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承包到户时，队里给我们两家分了一只驴娃子。刚分下还不能干活，由罗秀英家喂养着，等大些了两家使唤。两家的地也总是拉在一起，界线是分了的。因往下拉地时，井水地和种了的旱地都是青苗地，两家便在一起作务，等庄稼收了后，再分开来种。
我的孩子小，罗秀英的大儿子孙伟已经能做地里活了。加上雅芬的身体比较弱，病也多些。那一年，无论働草还是烧水，罗秀英母子都比妻她们做得多，我们从心里感激着他们一家人。
两家地里共有的一些大麦收下后，我主张全部拉到孙家，留作驴娃子的饲料。旱地里有些胡麻，数量不多，我们主动推让，两家一起拔下后拉到罗秀英家。
罗秀英母子对雅芬的帮助，我在心里想着若有机会总要报答她们的。
当时，罗秀英除了和我妻亲如姐妹外，与董秀英还有周昭的婆娘关系都不错。周昭夫妇有个姑娘，罗秀英想给孙伟说个媳妇，我便做介绍人。其实是罗秀英和周昭女人说好的，两家愿意，我在中间跑个腿。这是婚事的需要，当然我也乐意。
夏收期间，我突然发现罗秀英好像对我们有了意见。我追问妻是否惹了她，或有啥对不住人家的地方。妻说没有，并说她也发现罗秀英的态度变了，只是搞不清原因。
我们依旧把她们全家当亲人对待，而且更加检点言行，决不能伤害对我们有恩的人。然而，裂痕却越来越大。我们的孩子去孙家时，他们的孩子开始有了骂语。
原来亲如姐妹的两个女人变得生分了。村里有些关系好的人问我们原因，我们始终都没搞清楚啥地方得罪了她们。
土地下放到户后，我本来就有回城的想法，但还不很强烈。现在，和雅芬关系最好的罗秀英，不明不白地与我们疏远了。当我再三审问妻，让她回忆有无得罪过罗秀英的地方，她怎么也想不出哈地方做错了。我便断定，可能是两家在一起劳动她们做得多，日子一久，感到吃亏；妻在无意中慢待了她，虽然我们还没意识到，她却有了心思。后来，也曾想到过是否有人从中挑拨离间。但也只是没有根据的猜想。无论如何，这件事既让我们感到十分遗憾，又很难过。
无疑，两家人关系的变化，使雅芬和孩子们在鸾沟的处境更加困难。我便下了尽快回城的决心。
我们离开鸾沟时，搬家的车装好后，罗秀英也过来了。虽然彼此打着招呼，但她说话的口气明显已经隔了心。
罗秀英的大儿子孙伟结婚的日子是早就定好的。我们已经离开了鸾沟。那天一大早，我骑着自行车赶到鸾沟，完成了作为介绍人的全部工作。按照村子里的风俗，他们送了我一双布鞋。
我去时，罗秀英和孙文才依然把我给孩子呼做姨父。我多么希望他们夫妇能解开心里那不知从何而来的疙瘩。进城时仍然能和我们像亲戚一样走动，然而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
离开鸾沟二十多年了，中间我们夫妻只回去过一次，而且也就短短的几个小时，许多乡亲都没能见面。但我们还是去了孙家，罗秀英和一个女儿在家。她有病，脸色不太好。又讲到孙文才的弟弟前不久骑摩托出了车祸，没能搭救下。我原拟为她和雅芬照张合影，在那种情况下，便也作罢。
前几年，友人祁生淮来白银，告诉我们罗秀英已因病去世。这个消息让我们夫妻很伤感。其实，在我们心里，一直都是把罗秀英当做有恩于我们的亲人看待的，从未有过怨言。
人生有许多恩怨，我相信如佛家所说都是一种缘。但如罗秀英和我们之间多年善缘突然结束，而我们始终难解其中缘故，又无法补救，却实在是一种莫大的遗憾。
