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儒家讨伐的墨家也要统一思想，即所谓的“尚同”。最初没有“刑政”，各人都有自己的是非标准，彼此不服，相互争斗，“天下之乱，若禽兽然”。乱哄哄打了一年又一年，渐渐地人们醒悟了，以为乱“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墨子·尚同上》）。天子再选择“贤良智慧”之士为“三公”，帮助他统一全天下的是非标准，“同天下之义”。天子又分封了国君，然后国君再选择“贤者”为将军、大夫、乡长等大小官员，“同一国之义”。
贤明的长官被任命之后，人民就得唯其马首是瞻了，必须以长官的是非为是非，“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令行而禁止。上边说好，下边就得万众争先；上边骂娘，下边就得千夫共指；对那等不听话的坏分子，揭发检举，人人有责。这样，全国人民就紧紧团结在贤德的天子及其群臣周围，“兼相爱”、“交相利”了。既然人人相亲相爱、互惠互利，当然也就天下太平了。
儒、墨两家热衷于统一思想，有一个深刻根源，在于他们将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想糅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圣人统治的乌托邦思想。道德一旦被绝对化，就成了一种宗教，其对手统统被打成“邪恶”的“异端”，不见容于世。圣王变成了一个独裁者，把总统和教皇的权力集于一身，而那种道德又为他的统治提供了合法的借口。圣王理想在中华民族的心理中积淀很深，到现代，不少人还保持着对“清官”或“英明领袖”的向往，但这只能阻碍民主化进程而已。如果一国政府宣称对人民拥有道德判断权，它的官员都是道德精英，那么它治下的草民日子就难过了。其实人们可以反问：那种道德乌托邦，真的值得牺牲公民自由去换取吗？如果在一个“大同社会”即“尚同”社会里，人的行为像编好程序（不管是儒家程序、墨家程序或是别的什么牌子）的机器人，那还有什么生活情趣可言！
我们转到法家思想上来。韩非设定了判断是非、指导行为的标准，就是“法”，非法勿动、非法勿言、非法勿思。在“明主之国”，君令是言语中最尊贵的，王法是行事中最适用的，“言无二贵，法不两适。故言行不轨于法令者，必禁……”（《韩非子·问辩》）。照韩非说来，规矩准绳如此分明，再要妄发议论节外生枝，那一定是存心捣乱颠覆政府了。只要“明主”在，就不会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得逞。而当时之所以有“百家争鸣”的局面，就归咎于主上之不明。政府一颁布法令，就有知识分子多嘴多舌，老百姓于是不顾王法，反而尊重知识分子的学问见识，这不是率民与上争权吗？
韩非明确意识到民间（社会）力量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这些民间力量往往依靠知识分子（“士”）作为代言人，提出自己的权力要求。韩非要搞君主集权，当然不能容忍这种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的力量。要求控制统一思想是先秦思想中最令人痛心的腐朽之物，然而其生命力却格外旺盛，这是历史对人类思维的嘲讽。另一富于生命力的是法家的统治术，它成了后世当权者的政治常识。
法家的统治术
法家的法、术、势就是把权力高度集中于国君一人之手。他们鼓吹的这些法术就是愚人也能懂，也会用。照他们所说，国君根本不需要是圣人或超人。只要忠实地执行他们的法术，哪怕是仅有中人之资也能治国，并且还会治理得很好。
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入秦见秦孝公，同他接连谈了三次。第一次，商鞅讲“帝道”，孝公听得睡着了。第二次，商鞅改换题目，讲“王道”，孝公稍觉入耳，仍然以为不切实用。绕了两个圈子，到了第三次，商鞅方才进入正题，亮出“霸道”，孝公一听正中下怀，连谈几天都不瞌睡。商鞅所讲的帝王之道，就是夏商周三代的老办法。所谓霸道，则是“强国之术”。商鞅重法，申不害重术，慎到重势，而韩非总其成，看起来各有侧重，但其基本精神是一脉相传的，就是霸道。
法是政府制定、公布的法律条文；术是君王驾驭臣下的方法，是用人之道；势代表当权者的政治权威。韩非认为三者都是“帝王之具”，缺一不可。他举韩国和秦国为例，说明“法与术不可偏废”。韩国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所以保留了晋国的许多法律，又立了一些新法，但二者之间常有矛盾。申不害做了宰相后，重术而不重法，没有变革旧法使之适应新法。官员们执法时，视其利益所在，有选择地应用新法和旧法，作弊以谋其私利。结果申不害虽然治国有术，还是不能富强韩国。商鞅在秦国制定了很多法律，却不讲术，秦国倒是富强了，但获利的是大臣，国君反而没捞到实惠。韩非反复陈说法、术、势各自的重要性。
