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苏宰西
苏宰北的人生，最令人难忘的是他运用自己的天赋和勤奋改变命运的故事。他的回忆录恰好是解读自己、把握机遇、不息追求画家艺术学养和创作实践的阶梯性的境界，也就格外有意义。
我曾经读过克塞诺封为哲学家苏格拉底撰写的《回忆录》，那是公元前四世纪的著作，可以说是最早出现“回忆录”字样了，同时期的中国思圣孔子的《论语》，实际是他弟子为他写的回忆录。这是中外回忆录的两盏永不熄灭的星火。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他步入文学生涯之前，曾给兄长写过一封信，他认为：“人是一个谜，需要解开它，如果你一辈子都在解这个谜，那你就别说浪费了时间，我在研究这个谜，因为我想成为一个人。”回忆录实际上是作者对自己或者别人人生的解读，是在解读人生之谜。过去有人把回忆录称为“岁月的录像”，但不全面，应该说是岁月的录像和人生的解读。
苏宰北的人生之谜是什么？读了他的回忆录就明白了。他的一生是真善美的交响曲，美是主旋律。自从他在高中阶段结识年轻的美学家高尔泰，就酷爱古今中外的美学论著。面对生活，他开始观察美，体验美，思考美，赞颂美。相得益彰。
政治的变革困扰着年轻人，使他承受着无形的压力而从时代的岩缝中生根发芽。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非常时期，一大批国家的精英被打成所谓“右派”，而且一个“右派”要株连整个家族，甚至上级和部下。苏宰北报考美院走专业艺术道路的美梦被打碎了，报考大学深造的大门被关闭了。因为他是“右派”的儿子，所以很难逃出被歧视的圈子，被迫走向一条曲折、艰难、漫长的自学之路。在政治运动的风云中也难免会受到打击，连他学研美术理论和实践创作体验性的数百篇日记也被没收和审查。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坚持了自己的志向，在边远山区担任代课教师的业余时间，他不懈奋斗，终于创作出工笔画《枣园丰收》。他的处女作立即受到画坛伯乐的重视，在著名画家陈伯希、晓岗的举荐下，得以在省美展同读者见面。犹如一朵艳丽的野玫瑰，在岩石中绽开。这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创作亮点。
生活的拮据在逼迫着年轻人，使他在饥饿的威胁下经受着生命力的考验。苏宰北在兰州二中高中毕业，高考受阻后，便被录用在市区房管所当业务员。如果他顺从形势的话，那就可以叛离初衷，过个平淡的日子，娶老婆，生儿育女，建立小家庭。但，他有当画家的志向，而且决意为此奋斗一生。居然自己打破铁饭碗，回家乡自谋职业。这条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他不可能预知。找对象难，供养子女难，养家糊口难，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为生计四处奔波。他当过小工，当过画工，为农家画嫁妆柜、油漆棺木，用汗水换取粮食。在“文革”初期，做山区代课教师的权利被剥夺了，为了供给老母和妻儿的生活费，遂当了临时工，勉强度日。后来进入陶瓷厂从事瓷绘工作，在县上筹办展览的偶然机会中，被主管领导看重并相助得以恢复教师职业，到县中任美术教员，继到国防厂子从事工会美工。妻子相继开了书店、杂货铺，照顾四个儿女，生活尽管仍然困难，却相对稳定。
画家的理想在鼓舞着年轻人，使他冲开重重阻力而靠顽强的毅力走出了绘画人生路。长期以来，苏宰北在穷困潦倒的为家计奔波的人生道路上，从未冷落自己的理想。他钻研艺术理论，刻苦绘画创作，几十年如一日，跟生命极限挑战。当他的画作被靖远和兰州同行公认时，他不再孤军奋战了。甘肃画坛名家关注他，众多画友接近他，绘画爱好者崇拜他。他的豪爽自信、热情奔放、顽强拼搏的性格，赢得他的同行和学生的信赖。
改革开放的天空，大地苏醒，春意盎然。苏宰北的忍耐、顽强、坚韧成了他绘画中充满活力的根茎，生发出心灵的大树、艺术的语言、独特的创作之花。他的绘画水平突飞猛进，靠自身的影响和深厚的绘画实力，争取调到白银市群艺馆，遂走上相对比较专业的绘画道路。这其间他有幸先后拜中国画大家汤文选、周韶华二位先生为师，致使他的艺术创作有了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的迭出亮点。
苏宰北喜欢爬山，足迹遍布祖国的佛教名山，陇中、甘南、青海、新疆等地成了他创作基地。那里的花草树木都认识他，那里的飞禽走兽都是他的朋友，那里的农牧民都是他的家人。苏宰北热爱西部世界，每次深入生活都感受到心灵的震撼，悟性给了他创作的灵感。他逐渐从人生的困扰中解脱出来，从世俗的纷争中解脱出来，合自然而获得大境界、大构思、大笔墨。他的花鸟画融进了心灵的语言，北地三畜、大鸟世界、沉思额济纳系列创作，成为他个性的张扬，感情的升华——西北人特有的纯朴而强悍性格的展示，读他的画作能给人以生活和人生的亲切感受。苏宰北的个人画展在武汉、深圳、北京等城市展出，他的画册在全国发行，都赢得了同行的赞许和观众读者的欢迎，成为一位颇具个性和实力的当代中国画家。