2006年4月4日
盖西房
大约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县上建城关中学，派了几个人去甘南购木材，李耀星也去了。他们从藏胞手里购进拆了寨子的旧木料，数量不小，价格也便宜，远远超出了建校的需要。选定足够学校建设的木料后，将一部分差一些的卖给了相关的一些教师。
因为和耀星的关系，我也买了。说是旧木料，看上去不太陈旧，全是松木，价格又便宜。这种机会是绝无仅有的，当然，我的钱主要是借的。
我买到的木料没有太粗的，大部分都是二不流儿的松木杆。按靖远盖房的结构配料，做担子和大梁显得小，当椽子又太大，多是做小梁和随梁子的材料。
有了这批木材，我便萌生了盖西房的打算。
木工朋友张仿儒替我扣算了一下。他是很有头脑的匠人，竟然找出两根虽不够粗却端直无节可做担子的料。他说这木头很硬气，配上两根担嵌（随附在担子下方细一些的木料），足够负担中梁和上边的椽子了。
有了担子料，其余梁材便比较容易选定了。扣足三间正房和两间厨房梁担用料外，尚余一些可做随梁檩条的松木杆。仿儒和他三合乡的亲戚们联系帮我换了白杨木橡子，还有几截破改铺顶沓板子的柳木墩子。
松木在我们家乡是缺货，黑市上价很高。白杨树是农民自家栽在渠梗地边的，加上又是仿儒的亲戚，交换比较顺利。花了整整一天工夫，许多白杨树是仿儒和我在旁边看着放倒的。
门窗木料是搞“五二三”创作时，高祖忠请有关部门批给我的三立方寸指标木材，从物资局买回来的。
有了木料，胡基也需早早准备。当时鸾沟早已有了机井，不用自己从深井里往上打水了，但要用架子车一桶一桶由井口往院里拉水洇土，也是需要全家下一番苦、流几身汗的。
我那时在靖远一中教书。星期六，下午没课，我跟领导打了招呼，午饭后便骑车往家里赶。计划到家后开始拉水，星期日再干一天。用两个周末，洇够打胡基的湿土。
走到杨稍沟时，看见几十里外的屈吴山顶卧着一朵乌云，虽然不大，看上去沉甸甸的。天气特别闷热，像是要发雨的感觉。
我一方面加快了蹬车的速度，同时在心里暗暗祷告，盼望老天爷下一场大过雨，帮我洇好土。
回到家里大约是下午三点半的样子。远处屈吴山上的云层已经是浓黑一片，并且在逐渐扩大。隐约传来了石碾子滚动似的闷雷声，乌云下挂起了雨脚。我放下车子，没有歇气，便提起铁锨，将我家院子东面山坡的水路疏通，全部引向院里。院中心是取过土的一片做园子的低凹地，可以装很多水的。
不大一会儿，那雨云在闪电雷鸣中向鸾沟压了过来。一阵急风掠过，大雨倾盆而下。仅仅几分钟，墙外的山坡上便亮起了白色，山水从埋在土墙下用粗陶管做的水洞眼溢着往园里流淌，北房的廊檐水，院里就地下起的雨水也都汇在一起流向低凹的园子里。
雨下到最大时，四周景物全隐在一片银白色中，满耳哗哗声已分不清是雨声还是流水声。
十几分钟后雨过天晴。闪电和雷鸣驱赶着雨云向西北面的冯家园子一路而去。我的园子里装满了水。我以手加额，感激上苍的垂
一九六九年盖的北房，屋墙从底到顶是一色的土坯抹黄泥。日子久了，墙四周接地部分因起碱而泥皮脱落，我已经用新泥修补了几次。
盖西房时若能砌几层砖根脚就好了。
普通的砖买不起，听人说县砖瓦厂若有熟人，可以买到次品红砖，价格便宜得多。
我想起了许思聪，他曾经在瓷窑代过课，后来到了砖瓦厂，听说现在是会计。
许思聪和我年龄差不多，上小学他在乌兰我在附小，并不是同学。但他家住北寺门巷，我家在观音堂巷，都在县城的东面，经常在体育场玩耍，彼此很熟悉。