为什么“法”很重要呢？韩非说，做事总得依循一定的标准，不能单凭个人判断和臆测。如果不依规矩，一个善造车的巧匠，连半个轮子也制不出来；如果不以法律为准绳，尧虽然号称善于治国，他也断乎成功不了。相反，假使一个笨拙的匠人，谨守规矩尺寸；一个平庸的君主，依靠法制律令，那么他们都可以万无一失。所以，君主无论才智高低，都不必贪求贤明之人百难一成的事业，只要信守中庸之才万无一失的方法，他就可以把握自己的命运，功成名就。法律彰显，号令严明，儒家的文士再不敢以古非今，墨家的武士再也不能仗剑横行，割掉纵横家说客的不烂之舌，锁住名家辩士的钢牙铁嘴，天下就将如同枯水季节的江河水，驯顺东流，波澜不兴。君主于是垂手而治，坐享太平。
不过法令的推行，必须有专政权力即“势”的支撑。君主必须占据、把持、巩固特定的势位，掌握足够大的实权，他才能控制臣民，立法用术。势位具体表现为所谓君的“二柄”，即赏罚，亦称为刑赏或刑德。韩非认为这是顺乎人情的，因为人情都趋利避害，所以赏人以利，罚人以害，抓住这两个“把柄”，就能够运转天下众生了。至于像庄子说的那种世外高人，生死都看破了，利害更不为所动，行事一任精神的自由挥洒，那么赏罚就失灵了。但法家绝不允许有人生活在君主权力笼罩之外，不为我用就是无用，无用还留在世上干什么！赏罚的运用有些诀窍。赏罚必须“必”，当赏必赏，当罚必罚，这叫信赏必罚。臣民做事之前，就能确定自己的行为会招致什么样的政治法律后果。想得富贵的，就得肯为君主竭忠尽智，肝脑涂地，他的美梦才可成真。想作奸犯科的，不要心存侥幸，要明白法网恢恢，无处可逃。赏罚还必须“重”，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反面就是：“重罚之下必有懦夫”。赏厚，人们的贪图之心就愈迫切，做事立功就愈卖力，人主也就可以多快好省地达到目标。罚重，人们逃避之心愈加紧迫，愈能战战兢兢地不犯错误。
这种诀窍让人联想到驯狗。伸出三个手指头，假如狗恰好叫了三声，或者用脚敲了三下地板，赏它一根骨头，要不然就给它一记闷棍。久而久之，这只狗就能学会猜你的拳了。法家治下的良民，其命运大抵如此。混得好的，无非善于猜君主的拳而已。
君主如何确定官员的赏罚呢？这就牵涉“术”的运用。术包含了权诈、阴谋、勾心斗角、党同伐异、玩弄手腕等等勾当，堪称中国“国粹”，是政治最黑暗、险恶，最惹人生厌的部分。韩非说，明主“用人也鬼”，让下属莫测高深，这说的正是术的权术一面。不过法家所称“术”的更明确含义是“审合形名”。一个官职有一个官名（“名”），对应于特定的任务（“形”或“实”）。官员名实吻合，就受赏；否则挨罚。这就叫“循名核实”。
韩非讲了一个故事。有一次韩昭侯喝醉了酒，睡着了。管帽子的（“典冠”）怕他受凉，给他加盖了一件衣裳。韩昭侯醒了就问这是谁做的。旁边的人据实回答了。昭侯就把管衣服的（“典衣”）抓来问罪，同时把管帽子的杀了。论常情，“典冠”有功，为什么反而被杀头呢？韩非评论说，“典衣”失职，没做该做的事，所以要问罪；“典冠”越职，侵犯了别人的职务，所以要杀头。
这就是“循名核实”以定赏罚的一个例子。官员必须恰到好处地完成任务，不能增一分，也不能减一分。狗就只该看家，拿耗子就是多管猫的闲事，就该砍头。为什么要这样死板呢？韩非说，这样严格地审核名实，庸人就不敢乱夸海口，因为办不到要治罪；高明之士就被逼着说话，目标定得更高远，更加全力以赴，想有所保留也不能。于是君主就驱策天下之士，竞奔于赏罚之途，无为而天下大治。不过君主不是千里眼、顺风耳，能否明察臣下的实际业绩，颇为可疑。那些苦命的官员又有多大神通，可以将事情的进展和结果控制得如此准确，我们也替他们捏了一把汗。譬如诸葛亮草船借箭，立下军令状借十万支，任他孔明神机妙算，又怎么估计得到刚好是这个数呢？要是周瑜用韩非之术，孔明先生借不到箭不免一死，借到箭也不过一死。这就是法家的统治术。它的后果只有一个：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座军营。法家妄想控制一切，消除所有不确定性，权力、统一、稳定是他们孜孜以求的目标。
概念解释：
功利主义：伦理学中以功利作为道德标准的学说。功利主义从自然人性论出发，认为人是自然的产物，人的本性是追求感官的快乐，逃避感官的痛苦。幸福就是免除痛苦，求得快乐，而利益则是幸福和快乐的基础。个人的幸福就是个人的利益。社会利益只不过是个人幸福或个人利益的总和。
异端：指政治及宗教领域持不同信仰者。这是个相对的概念，古往今来，凡是在政治上宗教上占统治地位的学说及信仰，都被视为正统。而一切与之不同的，尤其是针锋相对的学说、信仰多被视作异端。在中世纪，近代科学一度被罗马教庭宣布为异端学说，许多信奉科学的有识之士，被宗教判决处以火刑。
乌托邦：一种对未来社会不切实际的设想。
纵横家：战国时期游说各国诸侯以推行治国方术的说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