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春日的下午，十九岁的卫青第一次看到了自己三十岁时的脸。
那是令人绝望的漫长一天，阴雨连绵，没了太阳，天空如一张没了时针的表盘。午睡醒来之前卫青似乎在梦中看了一下表，表针嵌在一只眼睛里，告诉她那是下午三点半。雨声透过大开的窗子大模大样地闯进来，撞到天花板上又折下去，噼里啪啦将她埋葬。卫青自上铺的栏杆上探出头去，一丝风也没有，雨柱一根是一根的，静得怕人，哗哗的雨声像是另外加上的配音。一部老片子，只能看，却不能像玩3D游戏一般走进。
卫青看了很久，却不知道那个女人是何时出现的，她站立的姿势就像她生来就立在那里。她穿黑衣，撑一把红伞，雨地因这红黑两色而有了故事。雨柱穿过略透明的伞面，穿过她的身体，将水花溅在她脚背上，红红黑黑的一道小溪蜿蜒流去。卫青想看到她的脸，于是她抬起了头。雨水淋去了她的表情，五官因没了表情而显得有些模糊不清。她应该没有皱纹，发型也是女孩般的碎长发，可不知为何卫青断定她三十岁。卫青略点一下头，那女人略点一下头；卫青牵动嘴角，算是给她个微笑，那女人也牵动一下嘴角。突然间，莫名的恐惧攥住了卫青的心，她像是被关在四不透风的黑屋子里，好容易发现一扇门，打开，却是个壁橱，里面立着自己的标本。
卫青几乎是从床上跌了下来。镜中的自己依然年轻，没有皱纹斑点，没有那无以言传的淡淡悲哀。是的，十九岁的容颜。
门响了，上课的同学一齐涌进来，领头的姚歌对她说了句什么，她机械地点点头。雨中的女人已经不见了，地上空留一摊红红黑黑的水。姚歌又说了一句，这次，她听清了。
“又有人自杀了。”
“进楼门时几个男生冲进来，拆床板抬人呢。”
“课上还听说哲学系一个女生留下遗书出走，找了三天，都去公安局报案了，她又没事人似的回来了，听说给了个处分。”
“现在自杀都改跳楼了，上中学时一律吃安眠药。初三时，是上化学课吧，一个女生趴在桌子上人事不醒，老师过去敲她，才发现铅笔盒下压了封遗书。都吓傻了，谁知道救护车还没张罗来她就醒了，才吃了两片。”
卫青默不作声地听她们没心没肺地谈论自杀。忽然间她说如果她要自杀的话她会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午后把宿舍门插紧。刀片锋利，一寸寸割开皮肤，划开的手腕如同裂了嘴的石榴。她会把手从四楼的窗口伸出，阳光吮吸着伤口，暖暖的痒痒的，鲜血顺着墙壁蜿蜒而下，在有窗子的地方形成红色的窗帘。远看好像整排的窗子都在流泪。
姚歌说：“我教你啊，万一找不到刀片，用钢笔尖都行。”
卫青说她会在午夜的铁轨上迎着风走，风刮走了她的喃喃自语，刮到遥远的树林，那儿的小树从此只能唱一支忧郁的歌。在最后一刻也许她会叫，但刺耳的刹车声已淹没了她临终的呼喊。
姚歌说：“一个旅客正好往外伸手，一捞，捞到一段手臂，再捞，捞到一颗人头。”
众人说卫青你不配自杀，自杀最合法的原因是失恋，连恋爱都没谈过谈何自杀？
“我就是活腻了。”她疲倦地说。
此时窗外的雨中有一只大如心脏的蝴蝶缓缓升起。它的翅膀初看是紫色的，正对着光时，却闪出了金色的光芒。被雨水打湿后它飞得异常缓慢，每次振翅都有一些鳞片脱落。空中飞舞着小小的眼睛。每次闻到回忆的气味时卫青眼前都会出现这样的幻觉。往事纷沓而来，想寻一块有阳光的地方晾晒翅膀。它们的彩色鳞片已经脱落，有些地方出现了可怕的空白。回忆总是对过去的审判与处刑，在午夜梦回中，她早已体无完肤。
最初的日子永远是美丽的。她和他相识于高三那一年，她实在难以相信，命运为何在那个暗淡的十六岁给她安排了这样一次相遇，这样一个故事的开端。很久以来，华枫的名字就伴随着传闻出现在卫青的生活中。不仔细听时，它是嗡嗡作响的伴奏；仔细听时，它又如蛛丝一般被风刮到了不知何处。
在关于他的诸多传说中，一个版本是这样的：三年前的一个早晨，苍白瘦弱的少年走进街道办事处，平静地对办事员说他替父母办离婚。办事员问你父母呢，为什么不自己来。他说在医院里。办事员说那就等他们好了自己来吧。他怨恨地说你不让离她就永远好不了。办事员注意到他用的是单数人称，只是不知是“他”还是“她”。当被告知他无权代理时，他愤怒地用手肘撞碎了门玻璃，而后，兽物一般舔手背上的血迹。
据说他母亲是被他父亲打伤的。他父亲是被他打伤的。
据说他母亲是当地一家民营企业的厂长，他父亲户口远在西北。
据说他用刀逼他父亲写了离婚协议。
据说几个月后他们平静地离了婚。
卫青试图把这些碎片拼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拼来拼去总觉得恶俗不堪。
那年他在卫青那班第二次插班复读。他一直没来报到。长长的两个星期，每进教室，卫青总要扫视一眼，看是否多了新的面孔，惟恐自己错过这与传奇相遇的机会。他来，却是到了秋分以后，一个风天，阔的梧桐叶子与窄的椿树叶子在风中搅拌，卫青迟到了，刚刚冲上三楼，她就看到一个人独自搬了张单人课桌，自走廊尽头的教研室走向教室。课桌一步一磕他的腿，他行动迟缓，步履蹒跚。
他说过，幼年时的小儿麻痹症夺去了他一条腿的健康。和他在一起的两年，卫青总是竭力使自己不去注意他的伤腿，以至于分别后忘记了他伤的究竟是哪条腿。她只记住了夏日他穿短裤的模样，那条腿细弱而白，并不病态，只像是本该生在女孩子身上，却生错了地方。
而在当时，她突然地愣住了，立在那儿不知如何是好。帮他，惟恐伤了他的自尊，不帮，又不忍心。一片叶子被风卷到她脸上，绿中斑驳着黄。她索性假作眼迷了，其实没有人注意她的。
他的位子就在卫青后面，进教室时就能看到他浮在课桌上的上身与脸。他衣着入时，头发黑亮拳曲，却又剪得层次分明，不像那个小城的手艺。一张脸毫无血色，眼睛不大，瞳孔却出奇的黑，仿佛隐藏了地球另一侧的黑暗。
卫青忽然记起自己曾见过他，在一年前的元旦前夜。班里的迎新晚会结束时已是晚上十点，卫青疲惫地骑车回家。天空中落寞地飘着几点雪花，落地就化成水，又结做冰，卫青那儿方言叫做“地穿甲”。自行车便骑得歪歪扭扭，随时有跌倒的可能。在昏黄的路灯下，她看到一对拥立的情侣。她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选择那里，不远处就有墙壁切出的一方黑暗。他们互相捧着脸看，在路人目光搭建的舞台上。卫青听到女孩在啜泣：“其实我求的不过是你能为我擦眼泪……”男孩的声音：“你见我为谁擦过眼泪？为我母亲擦过吗？没有，因为她不会对我哭……”
卫青跌倒了，越急越挣不起来。两人不再说话，厌恶地看着她，她战战兢兢说声“新年快乐”，招致一声闷哼。后来她终于骑车走远，男孩女孩的声音仍若有若无地跟着她，那声音让她想起黑暗中的河流，水波不再闪光，甚至水声都被浊重的黑暗吸得一丝不剩。惟有水生植物腐败的气息告诉她，那是深不可测的水，是危险。
她记住了那男孩的脸。
坐在后排的华枫却脱去了所有传奇的外衣。他不孤傲也不怪癖，很快就与同桌男生称兄道弟，在课间交流对老师和女生的评价。他不说“漂亮”而说“优秀”。卫青喜欢看漂亮女生，倒不是所谓“同性恋”，而是小城除了白日的云和夜晚的星以外实在没什么好看的，可视线总得找点赏心悦目的东西寄存着。一般男性对女性的评价往往和女性的大相径庭，卫青听他闲闲说起几个，却是自己平日看好的。有时同桌男生戏谑地说某女生浅色裙子里透出深色底裤，实在惨不忍睹。他并不接话，脸上露出不屑。卫青战战兢兢地等着他对自己的评价，可是没有。
如果一定要为日后所有的绝望挣扎找到一个源头的话，那么，是那场暴雨。那个下午天色异常昏暗，像闲置已久的水龙头中流出的掺有铁锈的水。黑夜还未来临，已有蛾子飞出，紧紧地贴在玻璃窗上。它们知道，在即将来临的天空对大地的洗劫中，这里是惟一的避难所。雨柱的牢笼编织而成，将她和另外几个同学困在教室里，几个男生心烦意乱地大喊大叫。风起了，迎风一面的玻璃被打得啪啪作响。
他猛推开窗，风裹着雨点将窗子又推了回来。哗的一声响，楼下水泥地上的自行车倒了一大片。卫青慢吞吞地拿出伞往外走，红伞，有的地方已磨得透光。路过他身边时他忽然扯住卫青的衣角。“借伞用用。”几乎是命令的口气。
她犹豫着。“我陪你回去。”本想说个“送”字，话到嘴边又改做了“陪”。
在后来那些绝望挣扎的日子里，卫青一遍遍回忆起那天的场景。她想像自己是站在远处楼上的一个旁观者，哂笑着看那雨中的一辆山地车和车上的两个人。雨势急得很，兜过来砸在他们身上，伞一会儿被掀起一会儿合拢，反倒成了个累赘。可卫青执拗地撑着它。仿佛没了它连自己也会被孤零零丢在雨中。车子左摇右摆，像一条被叉中的鱼。是他伤腿的原因吗？那车的后座是斜的，为了避免靠在他身上，卫青一手死死地撑着车架。全身都湿透了，惟有胸口靠近他的地方存着一小块暖暖的干。车在水中划出一条扇状的水路前行，行过大道，进入胡同，停在一扇木门前。他只说一句“等我一会儿”便推车进去。
风已停，雨下死劲儿砸在红伞上，靠顶心的地方破了，漏湿了她的头发。华枫出来时拿着件军绿雨衣。“你的伞不顶用了。”她应一声，抓着伞急急往回走，听到他抛出一串话：“今天是我姥姥去世五周年，我一定得回来的，倒不是为了姥姥，是怕我妈出事。你不知道我妈有多孝，五年了，一直内衣穿白为她戴孝呢。”
走出不远，卫青听到院中传出的哀乐，被雨封住了，传不远，只一个劲儿往她耳朵里钻。她软下来，靠在墙上。砖墙有道缝隙，里面居然是干的，两只蜗牛安详地待在里面，暴雨与它们无关。
雨下了一夜，梦中全是水声。卫青在梦径上走来走去，每个岔路口都有他的影子。
渐渐地他们开始在课间聊天，彼此都不看对方，看窗外晒旧了的红房顶，看围墙外淡淡的林霭。他们煞费苦心寻找能证明自己“优秀”的话题，诸如文学、音乐、美术和宗教，竭力把自己打扮成异于那个闭塞的小城本土的形象，然而他们的知识来源一致：小城邮局里的杂志和图书馆，这使他们的话题充满了偶合。常常是一人在说，另一人在补充更正，说的便索然无味了。后来他们谈起童年。卫青的童年单薄贫乏如一张纸，不多的记忆不过是掉了一根辫子的洋娃娃和皮诺曹。而他讲起病中的童年时眼睛总是被痛苦烧得光彩异常。卫青小心翼翼地想绕过那些话题，一如夜行者绕过黑暗中的河流，但他总是执拗地把话题再扯回去。
