谕曰：“据崇纶等奏，湖北情形万分危急，速派劲旅援鄂，等语。此时惟曾国藩统带炮船兵勇，迅速顺流东下，直抵武汉，可以扼贼之咽。此举关系南北大局，甚为紧要。此时水路进剿，专恃此军。该侍郎必能深悉紧急情形，兼程赴援。曾国藩此次赴援，军火、粮饷等物，悉由湖南供支。若有短缺，惟该抚是问！”
一见咸丰动了真怒，徐有壬一句怨言未敢出口，当日即将已筹备齐整的一万二千石粮米、一万八千石煤炭，另有盐四万斤、油三万斤，军械数千件、子药二十余万斤，全部交给随曾国藩一同进省的李瀚章之手。李瀚章不敢怠慢，督命随船夫役，将湖南藩库支给的所有应需之物，紧急造册装船。
曾国藩在长沙只耽搁了两天，然后便由省城直接回了湘乡。
此次出征，面对比自己多几倍的太平军，前景实难预料。曾国藩不能不在行前，去看看父亲、看看家人，去看看老亲故旧。同时，还要到祠堂，拜一拜祖宗。
他在家里只住了一夜，便又匆匆返回衡州。
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公元1854年2月25日），曾国藩传令水军各营、陆军各营会师于湘潭，定前、后、左、右、中旗帜，各用其方色，以别于大清国经制之水师。曾国藩特请胡林翼陪同自己对部队进行检阅，刘蓉亦由广东押运军火归来。刘蓉此次所押回的军火，均从外洋所购，有千余支快枪，有各种型号的大炮。最让曾国藩和刘蓉高兴的是，他们从洋人的手里，购买到了与湘勇在岳州所得洋炮相匹配的炮弹。因款需太少，品种虽多，但数量却不多。
水、陆两师共有官勇一万七千人，旗掩半个天空，声震百里之遥。
这是湘勇水、陆二师练成以来，曾国藩首次举行的一次最大规模的检阅。
在长沙的王錱得到消息后，竟彻夜不得入眠。
第二天，王錱突然病了。
曾国藩在胡林翼的陪同下，对麾下各营整整检阅了两天。检阅之前，曾国藩先将自己拟就的《劝诫营官四条》、《劝诫委员四条》、颁布全军各处。又写《劝诫绅士四条》一文，拟随军张贴、散发。
《劝诫营官四条》特别标明：“上而统领，下而哨弁，以此类推。”
全文如下：“一曰禁骚扰以安民所恶乎贼匪者，以其淫掳焚杀，扰民害民也。所贵乎官兵者，以其救民安民也。若官兵扰害百姓，则与贼匪无殊矣！故带兵之道，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百姓最怕者，惟强掳民夫、强占民房二事。掳夫，则行者辛苦，居者愁思。占房，则器物毁坏，家口流离。为营官者，先禁此二事。更于淫抢压买等事，一一禁止，则造福无穷矣。
二曰戒烟赌以儆惰战守乃极劳苦之事，全仗身体强壮，精神充足，方能敬慎不败。洋烟、赌博二者，既费银钱，又耗精神。不能起早，不能守夜；断无不误军事之理。军事最喜朝气，最忌暮气。惰则皆暮气也。洋烟瘾发之人，涕洟交流，遍身瘫软。赌博劳夜之人，神魂颠倒，竟日痴迷。全是一种暮气！久骄而不败者，容或有之；久惰则立见败亡矣。故欲保军士常新之气，必自戒烟赌始。
三曰勤训练以御寇训有二端：一曰训营规；二曰训家规。练有二端：一曰练技艺；二曰练阵法。点名、演操、巡更、放哨，此将领教兵勇之营规也。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此父兄教子弟之家规也。为营官者，待兵勇如子弟，使人人学好，个个成名，则众勇感之矣。练技艺者，刀矛能保身，能刺人；枪炮能命中，能及远。练阵法者，进则同进，站则同站。登山不乱，越水不杂。总不外一‘熟’字。技艺极熟，则一人可敌数十人；阵法极熟，则千万人可使如一人。
四曰尚廉俭以报众兵勇心目之中，专从银钱上著意。如营官于银钱不苟，则兵勇畏而且服。如银钱苟且，则兵勇心中不服，口中讥议。不特扣减口粮，缺额截旷而后议之也。即营官好多用亲戚、本家，好应酬上司、朋友，用营中之公钱，谋一身之私事。也算是虚糜饷银也，难免兵勇讥议。欲服军心，必先尚廉介。欲求廉介，必先崇俭朴。不妄花一钱，则一身廉；不私用一人，则一营廉。不独兵勇畏服，亦且鬼神钦伏矣。”
《劝诫委员四条》则是以下四条：一曰习勤劳以尽职；二曰崇俭约以养廉；三曰勤学问以广才；四曰戒傲惰以正俗。
《劝诫绅士四条》为以下四条：一曰保愚懦以庇乡；二曰崇廉让以奉公；三曰禁大言以务实；四曰扩才识以待用。
《劝诫绅士四条》特别注明：“本省乡绅外省客游之士，皆归此类。”
检阅完毕，胡林翼回到岳州黔勇大营。
曾国藩则于当晚，将水、陆各营营官，传至临时行辕，商定出征日期，并连夜拟就《报东征起程日期》一折，和《留胡林翼黔勇会剿》一片。
《报东征起程日期折》曰：“奏为恭报微臣起程日期事。窃臣于上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奉旨援剿皖省，迄今已将两月，曾经具奏一俟战船办齐，，广炮解到，即行起程，两次奏明在案。兹于正月二十六日，衡州船厂毕工。臣即于二十八日，自衡起程。湘潭分造之船厂尚未尽毕，臣到潭须耽搁数日，昼夜督办。到长沙时，支领军械数千余件，搬运子药二十余万；又须守催数日，即行趱程长征，驰赴下游。臣所办之船，拖罟一号、快蟹四十号、长龙五十号、舢板艇一百五十号，皆仿照广东战舰之式。又改造钓钩船一百二十号，雇载辎重船一百余号；所配之炮，借用广西者一百五十位，广东购办者，去年解到八十位，今年解到二百四十位，本省提用者一百余位。所募之勇，陆路五千余人；水师五千人。陆路各营，编列字号，五百人为大营；不满五百者，为小营。水路分为十营，前后左右中为五正营，正营之外，又分五副营。正营旗用纯色，副营旗用镶边。陆路操练已久，差觉可用。水路招集太骤，尚无可恃。所备之粮台，带米一万二千石，煤一万八千石，盐四万斤，油三万斤。军中应需之器物，应用之工匠，一概携带随行。合以陆路之长夫、随丁，水路之雇船、水手，粮台之员弁、丁役，统计全军约一万七千人。臣才智浅薄，素乏阅历，本不足统此大众。然当此时事艰难，人心涣散之秋，若非广为号召，大振声威，则未与贼遇之先，而士卒已消沮不前矣。是以与抚臣往返函商，竭力经营，图此一举。事之成败，不暇深思；饷之有无，亦不暇熟计。但期稍振任心而作士气，即臣区区效命之微诚也。至臣前折称必侍张敬修解炮到楚乃可成行，顷专弁自粤归来，知张敬修为粤省奏留，不能赴楚，续购之炮，亦不能遽到。下游贼势，急于星火，臣更不可少延矣。合并陈明。所有微臣起程日期，恭折由驿五百里具奏。伏乞皇上圣鉴训示。谨奏。”
