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1986年春，我在访问美国夏威夷大学时读到了台湾出版的《道教文化》杂志，读到了已故的龚群长老的文章《道教的国际发展》。龚群先生在文章中介绍了1984年时台湾嗣汉天师府驻海外办事处对世界各洲以及亚洲各国的道教状况的统计材料，列举了海外现有的道观和道士的数量。尽管这些材料有明显的不足或者不能全信的缺点，但是，我相信龚群先生是道教界的老前辈，他的材料肯定是“事出有因”的，因此，文章在我心中着实掀起了波澜。
为什么呢？因为，道教一直被公认为中国的土生土长的宗教。可是，如今，这样一个中国汉民族的宗教却也已传播到了海外。近十五年里，我因为讲学和科研等原因，先后访问了美国、法国、德国、日本、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家，亲眼看到海外新建的道观，行仪的道士。我真正确信中国的民族宗教——道教如今也已走出了国门，传播到了海外。每逢在异国他乡看到道观里中国式的亭台楼阁，飞檐画梁；每逢在殿堂里见到关帝、吕祖等神像，金碧辉煌，香烟缭绕；每逢在道观中看到华人道士，或者看到蓝眼睛、高鼻子、白皮肤的穿着道士装束的洋道士，跪拜叩首，诵经步虚；我都会兴奋不已，留恋再三，甚或惊叹不已，疑问再三。
问题有两个：一是海外的道教是怎样传播出去的，它与外国传教士到中国来传教是否一样？另一个是海外的道教如何生存，发挥些什么样的作用？
道教的海外传播
道教以道家思想为其教义的核心。道家思想在人生观和社会观的层面上，是以“无为”和“不争”为特征的，因此，道教对于自己的传播也向来抱着“道法自然”的态度。用一句俗语说：“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道教并没有像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土地上曾经表现过的那样，急于站住脚跟，急于招募信徒，急于扩张，乃至要让所有的中国人都变成驯服的羊群。道教甚至于像佛教那样用“讲经”来宣传自己教义的做法都没有。既然如此，那么，道教又是怎样传播到海外去的呢？
道教向海外传播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历史上，道教的海外传播曾经有过三种方式。
一种方式是“请出型”。历史上，中国曾经有过在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上强盛而辉煌的时期。当时，中国对于自己周边国家和地区有很大的影响力。周边国家也曾经要求中国派遣各种使者去传播中国的政治制度、思想信仰和文化、科学、技术等等。在这些使者中，就有道教的道士。道教传入朝鲜半岛就属于这种类型。据朝鲜史书《三国遗事》记载，“丽季武德贞观间（约618-649），国人争奉五斗米道。唐高祖闻之，遣道士，送天尊像，来讲《道德经》，王与国人听之”。据中国的《文献通考》记载，当时被请去的道士是沈叔安。《三国遗事》还说道，过了几年，当时的高句丽丞相盖苏文向皇帝进言，“儒释并峙而黄冠未盛”，于是派使者去唐朝学习道教。唐太宗就派遣叔达等道士八人到朝鲜半岛，还带去了《道德经》。叔达等道士到了高句丽以后，还奉命到各山川举行镇祭仪。宋代时，高丽又派人到中国来请道士，还培养了高丽道士，建立了道教宫观——福源宫。福源宫中有天皇堂、三清殿等。殿里奉祀三清画像。高丽道士并不出家。他们白天在福源宫内行斋仪，晚上回家。据资料记载，福源宫的高丽道士都用中文念经，用中文做科仪，并没有使道教的经典和科仪“本地化”。因此，当中国的国力开始衰微，影响减小，加上没有识中文的道士的时候，道教在朝鲜半岛上的传播就中止了。
