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中期，每条跨洋话音线路的成本，大约值100万美元；40年过去后，1998年同一条跨洋话音线路的成本，1500美元而已。这是由电信市场分析公司TeleGeography提供的美国电信线路的成本变化资料。考虑到期间美元贬值的因素，美国现在每条跨洋话音线路的成本等于40年前的几千分之一！我的看法，这种超乎寻常的大幅度降价趋势，展现了几乎所有新兴行业、新兴产品和新兴服务的一个共同特点。近年在电子世界风靡一时的“摩尔定律”，就是所谓每18个月芯片的容量翻番、速度翻番而价格下跌一倍，大有把话音线路过去以10年为单位发生的变化，浓缩到以年为单位的时间区段内来快速完成之势。难怪新兴行当的业中人士，个个都有了动画片《爱丽丝梦游仙境》里主人公的感觉：除了更飞快地奔跑，再也没有办法站得稳。
直接看去，技术的作用似乎是决定性的。概略说来，两大新技术奠定了话音线路成本剧降的基础。首先是通信线路的材料革命—由光缆替代铜轴电缆。通信线路的光缆化需要投入密集的高科技。但是，能够被大规模利用的高科技，并不意味着单位成本更加昂贵，恰恰相反，它常常意味着单位成本的革命性下降。光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它用极其廉价的、可以无限供给的化学合成材料，突破了由铜矿的自然储量、探查和开采能力等硬约束条件构成的限制。这对以输出铜为生的国家当然是坏消息，但是对于通信业来说，却是大幅度降低成本的福音。另一个更具革命性的变化，是信息的传输技术。数字化不但使得信息可以在高度压缩的状况下被传输，从而大大节约了线路，而且使得同一条话音线路，可以被虚拟为若干条可以同时使用的线路。更绝的是，线路交换现在正在被分组交换替代，前者等于一条路只跑一辆车，后者相当于一条路上同时跑许多辆车。至于卫星移动通信服务（Iridium）、数据移动（如UMTS）以及无线市话网络（WILL）等等，干脆把通话线路也给免了。
信息技术引人入胜。但是若要问：为什么那么多新技术密集地发生在长途通信领域，而不是在别的领域（比如市话线路）？人们的回答就大相径庭了。最流行的，大概是把科学技术创新的发生和成功，看成与经济条件几乎无关的事件。用一句行话来讲，就是科技是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它对经济增长产生巨大影响，但经济条件却不能决定性地影响它。这种见解的直观合理性在于，科学发现和发明具有某种随机性。一项科学研究什么时候会有结果，完全不能事先谋划，在许多情形下与其说取决于经济条件，不如说取决于科学家的灵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高科学发明就多？可没有那样一回事。
但是，外生论者或许是把科学发现和技术应用混为一谈了。科学发现的随机性并不意味着技术应用同样独立于经济条件之外。于是，又有人猜测，社会需求对什么技术被大规模应用有决定性的影响。比如长途通信领域里技术创新繁花似锦，就是由社会对长途通信的巨大需求带动的。在我听来，需求拉动说比外生论包括了更有意思的内容。但是，什么是需求呢？
经济学家总是试图把“需求”和“需要”区别开来。简单地说，需求就是有购买力的需要。不过，一旦把购买力扯了进来，价格就十分重要了。给定我拥有100元的购买力，每分钟10元的长话我可以“购买”10分钟，而每分钟1元的我可以买100分钟。在这种情形下，你要知道我的需求，先要给出价格。每分钟10元还是1元？更重要的是，价格将从10元降为1元，还是从1元升为10元？虽然我对通话的“需要”大体没有什么变化，但我对通话的“需求”可就因为价格水平和价格变化而截然不同了。如果上述意思可以被接受，那么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在正常需要的范围之内，价格下降会扩大需求。
