长江大湖水量锐减，中国许多地方的地下水源已严重下降；许多河流湖泊严重收缩和被污染，不能浇灌；气候变暖也影响农业生产；等等。
可以说，农业生产面临的问题异常严峻，必须用最严格的手段保护国内自然生态系统的平衡和健康。
对农民实行高额补贴政策，鼓励农民种田和保护耕地
提高农业生产，就必须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和热情，这就必须从提高农民收入入手。过去的政策，力度太小，不能充分激励农民种田的积极性，今后在提高农民收入方面要加大力度。
其他保证农业和粮食安全的核心政策
中国是人口大国，保证农业和粮食安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那种认为农业和粮食安全不足为虑，农业要为现代化让路的观点是愚蠢和可笑的，搞不好要牺牲我们民族的重大利益。
第一，在观念上，消除国家在农业和粮食方面对国际的依赖性。
粮食是国家命脉，在险恶的世界环境中，一旦粮食依赖于人，那么在政治上、经济上以及一切领域都可能依赖他人。一个民族的命运绝不可掌握在他国手中。
有一些官员和专家认为，中国可以在世界上买到粮食，这是粮食经济思维的一种。在和平时期和全球粮食供应充足的情况下，粮食可以买到，一旦他国有利用粮食的企图或国际风云变幻，粮食就很可能有钱也买不到。
第二，所有产业为农业和粮食生产让路。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经济发展了，农业和粮食的基础却更加薄弱，这实际上是舍本逐末的民族自杀式行为。应当反过来，所有的产业都要为农业和粮食生产让路，尤其是工业，更要为农业和粮食生产让路。
不少地方，因为工业在每亩耕地上的经济产出比生产粮食高，就搞工业，这种做法是一种严重的短视。工业的生产与民族生命安全没有直接关系，但农业和粮食生产与民族生命安全是直接相关的；耕地可千秋万代进行粮食生产，但工业可能很快破产。以短期内工业产出大于农业而决定搞工业的做法，绝不可为，绝不可仿效，更不可成为榜样。
第三，不能把粮食生产寄托在科技进步上。
有人对科学技术有高度的迷恋和信赖感，认为未来一定会有新的技术，可以帮助我们大幅度提高粮食产量，从而解决粮食问题。
不可否认，科技是一种可能提高粮食生产能力的重要手段，但在人类没有发现新的科技手段能够大幅提高粮食产量之前，我们不能靠假设吃饭，新科技的诞生并不是必然的，如果期待的新农业科技姗姗来迟，那怎么办？
第四，不能为了提高粮食生产而采用转基因技术。
有人倡导采用转基因技术提高粮食生产能力，这也是危险的。在未能证明转基因技术对人类没有危害之前，它就只能被视为潜在的有危害的东西，而不能视为无害的东西。
人类是自然的产物，人类的生命以及生命特征是与其依存的物质（包括食物）有着直接的联系的。改造了人类的食物，就一定会改造人类，从哲学看，就是如此。
第五，尽最大可能限制甚至驱除外资在农业领域的一切投资活动。
不能将农业和粮食这一关系民族生存的问题交由外资干涉，对外资在粮食领域的一切商业活动都应当限制，已经发生的外商投资活动，应当利用政策、资本等因素逐渐收缩甚至清除。
§§§第五节构建以农业生态文明为特征的国家形态
中国未来社会应当具有什么样的基本形态，这是一个涉及中国现代化进程与方式、产业布局以及十几亿人生产与生活方式的重大问题。过去许多专家认为，在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也要走类似西方国家的道路——进行全面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个过程，是一个大量农业人口向工业人口转移的过程，其中也伴随着重工业化的过程。
我们认为，中国国家的社会形态不能犯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错误，中国不能再走西方走过的老路，而应当构建一个以农业生态文明为主体的国家社会形态。
中国国家社会形态的基本内涵
以农业生态文明为主体的中国国家社会形态，有别于此前主流意见的大规模城市化或城乡一体化概念，这种社会形态有以下基本内涵。
第一，在国家人口的构成上，大致地维持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相对稳定的比例，实现农村人口缓慢地向城市人口转移，而不是鼓励农业人口向城市人口的大规模转移。
第二，保持大量农业人口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保护农业耕地，最严格地限制工业工程用工，禁止开发区的国内转移和重复占用耕地，限制土地的流转，使每个农业人口家庭都有基本的土地可能维持其基本生存。让八亿农民有最基本的稳定条件，这是创造国家稳定的重要基础。
第三，农村产业的发展，均以生态文明为方向和基本要求，禁止污染型产业在农村的发展。通过广大的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实现国家的生态保护。
第四，借鉴日本“综合商社”经验，创建中国农村的合作组织体系和国家帮扶机制，将农村人口有效地组织起来，并实现基本农业生产之外的农业产业链延伸。
第五，有计划地、长期持续地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业产品价格（或以其他实质上提高农民收入的方式）。在将八亿农民基本稳定在农村后，必须较大地提高农民收入，实现“以工养农”。通过“以工养农”，稳定中国人口主体，同时实现自然生态的保护。
不然，若要实现中国数亿农民的城市化，中国的土地、资源、工业能力均无法承受。因为大规模人口的城市化，必须大量兴建新的住宅区和其他生活配套设施，兴建更多的工厂，消耗更多的资源，这都需要通过大量占用耕地和损耗自然生态环境实现。
第六，加强对农业人口的特殊信贷支持和教育培训支持，对农村困难大学生实行特殊的教育补贴或奖励政策，解除农村人口的后顾之忧。
第七，鼓励并通过国家行为，帮助中国农民走出国门，到国外发展。农民走向世界，是中国走向世界的一个必然构成。
构建的基本依据
中国构建以农业生态文明为主体的国家社会形态的基本依据有以下两点。
其一，中国的人口和自然生态条件不支持全面工业化与城市化。
全面工业化与城市化，必须要求建设大量的工厂和安置大量的由农村转移而来的劳动力。考虑到中国的自然生态状况，短期来看会加剧农业与粮食安全问题的矛盾，长期来看根本不可行。
农村的几亿劳动力转移成为产业工人，需要建立一个十分庞大的工业系统才能容纳，而这么一个庞大的工业系统要消耗的资源、能源，占用的耕地，对环境的破坏，长期来看中国无法承受。
其二，以农业生态文明为主体的国家社会形态有助于民族的长期生存和发展。
以农村为国家的主要人口吸纳地，将大量人口吸纳在农村和自然环境中，有助于农业生产的精耕细作，提高农业的保障水平。同时，防止大量工业化带来的自然环境破坏和有限资源的消耗殆尽。
选择农业生态文明为主体，不是希望自己落后，而是根据中国国情，不得已作出的策略安排。这种思路，是“先稳定，后发展”的基本策略——先寻求八亿农民的稳定，再视国家各方面的情况，谋求八亿农村人口的发展。
国家的发展，只能尊重国情，尊重客观条件。中国与多数国家情况不同，大量农业人口城市化道路走不通，中国社会形态的发展目标不能单纯地靠意愿和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