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只是“事后诸葛亮”，历史是没有如果的。这里真正要说的还是未来，就外交领域来说，今后确实有一些思路是应该修改的。从战略上说，现在我们过于缺乏“主动进攻”和“协同作战”的精神，过去遇到变故时，首先想到的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其后则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同时也很少借助内政、军事来打组合拳，总想着让这些领域围着外交转才好。而从战术上说，中国外交不是经常会用到“量化”的思维，比如前面提到的中韩建交，其实完全可以是一个量化的概念，在建交与不建交之间其实有很多选项可供选择。
举个例子，未来维护朝鲜半岛南北两边的稳定，我们可以向朝鲜无偿援助一批远程火箭炮部署在“三八线”附近。首先通过军方把消息高调放出去，然后很自然的，韩国的股指和首尔的房价都会干净利索地往下掉。这时一个议题就被制造出来，中韩之间就可以坐下来慢慢谈，除了军援问题之外，贸易、文化、海洋争端这些问题也都可以拿进来谈。而由此产生的经济效益，至少抵消无偿援助朝方火箭炮的费用是应该够了的。而最终作为妥协，我们可以先只援助炮，弹先留下——留着下一轮谈判再来谈。
日本终于明白了
2008年中日关系开始了新一轮回暖。胡锦涛主席访日，汶川地震中日方积极给予中方援助，乃至在北京奥运开幕式的运动员入场仪式中，专门挑选福原爱作为日本代表队的旗手，这些都可以看出两国外交关系上的回暖，这是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中日之间的矛盾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这里不是指历史问题、钓鱼岛、东海问题，也不是意识形态问题，中日两国可能是这个星球上最不讲究意识形态的国家了。1989年以后，西方国家联合对中国实施制裁，是日方最先打破了中方的这个困局，接下来，便迎来了日本对华投资的高潮，由此所体现的，就是日本政府外交政策中浓厚的实用主义。
中日矛盾，其根源还在于经济——如果把世界经济架构比作一条食物链的话，中日之间的问题在于：这两个国家的位置实在太靠近了。没错，从经济发展阶段来看，中日两国相差其实并不大。日本是世界上规模第二大的经济体，但是，从时间上来说，日本经济的崛起也不过是发生在上一代人的时候。更重要的是，透过庞大的经济总量，还要看到日本经济面临着一系列欧美国家所无须面对的尴尬，比如说，日本制造业非常发达，但是，各种工业产品的标准制定几乎完全由欧美国家所垄断，日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绝少能插得上话。再从量的角度说，日本人对比欧美国家也谈不上多富足。更要命的是，这个国家的国际政治地位和它的经济总量相比严重失衡。这些都意味着，日本在“发达国家俱乐部”中其实一直都没有站稳脚跟，中国是在“追”，而日本则在“保”，两个国家的未来发展其实都存在一定的变数。再从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上看，本质上中日两国都属于制造业国家。因此，中日之间最大的矛盾是经济竞争对手，而非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间的“南北矛盾”。2000年以来中日关系一度恶化，就是这种矛盾不断加深的结果。
中日间的竞争矛盾，主要存在于近期。从长远看，中国有着广阔的国土和庞大的人力资源，这一先天条件使得中国可以建立起完整的产业结构。从中国经济的发展情况来看，完全可以在不远的将来实现这一目标，这恰恰是日本所无法实现的。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全球经济结构中，中国的位置必然要高于日本。中日两国是永远搬不了家的邻居，面对这样一种前景，从大势上来说中日合作就是必然之势，“合则两利，斗则两损”，而且日本的损失面还要更大一些，中国产业覆盖面今后必然要大于日本，因此也就比日本更有资格谈“比较优势”；从军事上说，狭小的国土面积已经注定日本对现代战争的承受能力将是非常微弱的，而这同样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单靠技术优势是很难抹平这一差距的，更何况技术优势也在逐步向中方倾斜。
2007年年末以来中日关系回暖，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日本人看清了，并且接受了这一现实的结果。中国多年来的发展以及国内的稳定局势都已经表明，上面的那个大势是难以逆转的。一旦这个问题看清了、想通了，存在于近期的竞争矛盾也就不再是两国关系的主线，近期矛盾必然要服从于长远的共同利益，那么原先很多看似不可调和的矛盾自然也就有了解决的余地。对比德、法等西方国家在同一时期对华的种种恶行，日本的确先走出了一步。面对中国崛起，西欧各国现在最需要的是八个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因此，中日关系虽然仍会出现波折，但是基于一个长远的考虑，两国之间必然要建立某种稳固的合作关系。
中方所得多在势
当然，关于这个话题最终还是要回到一些现实问题上来，否则，肯定会给人一种务虚不务实的感觉。2008年的中日外交，在大众眼中最“热”的莫过于东海权益问题，而“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样的一个结果，则同时在两国民间引来了一片骂声。出现这种现象其实是在意料之中的，任何谈判结果都必然意味着妥协，一般民众如果是站在追求“单赢”的角度看，那自然会感觉无法接受；况且，来自国内的这种骂声只要不过度，那么在进一步的谈判中可以将其作为一张提高要价的“牌”，从这个角度说，或许两国政府也乐于见到这种现象。
关于中日海洋争端问题，在谈判中双方都没有先为自己的立场寻找法理依据，然后进行争论，问题完全是以一种东方的方式解决的。已公布的原则性共识中所体现的原则是：和平、共赢，没有按照任何既有的法律条文去硬套。