县砖瓦厂在杨梢沟里，是我由鸾沟到县城的必经之地。我顺路去找他，他不在。厂部的人告诉我许会计回家去了。打听到他家住在东关老砖瓦窑附近，我拐了个弯由沙河沿一路去东关找到他家里。
他住着一个小院子，我去时他和妻子都在家，他妻子脸黄黄的，说是病的时间长了，刚刚有些好转。
几年后，思聪夫人在一次大病后，突然有了特异功能。她就是后来化缘重建法泉寺，为人解疑治病，大名鼎鼎的张玉仙。
跟思聪说了买次砖的事，他满口答应，并愿意帮我解决一车“废砖”，所谓废砖，是烧过火了颜色发焦，或烧变形了的砖头。砌根脚完全可以用。拉一车只收几块钱，所以很紧俏，只有很熟的人才能弄到。
我算了个账，比城里卖的胡基还便宜。正巧，同宗的堂弟宰地那一段正上设在一中的农机班，他用拖拉机为我往鸾沟拉了一趟砖。
那时候，民间盖房都用传统的灰砖，很少有人用红砖。我不但用红“废砖”砌了几层底脚，也挑出稍好些的包封码头子。所谓“穿靴戴帽”的样式。搞完后，村里人还评价样子好看。原初为了根脚牢靠结实一些，没钱买标准的灰砖，才打了红“废砖”的主意。没想到房子盖出来，竟然还像回事。大家认为从结构到样子都不错，让我有点“牛皮灯影子唱成了大戏”的感觉。
这首先要归功于两位匠人，一位是张仿儒，他是县机械厂的木工，西房的梁担架落尺寸的计算是他搞的，比例好像还有些讲究要占住一个字。这些我不懂，我只是百分之百地信任朋友。侄子彦庆是主要干活的木工，他对仿儒很尊重，完全理解和配合张师傅的安排。另一位是瓦工朋友龚耀海，他不仅是一流瓦工，还是自学成材的土工程师，曾给县城里搞过好几栋楼房的设计。他不光盖房时给我拉线起底脚，后来还专门为我的厨房盘了个扯灶，铁门子一关，不用风匣、鼓风机，那灶腾里便呼呼响着直冒火苗。
门窗是明霞侄做的，大眼的玻璃窗框，精巧而大气。
我在一九七七年元且假日的片断日记里有关西房的记载：
元月一日，在家过假，同雅芬一起修理西房炕及炉子，看来有些效果。天气晴朗，但十分寒冷，明天看能否给门窗刷漆。
元月二日，饭后刷洗新房门窗上的泥迹，拟明天余漆。
元月三日，中午十二时许，开始刷门窗，因天冷无法打胶底子，故十分费漆，且少光泽。下午五时许方干完，二斤清漆只刷了住房门窗，灶房只好以后再搞，双手已冻麻木了。
我那时已经习惯了拉新债还旧账的生活。四哥曾于一九七五年寄给我一百元，帮我清理债务；盖西房时又寄我一百元，以示支持。
二哥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产生厌世念头，曾给我二百元，嘱我关照他尚未成年的几个孩子。十分艰难时我都没动用那钱。盖西房时，二哥处境好转，他和二嫂不但让儿子彦庆到鸾沟帮忙做木活，还让我把那两百元添上用了。即使这样，盖完西房，我仍然背负着不轻的债务。
当时，看不到将来还有回城的可能，我是准备扎根鸾沟了。盖了西房和厨房，又安了院门。在下乡年后，我总算有了属于自己的，虽然简朴也还宽敞的一处农家院落。
2006年4月8日于野趣斋
耀海和仿儒
“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这两句诗是古人人际关系的经验之谈。
屠狗辈是指处于下层社会的劳动者，并非专指屠宰工。我此生读书不多，座上少鸿儒，来往多白丁，对第二句感触不深。因长期混迹于社会底层的“屠狗辈”之中，对第一句是深有体会的。