后来，高考的日子到了。
他们的考号离得很近，但高考时他的位子却令人心悸地空着。卫青竭力使自己的心思凝在考卷上，可每次抬头，她的目光触及的总是那张空荡荡的酱红色单人课桌。右上角的考号没贴牢，在窗外的风中瑟瑟发抖。考完最后一场，卫青撕下自己的考号，路过他的位子时，把那张也撕了下来。两张寸来宽的纸条揣在兜里，浸透了手汗。
那个夜晚，正赶上家所在的一片地域停电——县城供电不足，便划分了几片，轮流停电。蚊虫无休止地进攻，留下血红的几点和搔不去的奇痒。卫青忽然坐不住了，对母亲只说出去走走，便出了家门。
街上的夜分外花哨，摩托车亮着黄黄白白的车灯而过，将黑暗绞得支离破碎。光柱远远打来时，路面上的每一点凹凸都被放大，黑黝黝如月上的环形山。卫青缓缓走着，只觉得自己行在异星表面上。
一柱光停在她面前。眼睛从眩惑中缓过来时，她看到了他。进屋门时电还没来。卫青忽然感到一丝危险的气息袭来，黑暗中似有什么生灵在窥视他们。后来，她想，那是绝望中回首过去的自己的眼睛。她用烛光烧死黑暗，他和她坐下，隔得很远。他开了口：“我到邻省高考去了。我妈不过使了一点儿钱，户口也有了，学籍也有了，名字改了，连年龄也改小了一岁。”
她明白，邻省的高考分数每年都要比本省低几十分，本省的普通院校，到了那里就是重点。之后便再无声息，他几次想挑起话题，但平日谈熟了的那些东西忽然间都变成了台词，另一个舞台上的。她拉开抽屉向他展示自己的收藏，她以为这是自己十七年生命的足迹。她讲述每一件东西的历史，可是，所有的语言都不如想像中那样充满诗意，却疲疲塌塌，像一个蓬头垢面的主妇。她绝望地收了口，她不知道自己，或者说自己和他之间到底怎么了。后来她找出一只口琴轻轻吹了起来，她永远无法解释为什么要吹“魂断蓝桥”，或许只因那是她最熟的曲子吧。每个音符都被拉长了一倍的节拍，颤颤的，头发在耳朵里挠。他自后面拥住她的肩膀，并没有挣扎，可她吹错了一个音符，紧接着又是一个，很快就七零八落无法收拾了。他的鼻息扑在后颈的皮肤上，细针直扎入心里。
这时灯光忽然没遮拦地泄了下来，烛光被冲得没了颜色，大街上隐隐传来欢呼。她感到他迅速离开自己，被抱过的地方突然凉了下来，倒像是还有人抱着她，凉人。她听到他一路磕磕绊绊撞着桌椅离去，没有回头。
黑暗中发生的事，再怎么真切也像是梦。卫青一直疑惑着：那梦中的主人公究竟是不是自己呢？再次见到华枫已是三天后，她去找他，没有进门，斜倚在斑驳的墙上，手指无意识地抠着墙缝。而他，一脚在门里，一脚在门外。这是随时要离去，随时要分开的姿势，仿佛只来问一句“你好”就匆匆离开。但事实上已有一两个小时溜过，墙的影子用脚踩不住，已长了一截。他们谈了天气、语文试卷和志愿。她说她报了S大中文系，他说他也是S大，不过是最热门的贸易系。她问是你母亲的意思吗？他说不完全是，其实他自己也是个再现实不过的人。他说话时，她不看他的脸，看脚下的蚂蚁。她突然捂住一块墙壁，孩子气地说：“猜，我手底下是什么？”
“什么也没有。不，是墙，还有空气。”
她把手移开，墙上伏着三只蜗牛。他哈哈大笑，伸手握住她的指端。于是，阳光消失，那夜的烛光围拢。她听到他轻轻地说：“我曾发誓一定要找个最优秀的女孩子，我曾列出五十个要求，头发呀，眼睛呀，牙齿呀……可现在只剩了一个……那就是你。”
然而那夜的“失语”状态并没有就此结束，卫青仍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那些他们曾挖空心思寻找的话题已变得假模假式，而任何与周围的人、事有关的又令他们觉得俗不可耐。一个雨天，离开他家时飘起了细雨，路上空空荡荡。她沐着雨从容地走着。一男一女狼狈地骑车而过，男的说：“看人家多有风度。”女的气急败坏地说：“风度？看汽车压死她。”第二天多少带着点自得地讲起，他皱皱眉说：“你怎么变俗气了？”绝望在希望刚刚萌生时已攥住了他们。在时间帷幕后面，一个结局在冷冷等着他们，不说话。
他第二次去她家，也是最后一次。拥抱时她挣开了，脸色前所未有地苍白着。母亲进了她的小屋，说要找一样什么东西，锥子似的目光剜了他和她一眼。她下意识地把身子往后仰，仿佛这样可以拉大他们之间的距离。母亲带来的波动平息后，他们异常地沉默着。墙上的钟忽然当当敲了起来，地板上的积尘被钟声搅起。
“我有一个不好的感觉，”他说，“我们刚刚开始了百分之一，却要结束这即将开始的百分之九十九。”
她依旧沉默着，许久，轻轻地说：“我们在一起，好像是和以前不一样了。”
他断然说：“我们不能这样隔三岔五地见面了。感情需要距离，我看，一个礼拜见一次还差不多。”
她恼怒起来。其实如果他不这样说，她也会。可说的是他。“我看，一个月见一次才好。”或许是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恼怒起来：“一个月就一个月，我走了。”
母亲进来，寒着脸：“以后男同学来，别坐得那么近。”又说，“刚才他走，对门的看见了，说，嗬，小白脸。”她不说话，玩一只气球，一下一下将它打得满天飞。
说好了不见，不见，卫青就拿了稿纸和蜡笔给他写信，七彩的文字一路写来，几天后便积了薄薄一沓。终于找到了见面的理由：她的通知书下来了，是S大中文系。急着去问他的是什么，可他的目光是冰冷的，他甚至没让他进门，一手支着门框，一手夹了香烟点她的脸：“不是你说的一个月不见面吗？又来做什么？”
卫青咬住嘴唇，借痛止住泪水。她摸出叠成燕子形的信纸，撕成几半，丢在地上离去。走到拐角处，忍不住回头，他弓着身子捡地上的白色纸片。一阵风来，纸片翻飞，他踉跄着追。
她的泪水忽然抑制不住了。
他们果真考上了同一所大学。母亲再三叮嘱：不要以为上了大学就能谈恋爱了，不要随便和男孩出去，不要去偏僻的地方，尤其不要和那个瘸子多交往……搬进宿舍后卫青还以为自己自由了，但她很快就发觉自己错了。
迎新那天宿舍楼通宵不熄灯，坐在上铺的小床上，卫青从来没想过脱衣会成为一个问题。斜下铺的同学自得地把一块蓝印花布扯在床周围。她自己的两平方米空间。卫青最终缩进被子，一件件把衣服脱下，拿出来。用枕巾蒙住头。一夜乱梦。
第二天，宿舍里七个人差不多同一时间醒来，卫青翻个身，便看到了斜下方那块布帘。它暧昧地颤动着，许久，露出一张女孩的脸：“我差不多到了四点才睡着，不骗你们，三点五十我还看了一下表。你说梦话了，说哎呀猫，你的车筐里装的都是废话；你一直在磨牙，我研究了半天才弄清是里面两个槽牙磨出的声音；你，半夜哼叽几声，又睡着了……”卫青胆战心惊地看着她的目光落到自己身上，锐如X光的目光，卫青的外衣因此而脱落，皮肤、肌肉也变成透明。
“你什么也没说。”她说，可她的眼神表达着相反的意思。
卫青长久地注视着她。她的脸圆且短，到下巴那儿突然尖了下去，笑起来显得更尖。一双眼睛圆又大，瞳孔黑如点漆。她像是猫和狐狸的混血儿。
她叫姚歌。
卫青记得自己曾在梦中醒来，梦中有条幽长的小巷，有扇怎么也叫不开的门。
五号报到，华枫一号就离家，没和她打招呼。自报到处查到他的宿舍号后，卫青一次次找去，却总也不在。
几天后他终于来找她，已是晚上十点。匆匆跟着他来到图书馆前花坛的浓密处，他刻意地与她隔了两米的距离。“你去找过我？你怎么说的？说是我老乡？你忘了我是从临省考过来的吗？被人发现了就完了！……你怎么这么说？万一出事呢？反正到时候退学的不是你！……以前有过这样的事，有个人都读到大四了，被人告了，劝退，只给了个专科毕业。你觉得我杞人忧天？实话给你说吧，已经有人告我的黑状了，幸亏我妈妈给摆平了。那时候邻省的招办不肯放我的档案，说S大要把我的档案提走就必须多给他们一个名额。我妈跑断了腿才把这事搞定。我可不能这时候让人发现什么破绽。……以后你不要去找我，什么时候也不要去。我妈给我配了呼机，但不是万不得已你也不要呼我……”
卫青感到了悲壮，九月青黄的校园淡去，他们像是走在寒风呼啸的长街上，匆匆交换过一个“同志”的眼神。秘密、神圣、同甘共苦……这样的词激动着她。突然间她上前抱住他，将头靠在他的肩窝处。
“我什么都听你的。”她说。很快她就不说什么了，他慌乱而急促，长连衣裙没有口，他的手像一只被闷在被子里的猫。
猛然间他一把推开她，骑车离去。远远地她听到他和几个同班的女生打招呼。她整好衣服，轻轻地啜泣起来。抽泣声惊飞了一对夜鸟，它们不满地咕哝了几声。声音吓住了卫青，她止了片刻，而后，将身子藏在黑暗中，边慢慢地往回走，边无声地落着泪。
那是些迷乱的日子，过去的位置早已被打烂，过去的天平早已失去平衡，一切一切都散发着腐烂的气息。卫青本以为自己是精装本的名著，可忽然间，发觉自己不过是一张普普通通的报纸，电视节目报，而且是过期的。
而他的失落更甚。他甚至已经失落了自己的名字与年龄。
她一周一周地见不到他，但他的传闻总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传到她耳朵里：他成了贸易系“死海”文学社社长，印的社刊以两块一本的成本价在海报栏前销售；他参加演讲比赛，一瘸一拐地上台，获得了一等奖的末一名；他成了学生会宣传部部长，惟一的一年级的部长……在传闻中他比在生活中更易触摸，他竭力把自己塑造成传奇人物，只是，传闻已不再像中学时一般使他富有悲剧色彩，相反，把他打扮得雄心勃勃又滑稽可笑。
偶尔在图书馆相遇，他约她九点半出去。九点半，他从来不肯拿整个夜晚陪她。在图书馆前雪松遮盖的草地上，他不说话，只急切地探寻她衣服内的秘密。冬天到了，在厚厚的衣服里她裹着家做的镶了密密扣子的小胸衣。他的手指粗暴而慌乱。可他不吻她。“难道你觉得在冬天接吻好受？”
那是一些没有语言的日子，卫青不知道自己还能借着什么来理解她。她开始怀念家乡的夜，怀念那些用方言念出的诗与散文。她已经习惯在方言的河流中浮沉着，在说与听之间触及他。
