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小就喜欢看闲书，杂七杂八地读了不少故事、童话和小说。少年时常常沉浸在神奇的童话世界里，和美丽善良的王子、公主一同经受苦难，战胜邪恶，取得幸福。稍大一些便开始崇拜小说中塑造的英雄豪杰，同情善良而受苦受难的好人，憎恨那些魔鬼和恶人，鄙视阳奉阴违的小人。
毫无疑问，文艺作品对于我的成长，起到了增长知识又熏染人格的作用。至于读小说对我作文带来的帮助，是在范老师给我们上课时才开始有了体会的。
范老师每次上作文课，首先要讲评前一次作文。走上讲台，范老师便把厚厚的一摞作文本放到讲桌角上。坐在前一两排的我很快便能发现自己的本子一除了我在作文簿脊上做了记号外；还因为一般情况下，我的作文簿总是在最上边的两三本里。
放在最上边的几本是范老师选出来的优秀作业。除了受到表扬外，讲评时范老师还常常将作文中最好的段落读给大家听。我的作文曾多次得到这样的待遇。
范训因老师三十岁上下年纪，持重而和蔼。但不像其他女老师那样活泼开朗，显得比她实际年龄要老气。听同学中有人议论，说范老师的爱人是“右派”。
作为班主任，范老师和担任班挪的一些同学联系更为广泛，我和范老师勒虫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即便这样，从范老师对我的态度中，依然可感受到她对我的关心。
我的胃从小就不好，小学三四年级就有吐酸水的毛病。这可能与我嘴馋，特别喜欢吃甜食和零食有关系。有时饭后活动一剧烈，便会突然泛上一阵酸水，便急忙蹲下来，张开口，那酸水便会滴滴答答地流个不停。全部吐完后，稍一休息，又去玩了，从来也没有拿它当回事。
上初中后，有一次可能是吃得不合适，心口窝突然痛起来。跟小时候吃坏了肚子疼痛的部位完全不是一回事。大夫说是胃痛，初步诊断是胃炎。最严重时，有了黑色大便的现象，大夫以为有胃溃疡的可能，建议让我做胃镜检査。听说这检查要把胃镜通过管子经口、食道塞进胃里观察，我有些害怕，便不再去医院了。痛时自己买胃舒平吃。
高中二年级第二学期，胃病又一次发作，而且比较严重，时断时续地疼痛了一个多月。严重时便请假在家里边治疗边休息，这其间，范老师到住在金塔巷深处的我们家来过好几次。
第一次来我家时，我正好去医院不在。她和母亲说了不少夸奖我的话，说我作文写得好，建议我将来学文学。母亲告诉她我想学绘画。
有一次我在家，范老师问了我的病情，和母亲还拉了会儿家常。临走时，她让我抓紧治疗，尽快回学校上课，她说：“很快就到期末了，耽误太多，考试不及格，升不了级咋办！”
浅薄而有些自负的我对这句话是不以为然的。“我怎么会考不及格呢！”我心里想，便生出些不高兴的情绪来。
过了不多几天，是第二周的星期一早晨，大约上第一节课的时间，范老师又来到我们家。她走进街门时，正巧我在院里，看见老师一大早就进来，我想起了那句话，有点烦老师把自己抓得太紧，对老师的态度便显出冷淡来。母亲正往灶房里走，范老师跟她打招呼也没有听见。这一下让范老师误解了，她一转身便出了街门，我见老师生了气，急忙追出了院门。
“范老师！范老师……”我一连喊了几声，可老师再也没有回过头，顺着巷子一直走了。我知道范老师对我好，这一下一定让老师伤了心。
胃病好转后，回到学校里，我几次有意亲近范老师，跟她说话，可她总是对我客客气气的。老师和我之间明显地有了一层隔膜。
到了高三，班主任和文学课都换了老师，范老师和我们接触的机会就更少了。
高中毕业后，人生的曲折和坎坷让我再也没有回访母校的机缘，但范训因老师却一直珍藏在我的心里。作为她千百学生中的一名，老师或许早巳不记得我了。然而那一段师生缘却是我终生无法忘却的。既为了老师对我的看重和关爱，也因了曾让老师伤心而又无法弥补的内疚和遗憾。
近些年，我曾数次托同学龚成瑾帮我打听范老师的近况，到现在还没能得到确切答复。若我对老师当时年龄的估计没错的话，现在也应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在经历了几十年的人生旅程后，我多么想能有机会再见到范老师，能和老师一同回忆我当年的不懂事，以博老师一笑耳！
2005年1月9日
名落孙山
我初中毕业是一九五八年。在武威黄羊镇甘肃水利学校工作的二哥来兰州招生，听说我准备继续上高中，他不太赞成。他建议我报考中专，以便能早日有份工作。当然不一定上水利学校，大跃进时期，中等专业学校招生的很多，二哥让我选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学校报名。
二哥有了他的亲身经历，在当时，很难看到背着地主出身和“右派”子女双重政治包揪的小弟，未来能有多大的前途。加之戴着“右派”帽子的父亲已年近花甲，母亲的身体又不好。他的建议无疑是实事求是的，对我来说，不失为一种更为稳妥可行的人生选择。