一种方式是“交流型”。历史上，中国和外国，特别是同周边国家和地区一直有着或紧密或疏远的交流关系。随着这些交流活动，道教也交流了出去。道教对于日本的影响就是如此。日本自630年至894年的260多年中，曾经先后派出大约19批“遣唐使”到中国学习先进的思想、文化和各种制度。这些使者在回国的时候，也把中国道教的文献和信仰习俗带回了日本。据7世纪末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当时，日本由来华学习的人员带回去的汉文典籍，其中就有道教典籍63种。这些年来，日本学术界围绕着道教传入日本的问题曾经展开过热烈的讨论。我在日本的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两次从事长期研究工作的时候，也有日本学者询问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日本没有道教的宫观，也没有神职的道士，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道教对于日本的政治和文化产生过深刻的影响，也是客观事实。日本历史上最高的统治者称为“天皇”，而“天皇”这个词就来源于道教的天皇大帝、天皇真人。天皇传承有三件神器：玺、镜和剑，而这三件神器正是道教的法器。日本的皇室和朝廷崇尚紫色，而紫色正是道教崇尚的颜色。日本的历史典籍《延喜式》中收有日本民族宗教——神道教的祝词，其中有一篇“献横刀咒”。“献横刀咒”里面都是道教的词语，奉请的神明也是道教的神灵。列举出来，一看就明：
谨请：皇天上帝、三极大君、日月星辰、八方诸神、司命司籍，左东王父，右西王母，五方五帝、四时四气。捧以禄人，请除祸灾；捧以金刀，请延帝祚。咒曰：东至扶桑，西至虞渊，南至炎光，北至弱水，千城百国。精治万岁，万岁万岁。
这篇祝词奉请的神灵是中国道教的神灵，甚至其中东西南北的方位概念也是以中国本土为中心的。这份“献横刀咒” 不管是谁书写的，是日本人写的也罢，是百济人写的也罢，它收录在日本的历史典籍里，记录的则是中国道教给予日本影响的痕迹，这也是无可怀疑的事实。
一种方式是“带出型”。所谓带出，就是指中国人出国时将道教带了出去。在中国国力强大的时候，中国的周边国家如果遇到被侵略的危险，就会要求中国派军队支援。例如，日本的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时，当时的明王朝就应朝鲜王朝的要求，出兵打退了丰臣秀吉的军队。明朝时中国的关帝信仰日渐兴盛，明朝军队在朝鲜所到之处也盖了关帝庙。于是关帝信仰也传入了朝鲜半岛。军队后来撤走了，可是关帝庙却留下了。只是朝鲜的关帝后来从一位忠义的武神演变成了主管人间财富的财神。越南的北方，从中国广西的友谊关（原名镇南关）一直到红河流域，在历史上曾有中国军队镇守。那里至今仍有一些供奉真武大帝的庙观。真武大帝，即道教的玄天上帝。宋明时期，玄天上帝的信仰曾经广泛流行过，这些庙观也是当时中国军队带出去的痕迹。
在中国国力衰微时，从清代末年起，由于社会动荡不安，中国人出现了多次出国的高潮。一次是清代末年民国初年，当时中国正值几千年的封建制度崩溃，外国列强蜂拥入侵，天灾人祸，民众贫困。于是沿海地区，特别是闽粤一带的老百姓，有的下南洋，有的去北美，世称这是第一代华侨。第一代华侨，出国就是为了谋生，因此被称为“谋生型”。他们经济力量单薄，文化水平低下，只是经过四五十年的艰苦奋斗才在海外站住脚跟。另一次出国高潮出现在1949年前后。当时面对中国的政权变动，某些对于前途存有顾虑的人纷纷出国，人称第二代华侨。第二代华侨大多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并且具有相当的文化水平。经过四五十年的努力，他们也在南洋或者欧美站住了脚跟，有的还在商界、学界或者政界取得了一定的地位。再一次高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时出国的人，有的为了求知识拿学位，有的是为了打工赚钱改善生活。他们大多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也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他们大多数并无政治上的目的，因此，他们学成以后，或者赚了一点钱以后，又悄然回国。这三次出国的潮流，出现的社会背景、社会条件以及出国人的素质都是完全不同的。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都是中国人。他们客居于异国他乡，也把中国人的信仰带到了异国他乡，包括道教。