难道是到了S大之后必说的普通话使他丧失了语言能力吗？又一次见面，在他的双手环抱过来时，隔着雪松她躲闪着，不住地卖弄着从老师那里贩卖来的诗经的残片。忽然间他恼怒了，冷笑着说：“你不要以为这样很有情调，很有意思。你懂什么！说这些废话有什么意义！”
她在他的追问中迷失了方向，委委屈屈地接受他的爱抚。在她的眼泪灌进他的领口时，他嫌恶地住了手：“好了好了，你走吧。”
他开始疏远她，一次次传呼不回电话。终于下了决心去找他，门拉开，一屋子男女声的笑闹。他捏着一把牌出来，把她带得远远的：“有什么事你非得来找我？……今天不行，没看见我在忙吗？嗬嗬嗬，联谊宿舍的女生来玩呢。她们给我们宿舍的每个人都做了颗心，单单给我做了颗黑心，因为我说她们的口红抹得太艳了……S大的女生其实挺没品位的，我该开个培训班好好地教育教育她们——真的是，你哭什么？这有什么好哭的？……你烦不烦？你再这样我就走了。”
她变得越来越爱哭泣，没有任何原因的哭泣。在食堂门口，她看见他骑车走过，车把上丁丁当当地挂着饭盒。她喊他的名字，但话一出口就被风刮得四面八方都是。传到他耳朵里的几乎细不可闻，他没有回头，一转眼就消失在人头攒动的街道上。她忍着一泡眼泪，跌跌撞撞地往楼上爬，一直爬上顶层。风怒气冲冲地扑过来，路上的人细如蚂蚁，拥挤着，蠕动着，她试图从中辨出他的身影，谁也不是他。她把所有的人都安上他的眼睛他的嘴唇，她像是见到了他无数次。
迎着风，大声地哭泣着，望着他离去的方向，剧烈地咳嗽着，她如小说一般矫情地夸饰了自己的痛苦。
卫青已经记不清以前的他是什么形象了，现在的他冲淡了过去所有的回忆。他留起了长发，穿名牌牛仔裤，他的瞳孔越来越淡，不再是家乡的夜，而是都市被灯光耀亮的夜。可她如上瘾一般抑制不住地去找他，在楼后的阴影中，在树木的浓阴下，到处是人，是窥视的眼睛碰撞的道德，是将死未死的爱情。她绝望地抱住他，抽泣着：“我知道你会离开我，总有一天。只不过现在你身边还没有别人。不如我走……我不想等着你的伤害……”然而一分钟后她会更加绝望地哭泣，“别离开我……”在绝望与绝决交替中他懒得开口，一旦开口却是：“你又能为我做些什么呢？为我做饭？洗衣？我一个月花八十块钱雇个老妈子都能做到……我要你做的你又不……算了算了，不说了。”
说这话时，他的手松松地环着她的腰。
她尽情地哭泣着，泪水把他的衣襟濡湿了一小块。在那一刻她认定自己依然在爱着他并渴望被他爱。她的眼睛被泪水洗得分外明亮，她的手臂痉挛却有力。只是为了证明一切都不是梦吗？她在咬痛自己精神上的手指。
一个夜晚卫青看到了自己的命运，命运是姚歌女巫般的眼睛和手中的一副纸牌。
“把牌洗三遍。”其时灯已熄，姚歌的眼睛里反射着烛光，烛光是她的表情。
“抽出三张。”卫青依言抽出三张：红桃K、黑桃7和梅花A。
“再抽出三张盖在上面。”姚歌的声音似从窗外无尽的黑暗中飘来。卫青依言而做，姚歌依次翻开她的牌，黑桃A、方片3和方片K。姚歌很快将牌收起：“我不说了。”
“为什么？”
“说也没用。你的牌卡两头，进也难退也难。苦的时候有甜，甜的时候有苦。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姚歌说完便钻到自己床上。卫青怔怔坐了许久，拿着蜡烛和牌走到走廊里。穿堂风吹得烛光摇摇曳曳，她用手心拢住，皮肤感到了火的炙烤。她把那六张牌一张一张烧了起来，焦黑的底子上隐隐还能看出发亮的字迹。她用脚把它们錽得不能再碎。
卫青开始被姚歌带去种种场合：舞厅、老乡会、联谊宿舍……走马灯似的见过一个又一个男人。总有一两个月，她会彻底地忘记华枫，但，每当和哪个异性相处过久时，他的影子总会幽灵般出现，似块橡皮，拭去别人留下的所有痕迹。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一眨眼他们就大二了。总有一个结局在等着她吧，不管她是不是在等。她只是没想到它来得会那样丑陋。
那天一开始她并没有意识到宿舍里的人在说他，他在风云一阵后已丧失了做别人谈资的资格。她们说的那人猥琐可笑，试图用自负来掩饰骨子里的自卑，一个接一个地追逐优秀的女孩子来证明自己的优秀。“孙眉说她都要烦死了，”姚歌轻快地说，“你们知道孙眉，就是模特队的那个，走台时只肯和她弟弟配，别人都配不上她似的。其实我看她五官还周正，但凶巴巴的不讨人喜欢。孙眉说追她的就没几个像样的，晚上一出阅览室，嗬，左边一个矬子右边一个瘸子。华枫送过她九枝玫瑰，你们猜为什么送九枝？……”
卫青盲目地拉开抽屉，不知要翻找些什么。手被未合死的刀片划破了，并不觉得疼，倏的凉过一下之后，血涌了出来，一会儿就在桌面上结成一小滩。
姚歌去别的宿舍找创可贴，回来后略带兴奋地说：“别人问我你怎么啦，我说你自杀未遂。”
“我疼。”卫青虚弱地说，“我要哭了。”
她握了把刀子去找他。那把刀子，原是用来削眼线笔唇线笔的，不长，却异常锋利，刀刃还残留着黑与红的一道道。她想像自己乞求最后一次拥抱，手臂环住他的腰，在他背后将手腕割开。血液会浸润他的衣服，再一滴滴注入泥土。血渗入泥土的声音是寂静的谎言。
他们依旧在图书馆前的暗影里见面，他依旧将那条伤腿支在自行车上，随时要离开的样子。月光透过雪松枝叶的缝隙投下，他的镜片闪闪发亮。
卫青忽然想起从前，想起他吃力地跳上矮石凳，笑着向她炫耀：“看，我跳上来了，恐怕你就不行。”
他说：“你有什么资格管我？你以为你是谁？就算你是我的妻子，你又有资格管我吗？什么人的屁话，你都会听！我追别人！我会追谁？谁值得我追？难道你以为我追过你？别自作多情了。”
卫青浑身的骨节都在打着寒战。外衣被春天的夜气冻透了，冻成了一页纸，寒冷长驱直入。而她的手指异常地清醒着，避开刀刃，避开一切可能带来血与伤害的东西，甚至，在他掷地有声地说出他那句“名言”时：“看过我手相的人都说我将有三个妻子，你想做我的第一个吗？我还不想要你！”
有只夜鸟一直在叫，凄清的一声声。她抱住他，她抱的不是他，甚至不是将死的爱情，而只是自己的青春岁月。付出了太多，她觉得只有和这个人在一起自己才是完整的。她抱住他，只为了使自己不至于散架。
她说：你还记得吗？大一时我写了一篇小说《微笑风车》，把梦魇写成了梦靥。你问我：梦靥是什么？梦的笑脸吗？你知道我写错了，可是，你不知道，梦真的会笑，而梦在笑时我总是在哭，无声地哭泣。
她说：你还记得吗？有一次，在你的房间里，有个人来找你，说他弟弟在环城湖里游泳时淹死了。由于是未成年人，就早早下葬了。他不相信，那么活生生的一个人怎么就死了呢？第二天他扒开坟，仅仅一天，他的弟弟已经开始腐烂了。
她说：“你还记得吗？你和她曾在路灯下……以前从来没问过你，因为我觉得你的过去和我无关……我甚至不会求你为我擦眼泪，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只要你为我留一个位置……”
他嘲讽地望着她：“怎么，你要为我献身吗？想用这个来拴住我吗？你以为你能得到什么？烟花过后就是绝对的黑暗，满足之后就是极度的空虚……没什么是真的。”他说着，他的身体却起了变化。“跟我走。”他突然说。
系办公楼里所有的灯都坏了，可他在暗中走得飞快。卫青紧紧抓住他的足音。厕所里有一只漏了的水龙头，嘀嗒嘀嗒的声音将夜晚戳出一个小孔。上楼梯，左拐，她听到钥匙哗啦响。
“进来吧，是学生会办公室。”
他甚至没来得及把沙发上的报纸挪开，纸们在哭泣，纸的泪是反印在皮肤上的文字。
“我怕。”“不会出事的，我知道该怎么办。”
“我以为你不要我了。”“……我不是不要你，我……只是不爱你了。”
蛇咬中了心脏，冰凉的毒汁弥漫全身。她狂躁起来，手指和手指为了争夺扣子而厮打着。
忽然间钥匙哗啦哗啦响，锁的贞节再一次被破坏。这个婊子，她在悬崖上，她在坠落。心奇怪地停止了跳动。多年以后，卫青再次体验那种感觉，却是在游乐园的大荡船上。她没有抱住他，没有借他的体温来温暖自己。门开了，是隔壁。隔音不佳的墙壁如收音机般颤出了另一侧的世界。“五一”晚会的节目单；谁谁和谁谁好了又不好了；谁谁能保研……那些人在灯光下，而他们，在墙的阴影下，在想像中窥视的目光交汇的地方。
灯光终于填满了那间阴暗的小屋。她理好自己的外衣，轻轻地哭泣。隔了茶几，他握住了她的手腕，说：“这样也好，不留一点痕迹地分开。没什么分不开的，你觉得离不开我不过是因为我们两人在身体上付出太多，其实，换了另一个人也一样。”
不知怎的她收了眼泪，以绝望得近乎冷静的口气说：“我哪点配不上你？”
他暴怒起来，她甚至听到他骨节相撞发出的咔吧声。她蜷缩在沙发的角落里，让灯罩的阴影遮住自己的脸，那是神话中的隐身术。她不是怕拳头会落到自己身上，她怕他的怒气会把自己的五脏六腑烧出千疮百孔。
“你居然这样说！你居然是这样一种人！”
他说每一个字都像是呕吐出了内脏的残片。
卫青本以为一切都已结束，生命如被斩去一刀一般残缺着，可没关系，迟早会习惯的。但命运不这样安排。
就在那个雨天，卫青盲目地坐在床上看窗外，其实她什么也没看见，她只是找个地方来寄存视线。雨天，没了黄昏的过渡，夜一下子就来了，路灯照亮的那球空间里雨柱一根是一根的。有个人骑车来到路灯下，一只脚支在地上。一开始他撑一把黑伞，卫青只看见他的毛边牛仔裤，后来他把伞抛在雨中，雨水淋湿他黑得烫人的鬈发。偶尔有人走过，抛一个诧异的眼神给他，他像个行为艺术家，在街头沉默着继续自己的演出。
一小时，或许更长，那人终于要谢幕了。他抬起头，看了卫青的窗口一眼——或许是看别的窗子。他像狗一样抖去全身水滴，跨上车准备离去。
“华枫——”卫青的狂叫冲出。
在雨中拥抱，泣不成声地说“我爱你”。好了这么久，这是她第一次说。楼上的窗口嵌着六双眼睛，那就演给她们看好了。
她扳起他的头，不顾一切地吮吸他的汁液。
卫青如醉酒者一般上楼，两颊潮红，双目炯炯。她大声说：“华枫是我的男朋友。我的。我们好了两年多了，从高中起。”她喋喋不休地说他们的一切。旁人不知所措地立在那里，渐渐借故溜走了，只剩下姚歌还在她对面。
“我再给你算一卦吧。”姚歌拿出一副纸牌，“缺了六张一样算。”
卫青像是被人从梦中唤醒，愣了片刻，道：“不。”猫一般爬上自己的小床，她把帘子拉得严严实实。
后来。