周韶华评价说：“备受沙漠侵袭的甘北地区的那种荒凉，那些饱经大自然磨炼的甘北人勤劳、朴实、憨厚、粗犷、诚挚。他们对待艺术也像开荒种地一样，一镬头一镘头地深挖不止，苏宰北就是这样一位挖之不止，必得泉水的甘北人。他是一位真正理解了甘北大地心灵并且自己就具有甘北大地心灵的画家。”
苏宰北的艺术人生是在漫长曲折、坎坷、艰难中走出来的，是在攀登珠穆朗玛峰不断努力，不断打分号，不断鞭策自己而出现辉煌的，像雪山本色那么美。他独有的人生道路就是一本画集，追求真善美的表述。解读之，观赏之，回味之，能给人较多的启示和力量。
2008年5月4日静心斋
苏宰西：文科教授，本书作者胞兄。出版有《文心雕龙通解》《中国历代文论选讲》《论语新编》《老子别解》《唐诗六百首作法》《父爱》等多种著述。
小时候，我常常做梦。记忆最深的应该是三至五岁的一些梦。
凡事有坏也有好。以这个规律推断，我想小时候我一定也做过好梦，甚至也出现过很好的梦境。遗憾的是，关于好梦和美好的梦境，对我却是一片空白，没有了任何记忆。现在有印象的大多是属于噩梦范畴之列的。
小时候做的噩梦中，印象最深的有两类。
一类是梦境中遇到危险需要逃遁时，却怎么也跑不动；或者被别物推搡跌入深谷。结局都是情急之下惊叫而醒。
另一类便是梦魇。梦魇和遇到危险一类的噩梦相比较，最大的差别是梦魇时总要经过奋力抗争。
能记得的梦魇大体也有两种：一是被魔鬼或无可名状者压迫而奋力挣扎；另一类是遇有无法逾越之障碍，拼命穿越。两种梦境的最后，往往均有一种窒息之感，须竭尽全力方可发出声来。有时是自己醒了过来，早已一身虚汗；有时是妈妈听见惊恐挣扎之声，推摇唤醒。妈妈说是魇住了，让我再睡时侧着身子，若仰睡，不可将手放在胸口上。梦魇对我来讲，因为每次都须竭尽全力，有时甚至要挣扎许久方可脱险。所以，它在我的记忆里便特别深刻。
长大后，依然爱做梦，但醒来后大都没有记忆。即使有记忆的也总是稀奇古怪，不知所云。因而过后即忘。
长大后，也有梦魇之时。醒过来后，给枕下压一本书，最好是有关圣贤或伟人的书，便可安然入睡。后来，若遇精神欠佳之夜，往往枕下有圣贤护佑，便不再梦魇。据此亲身经历，我推断这梦魇虽然与生理、心理都有关联，但心理的因素是主要的。
我这一辈子，没有过大跌大起的经历，但却不断地遭遇各式各样的坎坷和曲折。不间断的波折和打击，让我变得有些相信宿命论了。但过去从来没有把人生和梦境往一起想过。
大约七八年前，先是分房问题遇到困境，好不容易解决了，孩子的工作分配又中途骤变。正在无法可想之时，适逢一位友人来访，知道了我当时的境况。他不无同情地感叹道：“没想到你这一辈子比我还要麻烦，虽然没有我的遭遇惨，却是个没完没了的折腾。”
这位朋友十八岁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有过牢狱之灾。连他也对我的人生发出如此感叹，确实让我有些意外和震惊。
朋友走后，我静下心来细细回顾了自己几十年的人生道路，发现了这样一个情况：那就是我所经历的大多事情差不多都开始顺利，中间突然出现障碍，有时几乎过不去了，经过努力，又出现转机。找不出一个顺顺当当便办成一件事的例外来。这种规律性的人生遭遇，突然让我想起了已经很遥远的儿时梦魇来，并且一下子将我的人生和这梦魇联系了起来。
难道那童年曾常常出现的梦魇就是我人生的预兆？为此我翻阅了弗洛伊德有关梦的学说，也没能为我的这种联想找到理论根据。然而我还是感觉童年的梦魇跟我的人生有着一种难以说清的关联，虽然一时还找不出科学依据，但我却以为这不是迷信。
几年过去了，我又经历了许多事情，还是逃不出这个折磨人的大套子。同时又发现了一个情况：从“文革”后期到现在，无论每件具体的事有多么曲折坎坷，我的人生却是逐渐地走着上坡路的。这一发现，让我想起了金满慈居士在《参禅日记》序言里说的一段话：“有人说‘性格造成命运’。我绝对附议此一说法。我认为有性格为因，外境为缘，因缘相会，一拍即合，于是注定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对此说法我是深以为然的。“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性格是很难改变的，但外境好转了，走上坡路便在情理之中了。当然，这种时代大环境变化的受益者非我一人。
对于过去事情的梳理和回忆，更让我发现了另外一个情况：那就是每件事情的转机都是因了“贵人”帮助的缘故，这“贵人”有朋友、有亲人、有老师、有学生、有领导，也有乡亲和工友。这里面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白的缘分，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善待和关怀，是人性中最宝贵的真、善、美的外延和体现。
我十分珍惜和怀念自己曾经亲历和感受过的那种人间真情。有了这种情，无论梦魇中的挣脱抑或在苦难里的拼搏，都具有了一种人生意义上的充实感和生命感。这便是我之所以要将我平凡人生中的平凡琐事写出来的原因所在。
我所写的是我真实的感受和真情的流露。我想写出人世间的真、善、美，写出我人生经历中的快乐和痛苦。
有了对儿时梦魇的联想，我便将本书以此定名。其实并无深意，也只是解读自已人生的一种感悟而已。
2004年暑月于宽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