《留胡林翼黔勇会剿片》曰：“再，贵州黎平府知府升用道胡林翼，前经督臣吴文鎔奏调湖北差遣。该员自带练勇六百名，由黔赴鄂，于正月下旬驰抵金口。适值黄州师溃，贼船上窜。该员所募黔勇，系山民，不习水战，又兼无饷、无夫、无火药锅帐，不能前进。迭据该员具禀南抚臣，暨臣行营，请支给口粮军械在案。臣与抚臣函商，派员解送火药、帐棚，拨银二千两，往资接济。臣拟先遣陆勇，与该员会合援鄂，又值贼匪窜扰岳州、湘阴，道路阻隔，委员仍行折回。臣思岳州一带既被贼扰，自当先攻克岳州，不使南北梗塞，方能全师东下。现逆札饬该员暂驻岳州附近地方。臣迅即东下，与该员督勇先行会剿。理合附陈。谨奏。”
在此片中，曾国藩对咸丰帝耍了个小小的花招，把张亮基奏调胡林翼，安到吴文鎔的头上。尽管有案可查，但咸丰帝肯定不会当真去查。这样一来，咸丰就算想不答应，但看在吴文鎔为国捐躯的份上，也得答应下来。
为师出有名，曾国藩亲自执笔，依古来老例，作《讨粤匪檄文》一道，刻印千份，布告海内。
在写作檄文前，曾国藩特意翻出一真长老的遗书阅看了两遍，又苦思冥想了许久，这才伏案写起来。
《讨粤匪檄文》曰：“为传檄事：逆贼洪秀全、杨秀清称乱以来，于今五年矣。荼毒生灵数百余万，蹂躏州县五千余里。所过之境，船只无论大小，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其掳入贼中者，剥取衣服，搜括银钱。银满五两而不献贼者，即行斩首。男子日给米一合，驱之临阵向前；驱之筑城浚濠。妇人日给米一合，驱之登陴守夜，驱之运米挑煤；妇女而不肯解脚者，则立斩其足以示众妇。船户而阴谋逃归者，则倒抬其尸，以示众船。粤匪自处于安富尊荣，而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此其殊忍惨酷，凡有血气者，未有闻之而不痛憾者也！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之称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宫，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于冥冥之中者也。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拔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祗雪被辱之憾。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折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拔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籍。在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莫能削平。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无论迟速，终归灭亡，不等智者而明矣。若尔被胁之人，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
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在《讨粤匪檄文》中，曾国藩不提为大清战，却声言为圣人战；曾国藩不提卫国，却声言卫道。
“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檄文中的这几句话，真正道出此次出兵的核心所在。这恰恰也是洪秀全最痛恨之处。曾国藩从维护明教方面向洪秀全发出了挑战，这不仅大出咸丰及满朝文武之意料，也让洪秀全们甚感头痛。因为这是太平天国的软肋，也是天国最致命的部位。
翻开史书斑斑可考，从古到今，没有哪位英雄能靠外来之教成就大事业者。
曾国藩举起卫道的大旗，向太平天国想出了挑战，向海内外万千士子发出了倡议：“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折奏请优叙；倘有久陷贼中，自拔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籍。”
勿庸讳言，不管次此出兵胜败如何，曾国藩首先做到了先声夺人。
咸丰四年二月十五日（公元1854年3月13日），湘江水面战船云集、旌旗蔽日，随着湘勇统帅曾国藩的一声令下，拖罟旗舰上吹响了出征的号角。
顿时，湘江两岸波涛汹涌，近千艘大小船只争相竞发，浩浩荡荡驶向已被太平军占据的岳州。
几乎与此同时，湘勇陆路诸将先锋塔齐布，奉曾国藩之命，督率湘勇陆路十营，向由岳州进入湖南湘阴、宁乡等地的太平军，发起了猛烈地攻击。
曾国藩呕心沥血所编练的水、陆一万余名湘勇，与太平天国的近百万神兵天将，正式开始了你死我活的生死角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