后来雨就停了，艳红的太阳出来后空气变得潮热。卫青换上蓝灰的薄长裙，想，夏天来了。北方的春天永远短得像冬天给夏天打了个招呼，等你能把它描述清时，它就过去了。卫青沉默着上完一上午的课，心里充满了痛苦的幸福。雨夜的拥抱恰如一个仪式：她把自己当做牺牲献在了祭坛上，等着他拿刀来享用。
再后来，那件事就发生了。
中午卫青一个人拿了饭盒去打饭，姚歌就在她前面，但她没有打招呼。打完一份西红柿炒蛋后她往外走，姚歌仍在她前面，穿粉红色连衣裙，令人眼睛痛地配了粉蓝衬衣。长发扎起一小绺，系两只小铃铛。提早穿了凉鞋的脚单拣水洼踩，制造出一面面水扇。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横在她面前，她立住，身子仍扭来扭去，铃铛响成一片。
卫青看到了他，以她熟悉的方式将一条腿跨在自行车上。他离不开自行车，仿佛那是他的另一条腿。牛仔衣换成了衬衫和西裤，新剃过的头发闪着青黑的光。他怀里是初绽的九枝黑玫瑰，颜色如被毒汁染过。
卫青想有些传统的表达方式真确切呀，“血往头上涌”，没错，就是这样的。她快步走过去，鲜红的金黄的雪白的东西扣了下去。偏了一点，没扣在那无血色的脸上。姚歌的嘴张了张，她叫了吗？可为什么没声音？据说某些鸟的叫声人类听不到，因其频率超过了每秒二十万次，超声波。他的手扬了起来，落下的动作如同慢镜头，可她没躲开，她撞到了一棵树上，几乎跌倒。
“好——”掌声四起。
那天有许多人看到一个瘦高的女孩一路狂奔过S大，蓝灰的连衣裙像一把铜剑劈开人群。长发飞舞，似随时会离身而去。她的脚不分水洼泥浆乱踩一气，裙子下摆溅满泥点。最后她停在校门外，车流阻挡了脚步。她无家可归。
她还有四十元钱。中午，一家小卖部里几乎没人，红色的电话机静静躺着。她一次次地拨错号，最终，对了。她说：“请急呼五遍。”没有回话，她一遍遍按重拨键，一遍遍说：“请急呼五遍、八遍、十遍。”小卖部老板，一个中年女人好奇地看着她。卫青抽出一张十元的给她，她缩到了里屋，但视线仍穿过门粘在卫青身上。
卫青忆起了别的号码，都是些男人的，相识于舞厅或别的场所。都是些三十左右的男人，没钱，但总比学校里那些刚学会打鸣的小公鸡宽裕。老婆没味又嫌小姐太贵，周末就来学校寻找新鲜的面孔和所费无几的浪漫。有的电话卫青打过一两次，有的接过随手就丢了，但她记性非凡，拨过的号码即便背不出也记得它在键盘上的位置。或许有云飘过，天色暗了下来，正午变做黄昏。卫青心里充满无家可归的感觉。一只流浪已久的猫，可它不是天生的野猫，只要有人对它唤声“咪咪”，它就会毫不犹豫地过去舔他的脚。她拨了五六个传呼号，她想不管谁先回她就跟谁走。她害怕回宿舍，害怕见到任何有关的人。无论谁能为她提供暂时的避风港她就把自己随便交给谁。不就是那么一回事吗？或许有点疼，还会怎么样呢？忽然间她有了种自虐的快感。
最后她又拨了一个号码，却不是舞厅里认识的，图书馆报刊阅览室的男老师。卫青常去那里，久了，他总是借换卡机会说几句话，或抓一把她的手。一日快闭馆时，他忽然走到她身边，低沉的声音让她感到了邪恶和危险。他说：“等会儿别走，有些过期杂志，不入库的，你可以带几本回去。”她还是留了下来，比避险本能更强的是冒险的欲望。
开始一切正常。旧刊物高高地堆在角落里，蒙着灰尘和多少人的指纹。卫青的手指很快就黑了，书其实是很脏的。男老师的鼻息扑来时她猛然僵硬了身体。一只手搭上她的肩膀。“你是个好姑娘，”他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好。”手指渐渐下滑，沿胸骨的柔软处游来游去。她把刚淘出的两本《收获》紧紧抱在胸前。危险一旦降临，反倒不如刚才恐慌了。她的脚尖无意中踢了一下，于是，烟尘四起，纸张的泥石流淹没了他们的脚。
卫青跑出阅览室，居然没忘了那两本《收获》。闭馆时间刚过，走廊里黑黝黝一片。脚步声蝙蝠一般飞来飞去。后来她在衣袋里摸到一张小纸条，那组号码应该是他的传呼号。
卫青决定对谁也不说，可几天后的夜晚，同学们闲闲地谈起了他。说他换卡时必借机摸女孩子的手，说他常借整架机会在女生身后蹭来蹭去。忽然间她觉得自己受了莫大的侮辱，她用调笑的口气把那事讲了一遍，又加上一句：“下次再这样我们就反调他——多吃豆子，放屁熏他。”
电话铃响起时卫青打了个寒战。一个陌生的声音：谁呼19899？卫青说是朱先生吗？说没有朱先生，只有马先生。卫青说那可能是我记错了，也许是19895吧。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喋喋不休地说了下去，说自己是在舞厅里认识朱先生的，说自己丢了他的名片。那男人忽然来了兴致，连问卫青在哪里，做什么，要不要到他那里去。卫青扣死了电话。
也许是把她当鸡了。老板的脑袋在门帘后探了一下，她也是。
电话铃又响。是那个男老师。
他和她坐在一间名叫“那里”的酒吧里，阳光又起，但掺了水一般稀薄，一格一格铺在黑漆桌面上，透过玻璃窗可以看到学校里一栋似乎永远不会竣工的教学楼。自卫青入学起，它就裸露着砖红的骨骼，每一层上都布满了黑洞洞的窗口。而今，两年过去了，砖红色变成了砖灰色，它依然是骨骼，满是弹孔的婴儿骨骼。它尚未诞生，却已成为废墟。
男老师为她点了炸薯条、立顿奶茶和火腿炒饭，自己面前是一杯清茶。她没想到自己胃口很好，把炒饭吃得一点不剩。男老师点燃一枝烟，同时开始说话。她以为他会讲自己对她积累下的一点一滴的印象，可没有。他只说自己小时候住在西北，那里风很大。
晚上七点，他说出去吧。不知何时雨又下来了。他从包里拿出一件雨衣，儿童雨衣，犹豫一下，披在她肩上。他说你跟我走，不要太近啊。她漠然地点点头。是去他家吗？那件事就要发生了？她尽力不去想它。
可他把她带到了图书馆后的花园里，两架楼梯螺旋式升至五楼，但一直废弃没用。转角处有上一层平台挡着，淋不到雨，但地面是湿的，像人头发汗湿了的感觉。他把雨衣平铺好，和她并肩坐下。他的手臂一扯，她便躺了下去。头顶上是灰色的水泥板，一阵风来，雨丝小便一般淋在他们头上。他说他梦到过她，一个人走在花丛里，不知怎的给人种凄清的感觉。说完扭过她的身子，他们便面对面了。他吻她，她不抗拒也不迎合。经由他的舌头品到自己嘴里的奶味，她有点恶心。她想护住胸部，这个动作却提醒了他，冰凉的手蛇一般游进来，密密的寒栗暴了起来。当他用双膝分开她的腿，整个儿压在她身上时，极度的恐惧攥住了她。“不——”但此时抗拒已意味着挑逗。
呼机叫了起来。她迅速坐起，暗中亮起一团绿光。
“我儿子呼我回家吃饭。”他说。
那天夜晚卫青一个人在宿舍楼外的树影里站了很久。四楼左数第二个窗口，她的。她的吗？窗内人影憧憧，那是她们的世界，电视里的，只能看，走不进的。
后来整个楼眨了几下眼睛，灭了。卫青眼前一片黑暗。
最后她用剩下的三十块钱打车到另一所学校读研的一位老乡那里。她梦见自己回家，可母亲又让她回S大。梦中的她没有家。
两天后卫青回到宿舍，姚歌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同她打招呼。有次她们几个女生在林阴道上并肩走，男老师骑车从后面追上来，摸出几张购书券拼命往她们手里塞。一共八张，卫青寒着脸，一张没要。她开始四处谈恋爱，但没有一次处到一个月以上。开始那些男孩总会被她的清秀与忧郁吸引，但两星期后就厌烦了。她不住地说他，像个接受精神分析疗治的病人。渐渐地他的隐私，包括他是化名从临省考过来的，在一个圈子内无人不知。
快放假时出了一件事：有人抓住他和一个女孩在学生会办公室里，黑着灯。他们衣服有些乱，但都还在身上。他解释说在讲鬼故事，黑灯为制造气氛。本来没什么证据，给个处分也就过去了，可那个女孩是有男朋友的。他毫不费力地打听到他的所有隐私。
他被开除了。
假期卫青没有回家，说是为了做家教。宿舍里人空了，她总是把收音机开得很响。一个晚上，将熄灯时有人在楼下喊她，熟悉的声音。她下去，和他仍在图书馆前见面。台阶高且陡，淡白月亮照着，每一级都惨白如下了霜，冰冷腻滑。她的影子折了几道，一级一级铺下去，尽头叠着另外一个，他的影子。他激烈地指责她，像一个受尽了委屈的孩子。他说他的一生都被她毁了，他母亲的全部希望也被她毁了。她不敢走，不敢残酷地扼断他的宣泄。
终于他疲惫地喑哑了声音。卫青一步步向宿舍走去，楼门已关闭多时。她怯怯地喊了声“大爷”，声音刚出来就被夜雾散掉了。她无望地立在那里，午夜的风凉了起来，她徒劳地裹紧露肩上衣，风依然无孔不入地游进去，渗入骨缝，又从骨缝里往外冷。后来，她拖着步子走向小树林，那儿有长椅。
他在等她，自行车车筐里放着一件牛仔上衣：“去我租的房子吧。”
她摇头。
“去吧。别咱俩谈了两年，连点纪念都不让我留下。”她在长椅上蜷缩成一团，将长裙一直盖到脚背。
他终于不再说话，沉默地坐到她身边，扳过她的头，枕到自己膝上。牛仔上衣裹着她，在她下面，他的身体温暖潮湿。那一刻卫青忽然认为性爱将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在黑暗中，在遗忘了世人的地方，他们可以轻松地拉下帷幕，一个只能容两人分享的世界悄然诞生。是的，两个人，分享，共同的呼吸。
然而，当他的手指试探着伸向领口时，她粗暴地推开了他。那是一个不眠之夜。十二点之后的夜依然不会安静，每小时都会有一两辆自行车从林子外的路上驶过，“咣啷咣啷”的声音响得怕人，仿佛是走在耳道中。秋虫叫得很密，听不出距离，像是整片林子都在叫。火车站的钟声遥遥地抵达他们的耳畔。十二下，连着三次的一下，两下……那个夜晚是如此漫长，他们没有任何东西来填补上一次钟声与下一次钟声之间的空白，淡黑的夜里的空白。
后来她睡着了，将脸埋在他的两膝之间。隔着单薄的衣裤，她的皮肤能感觉到他皮肤上每一毛孔中的呼吸。她呼吸着他的呼吸。她的睡眠中充满了梦的碎片。有时是飘过脑海的一个念头，有时是浮在眼前的一桢画面。她不去捕捉，由着它们雪片一般飞起又落下，淹没自己和他。有时，他腿上的肌肉轻轻抽搐一下，她会惊醒，翻个身，手臂勾住他的脖子，再落下。随即梦神再次将她收留，如夜神将那些单单盛开在白天的花朵掩埋。