我的小学老同学徐仁一外号徐大肉者，便是“屠狗辈”中典型的行侠仗义之士。我在其他回忆文章中写到过他的侠义之举和对我的帮助。
龚耀海和张仿儒虽然属于国营单位的职工，但仍是体力劳动者一俗称下苦的，亦属“屠狗辈”之列。
龚耀海是瓦工。张仿儒是木工。他们文化程度并不高，但他们都是绝顶聪明的人，在各自的专业上属于我们县城的拔尖人物。
说起来，龚耀海小时候还跟我在靖师附小同过学，但真正有来往却是在陶瓷厂的事了。
陶瓷厂要建隧道窑，老龚是书记李玉佩由县上请来的技术人员。他不但是一流瓦工，在修建炉灶烟道上尤其有一套经验。加之遇事肯动脑子，所以深受李玉佩器重。
老龚一只眼睛自小便伤残失明，熟悉的朋友们跟他开玩笑时说：“难怪老龚是大瓦工，吊线都不用闭眼睛。”他对这类玩笑非但不生气，有时还以此自嘲。听说我准备盖房子，他老早就主动跟我说，到时候给我去放线。
张仿儒是木工，却有着多种手艺。我认识他时，他家里正养着几箱子蜜蜂。是冯振国带我去的，振国和他由于画柜而相识。
一进门，他便高声张罗着给我们端上来新鲜蜂蜜和他妻子刚刚炸出来的蜜饯。
“你们快尝尝，这是槐花蜜，特别清爽。”他开朗热情，让第一次去他家的我吃他的蜜也不感到不好意思。当时正逢槐花盛开，他说是槐花蜜。因为很少吃蜂蜜，没有比较，也分不清槐花蜜的独特之处，但那蜜既纯又鲜，确实好吃。
张仿儒和我一见如故，我在一中那几年里，互相来往密切。每次去他家总要I给我端蜂蜜吃。他家成分也不好，但对生活很自信，不像我有时对前景缺乏足够的信心。无疑，他是个性格强悍的能干人。
听说我盖西房没椽子，看到我买的松木杆用不了，便建议扣够自家用的，把多余的换白杨椽。并自告奋勇帮我去三合亲戚家兑换白杨树和柳树墩子。
他是县机械厂工人，又亲自帮我去他们厂带锯上改好柳木沓板子。
盖西房时，他和老龚同时赶到鸾沟，帮我放线。一个瓦工一个木工，都是本县一流匠工。着实给我长了精神。
立木那天，龚耀海为我放底脚线，带着村里帮忙的乡亲砌根脚的几层砖。后来又专门到鸾沟为我盘了厨房的炉灶。他盘的灶既省煤又催锅，堪称一绝。
我认识张仿儒时，他住在北旱台盖的新院子里。他家老院子在西关南巷，和罗秀英娘家是一个巷子，小时候在巷子里耍得很熟。我家盖西房时，两人见面，还能叫上对方的小名。
记得是一个暑假即将结束时，哪一年巳记不清。我正在家里，罗秀英去城里转娘家回来，急匆匆到我家，神色紧张地说：“张仿儒把人打死了，你知道吗？”
这消息如同一声炸雷，将我惊呆了。
“听说是阶级报复，判了死刑，布告都印好了。”听了这话，我脑子“轰”地—下，浑身都有些发软。
“怎么会这样呢？这下仿儒完了。”我嘴里喃喃着，好半天才回过神来。
开学前回到学校，找熟人打听，证实仿儒确实打死了人，是邻居一个小学教师。但没说起印布告的传闻。
我悄悄地去了仿儒家，几十天不见，仿儒夫人原本黑多于白的头发变得以白为主，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她告诉了我事情的经过。原来是邻居孟老师在院子里和人打架，仿儒去拉架，三人拉扯的过程中，孟老师突然倒地昏厥，抢救无效而身亡。
打架的和拉架的都进了局子。打架的贫农出身，拉架的地主出身，于是张仿儒成了第一嫌疑犯。
仿儒妇人非常刚强，为丈夫的冤情不停地奔波，搜集证据，多方申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