因此，我们实在不能离开价格、相对价格和价格变动趋势来谈什么“需求”。严格地说，对应于每一个价格，需求的数量都不尽相同。一个可观测的现象是，每个中国新年的年夜，美国通往中国的越洋长途电话线路都被中国留学生和他们家人之间的新年祝福通话占满。那一天，美国长话公司甚至把通往日本的线路都借过来，也不能满足中国新年通话高峰的需要。虽然没有统计资料，但可以断定，这一天绝大多数越洋电话都是由大洋彼岸的留学生打回来的。按照中国古语，父母对孩子的思念往往比远行儿女对父母的思念要来得强烈（所谓“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儿不愁”），所以在“需要”的层面上，应该中国父母更多地打电话过去才是。原因毫不复杂：中国打到美国的越洋长途资费太贵，而美国越洋电话资费相对来说非常便宜。由于贵，特别是相对的贵，需要还在，但需求可就没有了。
现在我可以说，那种包含大幅度降价机制的需求，最有可能膨胀起来，直到逼近需要的界限，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信，你就看看某些发达国家和地区那些“褒电话”上瘾的人们，过的是一种多么令人同情和“不正常的”生活吧。简而言之，天底下没有无缘无故的“需求”。离开收入、价格和相对价格，我们根本不足以仅仅从“需要”的角度来理解“需求”。至于想要千百万普通人统统放弃他们“卑微的”市场选择权，由少数计划精英按照由他们计算的“需要”，来“规划”全部人类生活方式，那就更“自负”得离了谱。谢天谢地，虽然这样“致命的自负”之辈还是可能每日每时、自发地生产出来，愿意跟在后边的人可就少之又少啰。
甚至单单从“需求”一方也无法完全理解“需求”本身的形成、份额和变化。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供给方”：什么因素导致了大幅度降价机制的形成，从而显著地刺激了需求数量，并在一个有弹性、彼此可以有某种替代的需求结构里，“抢”到更大的份额？这样来想问题，我们不难看到原本看不到的制度因素，这就是在哪一个产业领域里率先形成市场竞争格局，率先形成大幅度降价机制，哪一种需求就能被激发出来。而这，才是技术创新大规模集结的社会经济条件。
回头来看长话线路的革命吧。其实即便是在城市化程度高、人口流动性强的发达国家，市话的需要还是大过长途通信的需要。但是，无论美国模式还是欧洲模式，发达国家电信市场的开放竞争都是从赢利丰厚的长途电话服务开始的。恰恰是市场竞争机制的引入，使得彼此竞争的电信主体，产生了节约成本、通过降低价格来扩大市场的动力机制。这种机制是内生的，就是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追逐低成本，而不是由政府或其他压力集团外在的管制和监督，“为了别人”而节约成本。贝尔系统被解体后，美国长话市场上AT&T、MCI和SPRINT三雄鼎立，“数个魔鬼胜过一个天使”，长话资费在5年内降低了50％。正是竞争结构，成为刺激长话需求的引擎；而长话需求激增，又构成对微波通信、光缆、数字压缩和传输技术、卫星通信和无线移动通信技术的“致命的吸引力”。非常清楚的是，正是长话市场率先成为“竞争—降价—需求—技术”交互作用的反应场。离开这样一个互动的场，靠政府立法或社会营利集团迫使电信降价，猴年马月去吧。因为离开市场竞争架构，谁也讲不清楚合理的成本究竟为何物。
追逐降低成本和低成本基础上的大幅度降价，有各种常规性的办法。核心的概念是科学管理，即对生产（和服务）过程的每一个环节作理性考核，去掉一切多余的动作，节约一切可以节约的费用。常规的办法用到一定程度，非常规的努力就会抬头。这就是寻求替代。各种新技术的应用，其实就是寻求替代的结果。需要注意的是，替代技术的抉择，在不同的体制下可能有完全不同的原则。市场经济的架构使得消费者的购买力和购买意愿成为所有竞争的厂商高度重视的变量。因此，市场竞争体制的技术选择，除了考虑更可靠、更先进、更便捷外，还必须考虑更便宜，以便争取消费者在各自预算约束下能够更多地购买。没有这些内设的机制，国际越洋话音线路成本异乎寻常地下降，是不能想象的。中国作为发展中的经济，常常看到自己在科学技术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少有人想到，计划体制藐视消费者选择权的传统，不但成为中国技术原发性落后的一个根源，而且成为追赶先进技术时无法从事正确的技术选择的根源。离开市场需求的涵养，任何高科技都将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