她醒来时，阳光已躲躲闪闪地在枝叶间跳动，树林里依旧一个人也没有。一只灰喜鹊非常响亮地叫了一声。卫青像是突然发现自己睡在林子里，骇叫着，一骨碌爬了起来。然而他没动，他的表情呆如雕塑。卫青推了他一把，他的肌肉颤动着做出了反应。他终于开口，声带喑哑着：
“……被蚊子咬惨了。你睡着，我不敢动，赶都不能赶……上半夜蚊子还不算多，到了下半夜，它们又叫来了别的蚊子……”
她抱他起来，像以前做过的许多次一样，小声欢呼着：“抱起来了，抱起来了……”无数彩色的肥皂泡在他们身边飞舞，每一只上面都流动着赤橙黄绿青蓝紫的色彩，每一只上都映着一座宫殿。然而，在几秒钟内，它们噼噼啪啪全碎了，空气中弥漫着腻滑的水雾。
她回到宿舍，临走时忘了关的收音机仍开着，一个严肃的女声报着新闻。她爬上床，本想把它关上，可不知怎的，却放大了音量，借着那新闻的掩护，突然地，撕心裂肺般哭了起来。
她想起自己最终仍忘了问他一句话，一个没必要知道答案的问题：“真的爱过我吗？”
后来，雨又下起来啦。
卫青撑着一把红伞出去。
她把伞遮住眼睛来看。可是，雨中一片空白。
§§大理之爱
郭小橹
他在这条街上走来走去。街道细长，太阳的影子，干脆利落地透过白族人家的瓦檐，照耀在他身上。他从街道的南头逛到北头，再从北头逛回到南头。一天之中，他把太阳扛在肩上，像一条蛇，肚皮贴着温湿的地面，慢慢地蠕动。
当他走到北头，地势渐高，抬头就看见了裹在云雾里的苍山。当他走到南头，地势落下去，一直落到银色的洱海。大理古城，他已经住了四年。对于这个住在大理的男人来说，苍山是他的后院，洱海是他的前门。而他自己，只不过一直是在院子里转来转去，听鸟的声音，水的流动。他四年来，从未出这道院门。
他叫艾兹拉，他来自耶路撒冷北部的特拉维夫·耶法市。他个子高大，面容友善，嘴角有一颗显而易见的痣，这使得人们很容易就记住他的样子。人人都说他是犹太人。人们还传说他在军队里杀过人，杀的可能是巴勒斯坦人，但也有人说那种杀人只是缘于两个民族之间的冲突。这些说法流传在大理古城的小酒吧里，流传在无所事事的下午的酒杯里。但当人们从酒杯的边沿抬起头来，很快就忘记了他的背景，在这个地方，在这片山水之间，人的背景一点儿也不重要，活着，看山，看水，才是最重要的。
艾兹拉，四年来，他熟知这个地方的任何一条小巷，小巷里的任何一个水井的位置，而且，哪家的菌子最新鲜，哪家的过桥米线好，哪家的沙锅鱼熬得鲜，哪家只卖澜沧江啤酒，哪家只有大理啤酒，他都一清二楚。他不禁忌什么，有时他吃猪肉，他也吃鱼，但他并不在每一顿饭前祈祷，他从不祈祷，他就像是一个没有历史的人。
四年来，他住在博爱路的一家叫四季客栈的旅舍里，旅舍很干净，很漂亮，住了一些外国游客。旅舍的样子，是四四方方的一个大四合院，房子是两层楼的白族民居建筑，地板是木头的，墙壁是白色的，青瓦屋顶的飞檐高高地挑出去，却没有刻意的雕梁画栋。进院子门有一白色的照壁，有太阳和月光的日子，院门前的竹叶和竹枝总把纤秀的影子投在照壁上，就像是郑板桥的水墨画，风一吹，太阳一移，竹叶的投影也变了图案。在院子中间的白果树下，种满了茶花、杜鹃和兰花，几只山雀被客栈的主人逮在笼子里，常年地挂在树下，看起来有点可怜，可客人因此而一天到晚能听到鸟叫声，倒不是个坏事。艾兹拉住在二楼的一个单人房间，三十块钱一天，艾兹拉从来没搬过，由于他住得太久，客栈老板主动把他的房价降到十五块，十五块一天有山有水的好日子，对于艾兹拉来说，简直是在天堂，难怪他不想回国。他的房间虽小，可房间外有一个长长的回廊，回廊也是阳台，回廊上摆着桌子椅子，可以在回廊上喝茶，看书，看楼下院子里的风景，看客栈的老板端着冰咖啡匆匆地在院子里穿梭，看老板的儿子无所事事地蹬在一辆摩托车上看天，看云。所以，艾兹拉不在古城里转悠的时候，他多半是呆在客栈二楼的回廊上，读书，发呆，和客栈老板聊天，或是不做声地想着谁也不知道的心事。
可是，艾兹拉是怎么来的中国呢？
或许，他并无特别之处，他只是个在国际机场购买LONE-LY PLANET的中国篇然后放进旅游背包里的普通游客，书里写到中国有这么个地方，他就来了，来了后，他住在旅游书里所介绍的干净舒服的民居旅馆里，恰巧这是一个平静祥和的小城，所以即使他离家十万八千里，他也没冒什么险，没吃什么苦头。是的，或许他真是没什么特别之处。
可是，也许，他是一个头脑发热的疯子，他毫无逻辑，他也不管东西南北，他来到这儿，在这个没有一个当地人知道世界上还有一种叫希伯来语的地方住了下来。他与当地人说普通话，与洱海边上的老人家说大理白话，与外来的游客说英文，他有时甚至放弃了用希伯来语想心事，或许，他真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他肯定有他特别的地方。
让我们继续来想像，艾兹拉为什么来中国呢？
大理，艾兹拉是在以色列的一本中国历史书里念到的。他念到关于大理的一段历史，说这儿曾经是一个叫南昭的王国，南昭王皮罗阁统一了六昭，所建立起的山水大业。那个时候，汉族在中原地区建立了宋王朝，于是，南昭和宋朝南北称霸。可是，后来，大理国消失了，被南下的元朝所占据了。艾兹拉站在以色列的土地上，打开大理的地图，有山，有海，山叫苍山，海叫洱海。山像以色列的锡安山，海像以色列的死海。艾兹拉看着古代大理国的地图，心想着这一切都不再属于那个消逝了的古国，正如他的犹太王国，被古罗马人驱散了，人们远走他乡，家园从此成为一张古地图。就在这个时候，忽然，艾兹拉对自己说，我要去中国，不是中国的中原，我要去大理，大理古城。
他就来了，放下背包，他就在客栈里住了下来，他不再像别人欧洲游客一样，住个两天，背起包就走。他住下来，日子竟过得比在自己的国家还要快，他一住四年多了，他把四季客栈当成他的中国的家，他甚至准备在这个地方买一辆摩托车，这样，他不用花三四个小时骑脚踏车到湖边去。他开始琢磨把停在客栈里的脚踏车卖掉，那辆脚踏车，是四年前他在大理下关的百货公司买的，三百五十块钱，是他在大理的日子里买过的最贵的东西。
他有点想念他高中时期打篮球的日子，他是职业篮球队的，他那么高大，他曾经可以是迈克尔·乔丹，可是，他那个国家，什么时候，能成为一个有篮球明星的国家呢？后来，他高中毕了业，他按照国家的命令服兵役。三年后退了役，他交了个女朋友，女朋友不喜欢草木皆兵的以色列，她更不喜欢巴勒斯坦人。她跑到了南非，他曾经追去过一回南非，可他有着乌黑鬈发深眼眶的女朋友，站在南非的街头，大声地说，她不回去那个国家。他说，那也好，不回就不回，反正，人总是要离开他原来的地方，人总是要走的。他女朋友就说，对，你说得对，所以呢？所以，他就回来了，回到以色列，他在一家公司上班，在特拉维夫买了个房子。再后来呢？他来了中国，中国大理。
可他是怎么碰到那个女孩的呢？那个叫小马的女孩。
那是艾兹拉住在四季客栈的第二年夏天了，早上的时候，他骑着他的脚踏车，从古城出来，沿着稻田，一路下坡，经过那些稀稀落落的白族人家们，他一直骑到洱海边上。他沿着洱海的湖东边，一直骑，地势又上去了，他骑到鸡足山的脚下。他在鸡足山脚下喝了两瓶矿泉水，抬头看了看鸡足山上若隐若现的寺庙，然后他原路返回。这样回到博爱路的客栈时，整好花了三个小时。三个小时，有些累了，他下到院子的公共浴室里洗了个澡，跟客栈的老板要了杯凉的普洱茶，然后回到房间，躺下来休息。
他躺在那张看起来不足两米长的单人床上，他的身体显得那么巨大，他似乎睡着了，像一头冬眠的熊，可他又清醒地知道他在睡梦中想念女人。不是具体的某一个女人，而是抽象的女人。他很久没有女人了。到大理之后，他只是在刚到的第一个月里有过一个女人，可能是个游客，他都记不起她的具体模样，总之是个还年轻的女人。她也住在客栈里，晚上的时候，他们在公共阳台上碰见了，他在晾衣服，她正无所事事地靠在阳台上，打量楼下的院子，手里举着一瓶啤酒。一个寂寞的人，女人，单身的，举着一瓶啤酒，艾兹拉心里想，她是不是跟他一样的那种人呢？果然，他们就很自然地说起话来了，在那个阳台上，他们说得漫无边际，最后，那个女人进了他的房间，他们继续说话，然后他们躺在了一起，是艾兹拉关的灯，小小的单人床上，他们彼此安慰，彼此需求，彼此进入，他们不再关心对方是谁，夜晚变得从未有过的温暖。可来得快，去得也快，句号也在那个晚上划上了。第二天，女人起来，整理行李，她走了。女人走了后，那个上午，艾兹拉一个人躺在床上，听着院子里白果树下的鸟叫，他心想，是有什么东西远离了他以前的生活，是有什么东西使得他对这个世界越来越陌生起来，直到这时，他才意识到，他住在了中国，中国一个古老的小城，这个地方，与他的以色列，与他的希伯来，是毫无关系的。他把自己抛弃在这个地方，这个平静的、慵懒的、美丽的、自我放纵的地方。上帝不再关心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再是上帝的选民。
艾兹拉恍惚地想着三四年前的事，三四年前那个不知名的女人给予他的一夜的温暖，他迷迷糊糊地醒来了，窗外有拖鞋踢踏的声音，啪，啪，啪……声音渐渐靠近，踢踏声越来越响，他睁开眼看了一眼窗外，白果树的枝杈挑在外头，午后的太阳躲在树叶间放散着热量。一个头发湿漉漉的，还滴着水的女孩经过窗口，她胳膊上搭着条浴巾，手里提着一个装了洗漱用品的塑料袋，然后她在他的隔壁停下，开门。
那个穿拖鞋的女孩有一头茂密的长头发，像下雨的黑森林。艾兹拉这么想着，起身来，坐在床沿开始发呆。今天他只有一个问题，就是剩下来的半天去哪儿打发。
忽然，他听见拖鞋声转回到他门口，然后，有人敲门。
他光着脚开了门，是那个头发淌水的女孩。
女孩两臂拽着门栏，像个长臂猿，她开口道：“你有吹风机吗？”
“吹风机？”艾兹拉愣了几秒钟，似乎刚刚从午睡中醒来，他忙点头，“有，有的。”
女孩走了进来，艾兹拉看看床头柜，那儿摆着本英汉大字典。
艾兹拉拿起那本英汉大字典，用两手捧着，一边吹着气，一边在女孩头上扇着风。
字典的纸页翻起来，啪啦啪啦地响着，女孩大声地笑了。这就是他们第一次认识的场景。