现阶段中日关系缓和，乃至走向合作，最大的一个“结”就是东海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瓶颈”——无论合作的前景多美好，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么其他任何事情都无从谈起。相较于历史问题，东海这个“结”要难解得多——两国的民族主义、国家主权以及现实利益交杂在一起，自2004年以来已经历经了十几轮磋商，如今东海谈判谈出结果，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成果。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妙处在于：它把一个大难题分解成了主权问题和权益问题。权益问题是可以量化的，也就容易达成妥协，所以易于解决。而当经济因素被剥离之后，未来双方在主权问题上的谈判，也可以获得一个更为平和的心态。中日东海谈判，说到底谈的就是一个资源开发问题，是权益谈判而非主权谈判。
东海问题是中日之间全面矛盾的一个具体释放点，和资源本身的关系不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之前日本国内拿这个问题大肆叫嚷的人当中，偏偏没有石油开采方面的专家，多数都是军方人士和政客。直白一点儿说，东海问题只不过是一个“由头”而已。正是这个原因，日方才会搞出“中国从日方一侧吸油”这般毫无技术含量的谣言。
既然是谈判，就必然要有所妥协，那么至少从账面成本上看中方在权益上必然要有所出让，这点是毋庸置疑的。比如同意日方参股，那么日方由此所获得的利润便是中方所出让的。纯粹地从商业上讲，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2004年壳牌公司和尤尼科公司从东海项目撤资以后，中方的控股从原来的60%增到了100%，中方可以“通吃”了，同时也意味着中海油所承担的风险增加了40%——石油开采的成功率事实上一般也就是3%到4%，日方在分得利润的同时，自然也要分担相同比例的风险。此外，东海油气资源的勘探和开发都没有结束，从长远说，中日双方谁也不可能在对方导弹的瞄准之下来开发油气资源。让双方放开手脚用武力决出胜负是一个非常疯狂的念头，也是非常不现实的。而大家都不愿意让东海油气资源就这样白白地沉睡海底，那么达成现在的共识显然也是唯一的解决途径。
我们再站得高一些——中国最终还是要跳出东海这个小圈子来看问题，要看机会成本。首先，东海问题的解决为中日合作进一步打开了通道。其次，现在所达成的原则性共识，其实也是中方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一贯主张，谈判中的主动权一直在我们手中。而且，此次谈判就是在和日本谈，而不是和美国，或是美、日、韩“铁三角”谈，这些都为今后中日处理某些事务开了一个好头。重要的是东海问题的解决完全跳出了西方模式，这也为后面解决中韩海洋争端、南海海洋争端开了一个好头。因为就南海问题而言，如果完全套用《海洋法公约》，将把中方置于一个非常被动的位置。
套用一下棋理：中方所得，多在势，而非在实地。
东海问题的正面与侧面
除了合作开发东海油气资源以外，此轮中日合作中一个影响更为深远的领域是节能环保方面的合作。对中方而言，东海问题上“予”的意味更多一些，在环保领域，所体现的则是“得”。
一直以来，节能、环保都是中国产业调整中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多年以来，国内低技术水平、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已经使得我们的环境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近年来，关于各类环境事故的报道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无需质疑“环境同样是百姓利益的一部分”，即使按照“纯经济”的观点来看，即便呼吸两口新鲜空气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能源和原材料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之前我们提到过，2007年至今国内的通胀说到底是“输入性通胀”，而这在很大程度上缘于国际能源及其他原材料价格的大幅上涨。
长远来看，资源问题不同于其他经济问题，它是实实在在的，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回避的，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个问题只能是越来越严峻。所以在“开源”之外，“节流”是必不可少的。另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面对制造业不断向中国集中的状况，欧美国家其实一直没有放弃对我们进行压制。毕竟，“中国制造”的崛起最终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现在的国际经济架构。西方国家手中一张极重要的牌就是“国际标准”，其中就包括环保标准。
最近几年西方国家在所谓二氧化碳排放等问题上大做文章，说白了其实就是冲第三世界国家来的，就是凭借他们的市场以及技术优势来压制你。针对北京奥运，他们在北京环境问题上的炒作就是明明白白的“阴谋”。因为在短期内我们还很难从根本上扭转这一被动局面，所以除了利用各种场合据理力争之外，最终还是要踏踏实实地做产业技术升级。
问题很迫切，仅仅依靠国内的力量在短期内解决问题，实事求是地说是不现实的。节能环保涉及从资源开采到产品最终消费的每一个环节，其间包括技术、装备、维护、管理等多个方面，每年中国政府都会在这一领域投入大量资源，而最终产出始终不尽如人意——在采取了“关、停、限产”这样的极端手段之后，2006年、2007年既定的“节能、减排”目标仍未能实现。
日本在这一领域恰恰走在世界的最前列，单位GDP能耗中日之间相差9倍（另一数据是7.2倍）。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环保领域中国的主要合作伙伴则是技术上稍逊一筹的西欧国家，其中很大一部分项目来自德国。在中日交恶期间，恰恰是中国与德、法两国的一段“蜜月期”。当年施罗德的经济改革计划中，就包括以中国市场为依托，带动环保这一新兴产业的发展，从而为德国制造业带来“又一个春天”。自默克尔上台后，由于中德交恶，这一计划也就随之成为泡影，这一举动，是极其短视和愚蠢的。某些传统制造业的利益团体，或许就是此次中德交恶的幕后推手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