第一代华侨，当时他们下南洋，没有轮船，没有气象预报，在茫茫的大海上，蹲在木船里十天半个月，说不上什么时候就碰到台风、瘟疫和海盗，因此，他们就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神灵身上。他们上船的时候，大多要从故乡的神庙里请上一尊神像，或者一枚写着神号的灵位木牌，同时，从故乡神庙的香炉里包上一小包香灰。他们带上这些护身神物，漂泊在茫茫的大海上。如果顺利到达目的地，他们就在沙滩上用木板搭起小屋，供奉来自“唐山”（祖国故乡的代称）的神像或神位。时间久了，来自同乡的人多了，就把神像或神位移供在同乡会里，或者某个同乡的家里。后来，华人在种植、畜牧、矿山或小商品买卖等方面取得成功，经济条件得到改善，海外华人就集资购地，建庙。有的庙观的兴建碑文中写道：庙观里的每一根木料、每一块砖石、每一根石柱或者石梁，都是从“唐山”带来的。因此，他们都自豪地称自己的庙观是从唐山“分灵”出去的。不过，这些庙观大多由同乡会或者董事会来管理，并没有道士参与其事。像日本著名的神户、横滨的关帝庙一直没有道士。神户关帝庙的中元普度道场历来由日本黄薜宗的和尚行仪。正因为这些庙观是华侨自发建立的，所以，其中集中了明清以后民间信仰的特征，儒释道三教融合。日本的横滨关帝庙还供奉土地神，马来西亚的马六甲还建有城隍庙。城隍和土地都是管理中国土地上的事情的神祇，如今在海外庙观中变成了“外交官”。
南洋一带的道士，包括从泉州、福州、潮州和琼州（海南）等地去的，大多是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才到南洋的。这是因为第一代华侨此时已经有能力，也有需要按照故乡的信仰习俗举行道教的礼仪活动。所以，他们就要求有道士来南洋主持道教活动。而下南洋的道士则除了要做道场以外，还要种田、养殖或者经营杂货买卖，以维持生计。下南洋的道士大多属于南方散居的正一派，道学修养有限，因此，无容讳言，随着第一代华侨出洋的道士的总体水平是不高的。可是，随着第二、三代华侨而兴建和传播的道教庙观就不同了。近十年来，香港的青松观在已故的侯宝垣道长的主持下在海外建立了一系列青松观，例如：美国青松观、澳大利亚青松观、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青松观、新加坡青松观、加拿大青松观等等。这些海外的青松观都是依靠香港青松观的财力，按照道教全真派道观的建制建立的。其内部制度和科仪活动都仿照香港青松观。尽管海外的青松观目前都已走上自给自养的道路，但是，他们同当地的依靠乡缘和亲缘建立的道观不完全一样。就其总体水平而言，似乎更加规范。当然在这些道观中的道士，也是近十余年出国的，其道学水平比较过去的散居道士要高，其科仪活动也符合正统的道教信仰的要求。
海外道教的功能
海外的道教，由于其生存的条件同中国本土的道教所处不同，因此自然具有自己的特点。例如：海外道教保存的派别比较多；海外道教供奉的神祇杂乱而众多；海外道教的组织化程度不一，有的比较松散；海外道教的科仪活动已经大大简化，但是，有些还保持着某些古老的传统。
尽管海外道教与中国本土道教有许多不同的特点，但是他们都使用同样的经典，供奉同样的神明，因此他们在华人中仍然发挥着共同的功能。这种共同的功能，指的是意识形态的功能，社会实体的功能、文化传承的功能和沟通神人的功能。除此以外，海外的道教还具有自己的特殊的功能，例如：心灵慰藉的功能、社交场所的功能、民族凝聚的功能。