小马说，她姓马，但也可以叫她玛丽。
那个叫小马的女孩，她说她是美术学院的学生，大学四年级，这个夏天毕业了。在小马房间的桌子上有一本速写本，有一堆粗细不同的绘图铅笔。可她没带什么画具。后来，艾兹拉发现她也很少画画，往往在街头坐下来，刚铺开纸，她就开始发呆，然后她就会点一杯什么东西，奶昔或者是柠檬茶，跟他一样，坐在街头的椅子上，打量着过往的挑夫和小贩，神情庄重却是无所事事。
小马真不像是画画的，因为她本身就是一幅画，连背景都画好了。
那天，小马过来要吹风机，他跟她就认识了。接下来的故事，是跟一首歌有关的。
那本英汉大字典被放回床头柜后，女孩走出艾兹拉的房间，站在阳台上，用两手拧干头发，就像拧一块湿布一样。很快，木地板上渗出一大片水渍来。完了，她就在回廊上坐了下来，竟然吹起口哨来。
他从房间里走出来，想跟她说点什么。可是她吹口哨好像一直不换气，她存心要吹完一首歌，虽然他不知道那是一首什么歌，他只好耐心地在边上溜达，等她歇下来，换口气，他能插一句话进去。这时，老板在楼下的小客厅里放了张CD，音乐声蛮响，传到楼上来了。女孩马上不吹了，侧耳听着音乐。
是莫文蔚的歌：“爱情真伟大，没有时差，天天找电话，爱情真伟大，不用抵押，你没有存款，也可以刷卡，爱情真伟大，没有办法，王子与青蛙，一样潇洒……”
女孩自顾自笑了起来。
这一来，艾兹拉憋不住了，他皱着眉：“为什么？”
“那个歌，歌词很好笑。”
艾兹拉探头听了听，楼下的老板却马上把音量关小了，这下，听不见什么声了。
艾兹拉有点懊丧。
“不喜欢。”艾兹拉说，“这也算歌啊。”
“我喜欢。”女孩一本正经地说。
艾兹拉不说话，从房间里拿出一本LONELY PLANET，坐在她对面。
艾兹拉说：“我早上骑车去了那个山，很远。”
女孩说：“哪个山？苍山？”
“不是，叫鸡足山。”艾兹拉从书里翻出个皱巴巴的纸片，打开了，是一张小小的地图，大理的地图，他自己用钢笔画的。
他指着北边的山：“就是这座山。”
“我没去过。”女孩说。
“你从哪儿来？”艾兹拉好奇地问。
“北京。”女孩看看阳台下的院子，那个老板正在白果树下忙活，剪枝叶、拔杂草什么的。
女孩站起来，把身子挂在阳台的栏杆上，探出头去，叫了声：“老板——”然后她回过头问艾兹拉，“要两个冰咖啡怎么样？”
“好。”
女孩又探出头：“嗨，老板，两个冰咖啡。”
老板在院子里应了一声。
女孩把身子探回来，坐下，看着他：“那你呢？”
“我什么？”
“从哪儿来啊？”
“哦，以色列。”
“以色列？那么奇怪的地方！”
“是吗？中国比以色列更奇怪。”
“你不喜欢中国啊？”
“不，我喜欢。也不是，我不知道中国什么样。”
“你现在就在中国啊。”
“可是，我就在这个地方呆着，就在大理，我没去过中国别的地方。所以，我不了解你们国家。”
“你了解，你至少知道毛主席什么的，还有万里长城什么的，还有唐朝啊秦始皇啊兵马俑什么的。”
艾兹拉点点头。
“可我就不知道你们国家主席是谁，从历史到现在，一个都不知道。还有，我不知道你们国家的人是穿长袍呢，像阿拉伯人一样包头巾呢，还是就像你一样什么特点都没有。”
“我有特点，你看，我这儿有颗痣。”艾兹拉指着嘴角上那颗黑痣，“我死在街头的时候，有人会认出我来。”
“嗯，那倒是。”女孩仔细看了看那颗痣，“可是，以色列人全长痣吗？”
艾兹拉笑了。
“我的意思是说，我从来没有念过一篇以色列的东西，小说，或是看过一场以色列的电影。”
“是吗？我敢肯定，其实你念过。”
“你怎么知道？”女孩很怀疑地看着他。
“肯定的，犹太人写的小说，犹太人拍的电影，当然他们不一定住以色列。”
女孩想了想，似乎把大脑库的知识搜寻了一遍，最后还是漠然地摇摇头。
“那你们国家有没有人得过诺贝尔？”女孩终于想到一个世界性的东西。
“诺贝尔？我们不关心诺贝尔。”
艾兹拉想了想：“我给你念一首诗，看你有没有听说过。”
女孩的神情似笑非笑。
他随口就念了出来：“我们已经在世界各地漂泊了两千年，这是我们最大的不幸……”
他停了。
“还有呢？”女孩等着。
“没有了。这是最著名的两句。”艾兹拉说。
“没有了？这么短的诗？不像诗嘛。”
“对，不是诗，是一本叫《犹太国》的书里的一句话。”
“我们已经漂泊了两千年……”女孩重复着那句诗，“我们有五千年，可是我们没漂泊。”
“是啊，你们比我们幸运多了，我们才刚有以色列国呢。”
……
女孩陷入了沉思，这个话题显然是过于沉重了，年轻的她还无法进入这个话题，她不再问什么，只是把眼睛投到院子里那两个打乒乓球的欧洲父子身上。他们打得不错，非常快乐，仿佛整个夏天，这对欧洲父子坐飞机来到大理，就是为了打乒乓球。
“那你知道哥伦布吗？”艾兹拉终于想出一个名字来。
“发现新大陆的那个吗？”
“嗨，你知道他。”艾兹拉高兴地说，“他就是犹太人。”
“还有谁呢？”女孩开始感兴趣。
“还有……卡夫卡！作家。”
“没念过，”女孩，“但是听说过。”
“还有弗洛伊德。”
“怎么都是那么怪的人啊？”
“我也是。”艾兹拉说。
女孩笑了：“你是挺奇怪的。”
“还有一个比我更奇怪的犹太人，不，不是一个，是两个。”艾兹拉说。
“谁？”
“马克思”
“还有谁？”
“耶稣。”
这时候老板把两杯冰咖啡端了上来，没说什么，很知趣地走了。小马啜了一口咖啡，等老板下了楼，她笑开了：“现在我知道你们犹太人了。”
她饶有兴趣地看着他，忍不住要继续问些什么。
她说：“以色列离中国有多远？”
他说：“你有地图吗？”
她说：“我只有中国地图，没有世界地图。”
他说：“那我给你画吧，我画在这张飞机票上。”
他从LONELY PLANET书里翻出夹着的一张飞机票，女孩给了他一枝绘图铅笔。
他画着：“这儿是红海，这儿是地中海。”
红海是瘦长的，地中海是椭圆形的。
他继续画：“这儿是以色列，这儿是约旦河，中国在这儿，这儿是北京，可是我们不能直接在伊拉克、沙特阿拉伯或是伊朗的天上飞，我们要绕道飞，从海洋上空飞过，才能到达北京。”
“为什么？”
“我说过了，因为我们不能直接在他们天空上飞。”
“为什么不能直接在他们天空上飞？”
“因为他们不让我们从他们国家的天上飞。”
“为什么不让？”
“因为我们的邻居总是跟我们吵架。”
女孩不再问了。事实上，她放弃了对这个问题的追问。
“可是你们不用。如果你从北京飞来耶路撒冷，你可以直接从他们国家的上空飞。很快就到了，不到六个小时。”艾兹拉马上友好地补充道。
女孩点点头：“是很快啊，六个小时，我还以为我们隔着很远呢！”
艾兹拉静静地看着她。
“可是，我有什么理由去以色列呢？我根本不认识一个人。”
女孩看了看画在飞机票上的地图，淡然地说。
第二天早上，他们在阳台上又碰着了，他们互相打着招呼，很亲切。女孩高兴地建议他们一起在楼下的院子里吃个早餐。
他点了个蘑菇煎蛋。她只要了杯香蕉奶昔。
蘑菇煎蛋做得非常咸，还有一点辣味，厨师显然把西餐做成云南菜了。艾兹拉皱皱眉，还是全部吃了下去。
小马说：“我们今天一起出去吧。”
艾兹拉说：“那要不要一起去山上？”
“哪个山？”女孩总是这么问问题。
“你知道哪个山？”男的反问到。
“我只知道苍山。”女孩嘬着奶昔，发出很大的声响。
“那就去苍山。”
从古城里到山边，还有一段距离，因为一直是上坡路，脚踏车上不去，所以他们就要了个马车，五块钱。马车披着红缎子，车篷子上也罩着红缎子。车夫坐在前头吆喝着，远远看去，他们俩就像是新郎倌和新娘子。艾兹拉是不在意的，而小马却感觉有点不自在。
出了古城墙，马车开始上坡，一翘一翘的，颠得很。女孩抓着马车的铁栏杆，说她的心都快被颠出来了。到了山脚下，他们下了马车，没有用索道，山虽然很高，可他们一点儿都不着急，只要不下雨，慢慢地往上爬，爬到哪儿算哪儿。女孩说，她可不要爬到山顶，几千米高的，一是她肯定会累死在山顶，二是看看山顶浓得化不开的雾，那儿肯定下着雨，而且说不定还有积雪。艾兹拉抬头看看山尖，确实是，女孩说得没错。他们就这样开始往山上走，女孩很快就开始呼哧呼哧喘气了，像刚才他们坐的马一样。
两个人一前一后，往无限高远的山上攀登，不时，弯弯曲曲的溪流，从山上流下来，出现在他们身边，可不一会儿，那窄窄的溪流又隐没在岩石和树影中，找不着了。抬头，一直能看见头顶巨大的索道缆车，三三两两的游客坐在缆车上，慢慢地往高空延伸。
女孩说：“缆车最可怕了。”
艾兹拉说：“怎么可怕？那是最安全的，没听说过死过人。”
女孩说：“有恐高症的人会在缆车上发现自己有恐高症，没恐高症的人会生出恐高症来。”
艾兹拉说：“有那么可怕吗？”
女孩说：“你看，三四千米高的山，你一个人坐在中间，上面是天空，下面也是天空，你被绑在一根线上，你的生命全靠那根线，就像你躺在医院里靠一根输氧管活着，多可怕啊。”
女孩说这番话时，艾兹拉正抬头凝视着缆车上的一个老人，老人正坐在大约两千五百米的高空，身影渺小，像一粒浮尘一样悬挂在一个无所依附的世界里。
艾兹拉说：“你说得对。”
苍山的山腰里，松树间堆满了建筑考究的坟墓，有的刷着白漆，有的砌大理石，坟墓上刻着不相识的人名。松林，在落山风中，像海浪一样摇曳起来。整个世界只剩下两个无所目的地消磨生命的人。
她走在前头，她的臀部圆圆的，挺立在他眼前。风吹过来，她背过手，紧紧地捂住将要掀起的裙子。
艾兹拉走在后面，看着她丰满结实的臀部，他觉得她的裙子里藏着一种期待，而这种期待，被双方压抑着，他觉得他已经被她打败了。
快到山顶时，他们筋疲力尽，他和她坐下来，不再攀向被白雾所盘绕的山顶，四周不再是夏天的特征，他们看着山脚不远处的洱海。湖面闪耀着白色的波光，崇圣寺三塔，默默地站立在绿色的树丛里，整个大理静悄悄的，像是个无人的古城。
坐了大约一个小时，天色暗下来了，他们手挽着手，下了山。
他们走回客栈，跟老板打过招呼，然后一起上楼梯，走到各自房间门口。
他回过头来说：“要不要洗个澡，然后一起去吃饭？”
她笑笑，点点头。
等艾兹拉从浴室出来，上了楼梯，走进自己房门口，他看见小马已经在自己的房间里，正用浴巾擦头发，她的浴衣完全被头发滴湿了。她显得非常性感，这种性感使他心神不宁，他佯装没看见她，推开自己的房门。