竞相降价，最后的结局不是谁也没有利润吗？如果谁也没有利润，市场竞争究竟还有什么意义？这是比较有趣的深层问题。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当今香港大学经济和金融学院院长、鼎鼎大名的产权经济学家张五常教授，当年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就是因为没有回答好这类题目而在经济系的核心课程考试中翻身落马的。考官问：既然竞争的长期后果是利润为零，追逐利润的企业为什么还要热衷于市场竞争？可惜当年熟知各种经济学“高级原理”的张五常，偏偏忽略了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据张教授后来讲，从此他对“简单的问题”不敢轻视，常常下更大的工夫。这一心得对我求学的助益颇大）。我到今天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标准答案”是甚。要是轮到我来回答，一个答案我会选择“长期利润为零是平均而言，总有企业赢利有企业亏损，竞争是争当优胜者”；另一个呢，我会选择“只有长期利润为零的趋势，才能迫使企业不断创新，争取获得‘创新的垄断利润’，离开周而复始的‘平庸’运动”。
两个答案当中，我自己更偏爱第二个。这是关于创新突围的理论。市场竞争的利润为零趋势，一方面从数量上运用低价刺激需求的办法扩张市场；另一方面，在我看来更来劲的一面，是通过更新品种和品质，达到在质量上扩展市场。竞争中平均利润为零，加上社会保护创新的垄断收益，成为市场经济激励和鞭策创新的基本机制。当创新进一步强化了成本大幅度下降的趋势之后，我们对越洋长话线路成本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下降，就达到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理解。简而言之，市场竞争体制是比单纯的科学技术还要伟大的力量。竞争的一个结果—大幅度降价—成为扩大市场需求的最有效的推动力量。为了适应降低成本的永无止境的挑战，“理性管理”渗透到产业的每一个环节，而“寻求替代”则驱动技术创新，并使得对技术的筛选，永远考虑到市场中消费者的购买能力和意愿。“竞争—大幅度降价—创新—市场扩展”，这就是电信业火爆起来的秘诀。我早已讲过，电信技术特别，但导致电信产业繁荣的制度条件并不特别。相反，电信业更革命性地显示了市场竞争体制的生命力。
本文的道理对中国电信同样适用。在数千亿的投资之后，中国电信不能在“世界第二大电信网”的地位面前洋洋自得而故步自封。第二大网是从电信客户数目来说的。从业务流量看，中国电信还是世界上的小弟弟。中国电信如果不能迅速扩大业务量，它那巨额投资和巨额债务就无从分担和分摊。任谁也“背”不起这么个大包袱。更迫在眉睫的事情，是快速的技术更新换代可能使中国电信在财务上还来不及消化已有的投资之前，就要面对淘汰“旧设备”的压力。在这个意义上，扩大中国电信市场的需求是发展中国电信业全部关键中的关键。而要扩展市场需求，不二法门就是大幅度降价。这一点上，中国的消费者并不会因为政府有关机构厌恶“压价倾销”而与外国消费者有什么不同。给定同等的服务质量，消费者永远偏爱“便宜”的东西。少说一万年内，这一点不可能被改变。大幅度降价，是将中国消费者的开支从其他竞争性的消费方向，“拉”到电信消费方面来的唯一法宝。大幅度降价的可能性很多，管理、技术和创新，都是可能的源泉。但是，离开了竞争性的市场结构，这些因素没有一个会自动发挥作用。因此，即使从中国电信自身的利益来分析，内置一个市场竞争的发动机也是它生存和发展的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