然而当时的我，对于二哥的建议不但难以理解，甚至在心里还有一种委曲和不平的抵触情绪。在我的头脑里，上完高中再考大学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且还想着将来能考个名牌大学，自然不可能接受报考中专的建议。最后，我还是坚持上了高中。
高中二年级时，我在文学和美术之间选定了毕业后报考美术院校的志向。
我们那一级共六个班，我和龚成瑾是五班，陈洪坤在六班。除了我们三人夕卜，准备学美术的还有四班的马学仁和三班的张兴儒。
毕业前夕，我向中央美院、浙江美院、四川美院和西安美院分别寄了询问有关报考事项的信。得到的答复基本上一样，都是在甘肃没有招生任务。一九六一年是国家困难时期，所有回函的信封都是用旧报纸粘成的，中央美院也不例外。即使这样，当时封皮下方用蓝色盖上的“中央美术学院”横长形的名戳，在我的眼里依然显得神圣而不可即。
我们的唯一选择是兰州艺术学院美术系。兰州艺术学院本科主要从预科毕业生中选拔，一九六一年美术系面向社会公开只招收六名本科生。
为了加强专业训练，毕业考试一结束，学校便允许我们五人集中在一起画素描，地点在教师办公楼二楼东头一个曾做过教工活动室的大房子里。
艺术学院的招生简章规定，报名时交一张素描、三张速写和一件创作。考试只有四项：一堂四节课的头像素描，一堂外语和一堂美术知识考试，再加上口试。
我们五个人轮流当模特儿，半天画素描，半天复习外语和美术知识。星期日还曾一起去五泉山画过风景速写。
很快便到了报考艺术学院的时间，按要求交上作业，我们五个人都顺利地报上了名。报名和考试地点都在艺术学院美术系。考试分两天进行。
第一天上午考素描。参加考试的一共六十多名考生，分四个组，在两个教室进行。一个教室两组，我们五人编在同一个教室的两个小组里。除龚成瑾外，我们四个是同一个组，十几个人从不同角度画一位女青年，她的脸圆圆的，缺少特点。龚成瑾在教室另一端的小组里，他们的模特是一位男青年，长方大脸盘，下颌骨棱角分明，外轮廓极有特点。
那圆脸庞的女模特，我所在的角度总也抓不住她最突出的特征，结果画得很一般，可以说没能将平时的水平画出来。看看同组的考生，似乎没有太突出的。张兴儒的形象画得还可以，但没有涂明暗，纯粹是铅笔线描。
后面一组的龚成瑾大形抓得比较准，明暗也完成得不错。可以说超常发挥了他的水平。
半天的素描考试结束了。龚成瑾自我感觉很好；陈洪坤也认为可以；我和马学仁信心有点不足；张兴儒对他线描式的画法似乎并不介意，他说：“我报的国画专业，国画的素描就是白描嘛！”
接下来的美术知识考试，坐在讲桌后边监考的是美学家洪毅然教授。我曾在工人俱乐部听过他的一次美学讲座，是同宁里先生一起去的。看着台上花白头发的洪先生，宁里老师感叹道：“头发都白了，才熬了个副教授。真不容易啊！”
上午我们画室素描监考是陡剑民，大个子，很魁梧。我后来听友人冯振国讲过，陡先生曾给他们带过素描课，是一位认真负责的好老师。
考外语时，发下来的是俄语试卷。听到有学英语的考生，监考老师便当堂宣布免试。我们那一级，据说全兰州市只有二中的三五、三六两个开英语的班级，其余全是俄语。美术考生里也只有龚成瑾、陈洪坤和我三个是学英语的。
这一免试，让我想起了几个人在一起复习的日子，我们拼命背外语时，龚成瑾却在看《红楼梦》，他说平时没学好，这会儿背也记不了多少，便干脆放弃了。谁能想到英语居然免试了。
口试是挨个叫进一间办公室进行的。龚成瑾出来后悄悄告诉我们，口试的老师竟然是他当年四初中时的女书记。
“她认出了我，还问我如果被录取，学美术材料费用很高，家庭经济有没有困难。”他说着，脸上闪耀着兴奋的光芒。
对我的口试却并没有问到家庭负担一类的话语，当时我便对自己考取艺术学院有了一种希望渺茫的感觉。
果然，接到录取通知的只有龚成瑾，我们四位都落榜了。陈洪坤曾去文联请肖弟到艺术学院问过他的情况，答复是眼睛视力差未能录取。陈洪坤是给《甘肃文艺》投木刻稿而认识了肖弟的。
报考艺术学院的失败，让我不敢再有过高的奢望。接下来的统一髙考，我只报了两个志愿：第一是兰州大学中文系，第二是甘肃师大外语系英语专业。那年头师大比其他综合大学容易考取，英语专业又是冷门，我想这样便多了几分把握。
结果却彻底让我失望了，我没能被任何院校录取。
陈洪坤考取了兰大中文系，张兴儒是兰大历史系，马学仁被西北民族学院藏文专业录取了。
后来得知我们班上英语特别突出的王同学只填报了师大外语系也落榜了。他父亲也是“右派”。
再后来，我听人说一九六一年参加高考的“右派”子女，全省只录取了一个分数很高的考生，以体现党“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的政策，其余的“右派”子女全部没有录取。
这种说法是否真实我不清楚，当然也无关紧要了。但无论如何，一九六一年高中毕业的我，在连续两场高考中，却实实在在地名落孙山了。
2005年1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