她锁上自己的房门，走进他的房间的时候，他正套上他的牛仔裤，他的上身还光着。
她说：“走吧，要不要去雪月餐厅？”
“菌子炒得特别好的那家？”
她笑了，点点头。
他没再说什么，只是一直看她。
她穿着一条紧身的黑裙子，脖子上的纽扣很高，几乎把她的脖颈围了起来。她没穿胸罩，胸前突兀出来两个小圆点，像两粒纽扣。当她微微移动身体的时候，可以看见她的臀部离开了她背部的线条，柔和地翘起来，像一匹马一样。
她被一团神秘的黑色所包裹，黑色里面燃烧着红色的欲望。
他看着她，一动不动。
她的脸一下子红了。她躲避着他的眼睛，而她胸前的乳头，却像两颗待摘的葡萄，坚挺起来。
他们互相注视着，不说话。
忽然，他说：“你的腰间要是有一条细细的腰带，会更好看。”
她笑笑地：“为什么？”
“因为你的身体。”他看着她，两只手围拢起来，划了一个像花瓶一样的曲线。
他依然看着她，却不再看她的身体，他只是看着她的眼睛。而女孩，视线落在他的嘴唇。他的嘴唇宽厚，多褶，似乎是温柔的。她的视线再移到他的胸脯，接着，她直接地把目光落在他的下身。
她看到他的裤子完全隆了起来，像是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她所看到的景象，像传感一样，带着火热的温度，迅速传递到她的下身，她感到一种难以遏制的焦渴……
她为自己的欲望羞耻不已，却又渴望飞蛾扑火。
他坐在床沿上，把头靠在床头。他说：“你过来，告诉你一个秘密。”
她说：“什么？”
她走过去，坐在他身边，她的手抚摩着他仍然没穿衣服的上身，他的皮肤很烫。他拉过她的手，继而吻她的手背。
他紧紧地抱住她，她的身体柔软无比，他吻她，狠狠地，饥饿地吻她……终于脱去她的衣服。
他脱去牛仔裤，还有里面的一条三角内裤。他很健壮。
现在，他们俩都不去吃饭了。那些从山涧里新摘下来的菌子，鸡纵，干巴菌，那些带着泥土和雨水的野菌，将被点缀着红辣椒和绿葱段，热气腾腾地端出来，放在漆着红茶花的大圆桌上，被别的客人所享用。
现在，他们俩完全裸露着，反倒都平静下来了。
女孩注视着他的下身，有一种惊讶的表情。
她迟疑着，心中有一些陌生的恐惧，她低下头看它，她觉得更为陌生，也许，可以说那是一种陌生的性感。
她俯下身子的时候，她的头发掉下来，掩盖住了她的神情，他笑了：“你像是在研究它。”
“是的。”
“哦，对，我们每个男人，出生时，都是割掉一小块包皮的。”
她惊讶极了：“不疼吗？”
“疼，可那个时候太小了。刚出生，才八天，忘记那种疼了。”
“会有一个伤疤吗？”她抬起头来。
“不，没有伤疤。这只是个印记。”
“印记？”
“对，是我们人与神之间的一个立约。”
“立什么约呢？”
“说明从此以后，我们是绝对服从神的意志的。”
“那你会顾忌什么吗？”
“我？我身体受割礼了，但心还没受割礼。”
她笑了。
“所以，耶和华说：我要刑罚一切受过割礼，心却未受割礼的，就是埃及，犹大，以东，亚扪人，摩押人和一切住在旷野的人。因为列国人都没有受割礼，以色列人心中也没有受割礼。”
她不懂，她只是听他说，忽然有一种罪孽感。
他抚摩着她光滑的皮肤：“所以，我不要受惩罚，我就跑出来了。”
他不再说话，他紧紧地抱住她光滑赤裸的身体。她不再克制什么，她忘记了在这之前的一种矜持，一种羞耻，现在，她渴望到达一种黑暗的虚无，在那种无边无际的虚无里，她感到一种难以言尽的解放。
他们俩在那张狭小的单人床上，女孩的身体弱小，她被那个巨大的男人所压迫着，她的手紧紧地拽住床板，床板撞击着墙壁，大声地撞击着，隔壁刚刚搬进来的老年游客，正在大声地交谈着什么。当这些音响在墙壁两侧相互撞击的时候，他们，那些说粤语的老年游客们，也敲打着墙壁，砰，砰，砰，似乎在向他们示威。
刚才的声音渐渐消失了，隔壁不再有人的说话声。他们平静地躺着，汗水，渐渐在他们的皮肤上蒸发了。女孩光着身子起来，打开窗户，好让凉风进来。这时，艾兹拉看见女孩躺过的床单上，有一小块血迹。他很惊讶，可不敢说什么。当女孩回到床上，她开口说起话来。
“你多大了？”
“三十五岁。”
“你呢？”
“二十三岁。”
“我二十三岁时，正好在以色列服兵役，跟我大学的女朋友分了手。”
“那你怎么还没结婚呢？”
“结婚！你觉得一个人能一辈子使另外一个人每天都快乐吗？”
“不能。”
“所以，那为什么要结婚呢？”
“那你把结婚的意义看得太严重了，结婚的意义没那么庄严，结婚的意义就是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有另外一个人能陪他。两个人一起活到老总比一个人孤零零地活到老好。”
艾兹拉认真地听着，想了想，不禁点点头：“你说得有道理。”
可艾兹拉不禁又问道：“你不是才二十三岁吗？”
“对啊，怎么了？”
“没怎么，就觉得其实你不小。”
“我本来就不小。”
“二十三岁，女人最新鲜的时候。”
“其实我挺老的了，我等了十年了！”
“等什么？”
“等你。等跟你做爱，你是我第一次做爱的人。”
“……”
“我从十三岁就想过跟男人做爱了，我记得很清楚的，那是我小学五年级，晚上我做梦，梦见跟一个很漂亮的男人做爱，可实际上我一直不敢，我胆小得很。现在，你看，我一个人来到这个地方，我终于跟我喜欢的男人做爱了，十年来，第一次。”
艾兹拉惊讶地抚摩着女孩丰满的身体，跌坐在床沿。
有一天清晨，当他们各自从对方的臂弯中醒来，他们听见外面在下雨，天阴沉沉的，空气潮湿而黏稠，是那种典型的南方雨季的天气。他们决定不再出门，这些大理的街道，小巷，山角，村野，无论是哪儿，小马和艾兹拉的脚步，似乎都已经将它们踏遍了，这座小城已经无处可去，呆在旅馆里，呆在他们各自的身体旁，是他们惟一的去处。
他们就这样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互相拥抱着，时空凝结在窗外。能听见客栈的服务员在外面的走廊上擦窗户，院子里不再有鸟叫，可能被老板拎到屋子里去了，隔壁，也不再有游客的嘈杂声。
忽然，一种绝望，向小马袭来。
这两个人的关系，像大理雨季的雨一样，下在苍山四千米高的山巅，雨凝滞成冰冷的雪，没有任何融化的可能。
小马从艾兹拉的臂弯中挣脱出来，她有一种想毁灭掉什么的欲望，她必须做一些什么，来打破这种像死亡一样的平静。
小马说：“你是个没有爱情的人。”
艾兹拉突兀地转过头来，很近地看着小马的脸，这样，小马的眼睛直接地落在艾兹拉嘴角那颗黑痣上。
艾兹拉说：“为什么？”
小马想了想，说：“我觉得我们之间就是做爱，但是没有爱。”
艾兹拉说：“我不这么觉得。”
小马说：“那你觉得你是爱我才跟我做爱吗？”
艾兹拉说：“对，我喜欢你，才跟你做爱。”
小马说：“你喜欢我，对，你没有爱，我们之间没有爱，我也没有，我根本不认识你，我根本不知道你从哪儿来，我根本不知道你以前是怎么活着的，你就像我在街上碰到的一个人，一个路人。”
艾兹拉不再说什么。
可是小马的神情非常坚决，仿佛她已经认定了，身边的这个男人不会把爱给别人。
艾兹拉沉默了一会儿，他竟然承认了：“是，其实你说得对，我是个——没有爱情的人，我从来不准备爱上别人。”
听到这些话，小马的心被刺痛了，她离开他的身体，坐了起来，她显得非常失望。一种深刻的失望。
夏天到了尽头，八月三十日，小马的汽车票是从大理到昆明，然后从昆明坐飞机回北京。汽车票是客栈的老板从楼下送上来的。那天早晨，艾兹拉一直把身子靠在小马房间的门梁边，看着她收拾东西。艾兹拉，他什么都不想做。
忽然，艾兹拉说：“小马，我给你留一个电话吧。”
小马说：“哪儿的电话？这儿的，还是以色列的？”
艾兹拉怔了一下，对啊，哪儿的电话？他不是一直住在这儿吗？
“还是以色列的吧。”他想了想说。
小马递过来一本记事本：“写在这儿。”
艾兹拉写下一长串的电话：“那你什么时候会回来？”
“回大理吗？”
“对。”
“不知道。其实，我想不大有可能回这儿来了，我不会像你一样，住在这儿，四年，像大理街头的一条虫子，爬不出去。”
小马说完，看都不看那个电话号码，直接把记事本放进旅行包里。
八月三十日下午三点，四季客栈二楼，紧挨着艾兹拉房间的隔壁客房，空了。
艾兹拉从汽车站回来的时候，他又一次地经过了洋人街，然后是博爱路，街旁的卖扎染布的摊贩，开比萨饼店的老板，还有那家炒菌子炒得很好的雪月餐厅的老板娘，都注意到了艾兹拉。他们在雨后刺目的阳光底下打招呼，太阳透过没有一丝尘滓的天空，照在艾兹拉身上，直直地，在路上投下坚硬的影子。艾兹拉看起来不像往常那样的轻松，尽管他依然是游手好闲的样子，可他显得惶惶惑惑的，不知道自己应该是在街头坐下来喝一杯，还是像以前一样拐个弯去那家三块钱一小时的网吧，或者是骑车去洱海边。最终，他哪儿都没去，他从汽车站回来，径直回到旅馆，慢慢走上二楼，他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看着太阳在山头落下，夜晚的虫子在白果树下开始低吟浅唱，他一直坐着，连房门都没有打开，他孤零零的一个人，长久地沉默着。
如果说艾兹拉曾经是个不会孤独的人，那么，现在，这个词，在他四年来平静的生活里，悄悄地来找他了。实际上，在艾兹拉的字典里，孤独这个词，只有当他跟一个女孩，深深坠入只有两个人的世界的时候，这个词才会冒出来。而现在，在这个住了四年的小城里，在小马离开大理古城之后，他忽然感觉到一种难以忍受的孤独。那天晚上，小马走了的那天晚上，深夜，他下楼来，走到客栈接待处的小客厅里。小客厅里有个电视机，因为客人们住的房间里都没有电视，所以，每天晚上，有一些中国游客会在那儿看新闻。那天深夜，艾兹拉竟然也坐在那儿，坐在一张古董模样的红木椅子上，小客厅里还有一个中年游客，打着哈欠，坐在他后头，似乎正准备等新闻一完就去睡觉。就在那一刻，电视里出来一条新闻报道，是关于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的，艾兹拉看到了帕沙卡夜总会门口，死亡的犹太人们，他们是被炸弹炸死的。帕沙卡夜总会，那是艾兹拉熟悉的地方，这是个海豚馆改建的迪斯科舞厅，紧靠海滨大道，就在他居住的特拉维夫的南边。