新加坡的东北部有一个淡滨尼镇。早年华人前辈在这里开垦芭地，从事种植、养殖以及淘洗泥沙等工作谋生，形成了许多村落，先后形成了二十来所神庙。淡滨尼镇最古老的华人神庙是“顺兴古庙”，初建于咸丰元年（1851），已有150年的历史，供奉洪仙大帝。据传，当年淡滨尼人烟稀少，森林茂密，有老虎出没，伤害村民。洪仙大帝收服老虎为坐骑，从此民众平安，虎患断绝。于是，当地村民建顺兴古庙，供奉洪仙大帝。另外，还有淡滨尼九哩大伯公庙、新芭大伯公庙和洛阳大伯公庙等三座大伯公庙。大伯公原是中国福建和广东一带的土地神，又称福德正神。淡滨尼原来有一条狭窄弯曲的道路，车辆繁多，车祸频繁，人命伤亡屡有发生。后来，当地华人聚会一致决定，在道路附近建立大伯公庙，祈求村民出入平安。据传，当地从此合境平安。
现今淡滨尼镇的二十来所的神庙，因为建设新镇的需要而联合建成了淡滨尼联合宫。淡滨尼联合宫已经成为新加坡目前规模最大的道教宫观。每逢神诞之日，联合宫中祭仪隆重，香火兴盛。华人如同在故乡土地上一样，在祭拜中向故乡的神明倾诉和祈求。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外道教与海内道教一样发挥着同样的沟通神人的功能。
新加坡的女皇镇有座忠义庙，忠义庙内奉祀关帝。已故的汪水戆先生曾经回忆忠义庙创建的历史说：“无尾港村当时人口稀少，大家过着寂静平淡的生活。为了取得心灵的慰藉及村民能有一个聚集的地方，便有需要建一间神庙，让居民有个祈拜求神保佑村庄家户平安的地方。在一些村老的推动下，大约在1931年间，便在村里某一户家里设立暂时的神坛奉拜关圣帝君、代天巡狩、大伯公三尊神像。这样一来，村民就有一个可供膜拜的地方，在晚间大家也可在此聚集聊天，喝茶欢叙。”“几年后，村庄的善男信女越来越多，家庭式的神坛已不敷应用，大家就商讨另找地方，建一间较大的庙宇，当时因为经济的问题，我便将一间放置货物的房子，献捐作为庙用。众人同意后，在大家同心协力之下，便将这房子重修，以亚答板筑的墙的庙宇终告完成，以后便将设在家庭的神坛搬移进来，众善男信女有个更好的庙宇膜拜。后来大家认为，应取个庙名，大家赞同以忠义庙为庙名，所以忠义庙就是当年取定的。”
从汪水戆先生的回忆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所谓心灵慰藉的功能，指的是，海外华人为了谋生，离乡背井，奋斗在海外，生活孤寂，需要心灵的寄托和慰藉。他们虽然人在异国，却仍然把心灵寄托于故乡奉祀的神明，希望神明护佑自己的谋生，平安如意，祈求家乡的亲人身体健康。
所谓社交场所的功能，指的是，海外华人在异乡客地谋生，奔忙劳顿，起初居室简陋，有事需要与同乡同胞交往，缺少合适的场所。庙宇原是公产，在故乡历来是公众议事交际的场所，因此，海外华人把家乡这一传统带到了海外，兴建庙宇，也是为了华人交际活动的需要。
所谓民族凝聚的功能，指的是，海外华人生活在异国的不同民族的大家庭之中，共同信仰把他们对于祖国和故乡的情结外现为一种共同的行为。每当举行大型的宗教活动时，共同的宗教信仰使他们一起烧香，一起跪拜，团结和凝聚在一起，使他们在艰苦奋斗中获得一种不孤独的凝聚感情。
日本神户的关帝庙历史悠久，但是面积不大，可是在大殿旁边就建有供旅日华人聚会的大礼堂，作为神户华人的活动场所。在神户关帝庙的门口有一副对联真实地反映了建庙华人的共同心愿。对联称：“精忠扶汉业，福泽荫侨民”。上联洋溢着对于祖国的精忠之心，对于民族的热爱之情。下联则企盼故土的神明能护佑旅日侨民在海外生活的幸福美满。从这副对联，人们可以感觉到这座庙宇寄托着海外华人深沉而丰富的感情。
十多年来，每当有出国访问的机会，我都要尽可能去了解访问国家的道教传播的现状，并且思考缠绕于心头的这两个问题。我想，这些都是十多年以前龚群长老文章中已经提出却来不及回答的。今天，我已经将我思考的成果编写出版了《道教在海外》一书。在这里，我简略地介绍这些想法，就作为对龚群长老文章的补充，并且以此表示对道教研究的前辈——龚群长老的深切怀念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