新闻一完，艾兹拉身后的中年人起身走了，小客厅里只剩下他一人。看看墙上的挂钟，将近十一点了。艾兹拉坐在电视机前，他回想着刚才的报道，他就是在电视上看着自己的国家的，他也听到了一个国家用自己的语言在解释着另一个国家，他忽然失去了控制，他忽然变得狂躁无比，他不能再在这个地方呆下去了，一刻都不能！
艾兹拉从电视机前跳了起来，他看着四周，真的，他在这儿做什么呢？那么多个日子，那么多个夜晚，他一个人呆在这儿，像个八九十岁的去日无多的老头，从街东走到街西，从后院走到前院，从未离开过这个蚂蚁窝。他忽然觉得自己很傻，他竟然在这个陌生的国家，在这个陌生国家的一个莫名其妙的小城里，住了那么久。他是怎么忍受过来的？确切地说，他是怎么忍受这四年以来的每一天的孤独的？
第二天一大早，艾兹拉起床来，下去结账，老板一听说艾兹拉要结账，一下子蒙了。以前艾兹拉打算去附近的小镇，都是不结账不退房的，东西留在这儿，他肯定回来。这回老板有些吃不准，艾兹拉是准备要走呢？还是有别的打算呢？
老板小心地问道：“你是要结原先的账呢，还是要退房呢？”
艾兹拉说：“退房。”
老板还是不太明白：“退房？那接下来呢？不住了吗？”
艾兹拉点了点头，表情不容置疑。
四年来的房租，除了刚来的第一个月艾兹拉预付过以外，以后他是每半年付一次的，老板很信任他，最近一年来，老板索性不提醒艾兹拉付账了，似乎他已经成为客栈的一个永久的房客，似乎他不再是个客人，因此，连早餐，连每天的饮料，老板都是简单地记一下账就算了，这下，艾兹拉说要全部结账，老板不得不分门别类地开始算了。
艾兹拉在柜台边站了会儿，见老板忙得满头大汗，他就说：“不着急，等算完了我再下来付吧，我现在上去整理东西。”
房门开着，窗户也开着，艾兹拉站在自己的客房里，开始打包。房间很小，他的行李就像被一颗炸弹炸过了似的，零零碎碎地，横七竖八地，堆满了地板，床上，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过了一会儿，客栈老板拿着一些账单上来了，老板的儿子也来了，还有一直在厨房做饭厨师也来了，他们都站在艾兹拉房间的门口，惊讶地看着他打包。东西真不少，怎么说，四年以来攒下来的东西，也够装一个家的了。
四季客栈的上上下下，都逐渐在接受这个事实：艾兹拉要走了。艾兹拉不再住在大理了。
艾兹拉买了小马走的时候同样时间的票，下午三点的，从大理出发到昆明的汽车。然后，他从昆明转机，回以色列。他不敢在昆明，或是在任何属于这个国家的某个地方做多一分钟的停留。多一分钟的停留，他都觉得无法忍受。
现在，他坐在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上，他忽然就听到了久违的、他熟悉的语言。希伯来语从飞机的广播里传了出来，他听到那种语言，他的记忆全回来了。大理之前的生活，他跟母亲一起过逾越节做祈祷的场景，他在军队里服兵役的日子，他在安息日偷偷在厨房里煎猪排的那个下午，他在特拉维夫市里的那间办公室，全回来了。希伯来语是天堂里的通用语，没有错，艾兹拉再一次地证明，自己已经在天空中，他已经永远地离开了大理。
坐在那架波音767飞机里，艾兹拉看看左右，他忽然觉得自己像个外星人，他不再像个犹太人，也不像个以色列人，他不是中国人，可他的神情，他身上上上下下的东西，他的衣服，他的长裤，连他的腰间的布包，都是大理的，大理产的，大理买的。他的全身上下，只有他嘴唇边的一颗黑痣，证明他是原来的那个艾兹拉，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来的艾兹拉。
当他在飞机上坐了五个小时的时候，他知道他已经越来越近地靠近他的祖国。忽然，他开始恐慌起来，他害怕极了，他想念小马，每一秒钟，小马，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带来的一张中国女孩的脸，这个脸庞上所呈现出来的笑容，沉默和忧伤，都让他感到他离这个女孩的身体无限无限地远了。他终于绝望地知道，他已经远离了小马，可是，他要做些什么，他能做什么呢？在飞机将他弥留在天空的最后一个小时里，在他的球鞋即将踩在特拉维夫机场的地面之前，他要给她写一封信，要不然，他一辈子都不能证明，他曾经落脚在一个叫大理的地方，他曾经糜烂在一个叫小马的女孩身边。他要留住他的大理，他的小马。
他开始找纸和笔，他马上放下椅子背上的小桌板，他伏下他高大的身躯，文字没有流过脑子，直接地从天空落在纸页上，他疯狂地写着，就像他跟她第一次做爱一样，失去了意志，意志被看不见的却无所不在的上帝主宰着，他被那种分离的绝望所笼罩着，他竟然没有发现他正在用希伯来文给她写信，而她，是完全读不懂这种语言的。
飞机穿梭在云雾中，却像是一艘轮船驶过有浪的海面，乘客舱在左右摆动，睡梦中的乘客们渐渐醒来，艾兹拉摇晃着他的身体，埋头画下那些希伯来文线条：
小马：
你不可能相信的是，我不再在大理，我在飞机上，是飞到特拉维夫的飞机。
今天是九月一日，你离开大理以后的第二天。你可能要问我为什么突然决定走了，我也没办法向自己解释，但是，惟一我清楚的一件事是，我不能再在这个地方住下去了，或许，是因为没有了你，或许，是我不能再忍受一个人住在一个跟我的国家毫无关系的地方了。我要回去，回到那些炮弹的声音里去，那些教堂的敲钟声，那些声音，令我觉得真实，比大理街道上的声音更真实。
你还记得我们曾讨论过一个话题吗？在你走之前，你说，我是那种没有爱情的人。我说，我是的，你没说错。可现在，当我离我的土地越来越近的时候，我觉得你说错了，我现在开始恐惧每一秒钟，因为，我知道，我将永远地离开了你，越来越远，远到我们双方都无法到达的那个距离。
我希望飞机一直停留在空中，这样，我就能停留住你。而现在，我看见机舱里的每一个人都从休息中醒来，他们准备下飞机，他们的脸上能看出快乐，我却是那么悲伤，我绝望地知道，我已经离开了你。
无论如何，我要写给你，告诉你我现在的心情！
再见。我的小马！
你的艾兹拉
当他放下笔，折起那张纸页的时候，他确切地看见了倾斜的土地，倾斜的教堂的塔尖——飞机马上要着陆了。
自从回北京后，小马搬了家，住在她单位附近的一幢公寓里。这一年的夏天早已过去，秋天之后是冬天，一切都冷却下来，她过着平静而简单的生活，她二十三岁，下班后偶尔画画，周末会去郊区，跟朋友，或是自己一个人。旁人似乎无法相信她是如此安静的一个女孩，没有激烈的渴求，没有外在的激情。只有她自己知道，她的内心，是藏着一些秘密的，她在这种秘密的感情中生活着的。这个秘密，伴随着她在北京的日常生活，给她带来一些夜晚时分的想像。她开始看新闻，特别是国际新闻，她每天看。每天傍晚七点钟，小马打开电视，她一边吃着送来的外卖，一边看新闻。七点钟的新闻联播，她等到后半部分的国际新闻。
从大理回来的夏末，一直到秋天，然后是冬天，小马每天晚上看有关以色列的新闻，耶路撒冷的，死海的，约旦河的，犹太人的，以巴冲突，红海，她听所有与那个小小的国家有关的说法。
这天晚上，她像往常一样地打开电视，当她看到七点二十七分的时候，她看到了一则新闻，发生在特拉维夫市。一些平房倒塌在画面上，她看见几个军人，正在从平房的废墟中抬出几具尸体。接着，她看到了一张脸，酷似她的大理男人的脸，她想，不会这么巧吧，这个世界太大了，不会的。可是，当镜头拉近时，她看见他的脸上，那颗痣，长在嘴角边的显而易见的一颗痣。她惊叫起来。他的脸上没有血，可是，当两个军人抬出他的身体的时候，她看到他的全身，裹满了鲜血。
她终于明白，那是一具尸体。
而那具尸体，分明是他，艾兹拉。在这场她从未在场的战争中，她的大理爱人，在电视新闻上，成为一具裹满鲜血的尸体。
之后的一个星期，女孩不再看电视。一到电视上的新闻时间，她就故意出去，她在大街上溜达，买一罐牛奶，或是买份报纸。夜晚，她回来，带着寒气，她脱了大衣，直接上床睡觉。
她被一种无望的思念所击倒了。
很快地，冬天迎来了它的雪。大雪一连下了两天，夜晚，小马并没有出去。她守在房间里，电视关着，窗户关着，空气里只有她呼吸的声音。她觉得她再也躲不过去了，那个男人在大理的样子，和在电视新闻上的样子，每一秒钟，都在她的眼前重现，她必须做点什么……只有这样，她才能忘记一些东西。
她把裹在身上的毯子推开，从沙发上站起身来，翻出那本在大理用过的记事本来。那个本子，自从她回到北京后，再也没有打开过。那个本子，收留了她的大理的一些记忆，四季客栈的地址，大理长途汽车站的电话，当地旅行社的电话，还有一些班车时间，是从大理出发，去往版纳、景洪的。就在其中的某一页里，她找到了那个名字：艾兹拉。她看到的是一个英文字母拼成的名字：Bashi Ezra。就是这一刻，小马才知道这个男人的名字，在那个陌生的名字下，是一串她不曾拨过的电话号码，一串漫长而陌生的电话号码。那一系列组合的数字，将通向她遥远的爱人的家园，通向她已经失去的爱人。
她开始拨那个电话，00972-54-7407-156.
她举着话筒，手开始发抖，电话通了，一个声音出现在电话线的那一段，一个非常苍老的女人的声音，她简单地说了句什么，小马没听懂，她想像着，对方可能是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可能是艾兹拉的母亲，或是祖母，或者是别的什么老人，她用一种完全无法沟通的语言在说话……这样持续了几秒钟，后来，双方都不再说话，当小马决定要放下话筒的那一刻，她清晰地听到了电话那头，从街道上传来的汽车喇叭声，嘟——嘟，两声。
那是一座临街的房子。住在那儿，能听见街头的汽车开过的声音，特拉维夫的路面，或许已经结了冰。
小马挂了电话，她最后一次地看了看那个在大理用过的记事本，记事本上她的大理爱人的名字：Bashi Ezra。她的泪水终于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