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实际工资高，或者由于拥有支配很大一部分生活必需品的权力，可能会出现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一种是，人口迅速增长，高工资主要被花在供养大家庭上；另一种是，生活方式明显提高，人们享受到生活的便利条件和舒适品，却没有出现随之而来的人口增长率加速提高的现象。
在观察这些不同的结果时，究其原因显然就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期生活的人民中存在的不同的习惯。在探究这些不同习惯的原因时，一般来说，我们是能将产生第一种结果的原因归咎到压抑下层阶级的一切因素上去，这些因素使得他们没有能力、也不愿意进行从过去到将来的推理，他们乐意默认其标准十分低的生活上的舒适和体面。我们能将产生第二种结果的原因追踪到有助于提高社会下层阶级的地位的一切因素上去，这些因素使他们最接近这样一些人，这些人“瞻前顾后”，因此，不能耐心地默认那种将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子女保持体面、道德和幸福的手段剥夺的想法。
在造成上述第一种特征的因素中，人们发现最有效力的因素就是专制、压迫和愚昧。而造成后一种特征的各种因素中，最起作用的因素是公民的自由、政治自由和教育。
在能够对鼓励社会的下层阶级养成谨慎习惯起作用的所有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无疑是公民的自由。如果一国人民对于自己辛勤的、公正的、受人尊敬的努力，是否有自由发挥的机会毫无把握，对于自己所拥有的或可能会获得的财产，是否会得到现在法律公正实施的保护毫无把握，那他们是不会习惯于为未来制订计划的。但是，人们凭经验知道，没有政治自由，公民的自由不能长期确保。因此，政治自由几乎同样重要。除了从上述观点来看必须具有政治自由外，政治自由还会迫使上层阶级尊重下层阶级，从而显然有助于教会下层阶级尊重自己，这必定会大大增加公民自由带来的各种好处。
关于教育问题，在一个不善于治理的政府的领导下，教育肯定会得到普及，而在别的方面搞得很好的政府的领导下，有可能会把教育办得很糟。但是，就教育质量和普及程度而言，必须考虑到，人们总是喜欢后一种政府。光教育本身对保障财产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但是，教育非常有助于人们从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中获得的一切好处。没有教育，确实不能把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看成是完美无缺的。
由于上述原因形成的这些习惯不同程度地存在，再加上由其它风俗以及由土壤和气候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的大小不等的死亡率，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对人口增长起显著作用的几种抑制的性质和每一种抑制的力量必定具有巨大的差异。根据理论所作出的推论，已完全得到经验证实。
例如，从我们所了解的古代国家和世界较不开化的地区的情况看，战争和各种烈性病是对人口增长的主要抑制。持续不断的战争及其对人类造成的极为严重的破坏，加上有案可查的瘟疫、饥馑和致命的流行病，已使人类造成极大的消耗，以致巨大的人口增长力在许多情形下不具有足够的力量以补偿损失。我们马上可以看到鼓励结婚的根源和为增加人口所作的努力。这些鼓励和努力，差不多毫无例外地区别于古代的立法和一般政策。然而，少数人具备远见卓识的，在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更好的办法时完全清楚，在他们所能想象的最好的政府的管理下，由于人口过快增长可能产生极为严重的贫困和苦难。他们所提出的补救措施坚决而又激烈，这同他们所了解的罪恶的严重性是相对应的。甚至鼓励人们结婚的实际主义的立法者似乎也认为，不断生出来的孩子，对养活他们的生活资料来说，有时确实是太多了；似乎还曾出现过这种情况，即：为了克服这个困难，并用劝阻人们结婚的办法来防止困难的发生，他们经常对杀害婴儿这种不人道的作法听之任之。
我们绝不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对结婚的谨慎抑制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发挥作用。除普遍的道德败坏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最糟糕的预防性抑制发挥作用这些情况以外，人口的很大一部分生殖力都发挥了作用，偶尔有多余的生殖力受到某些激烈的原因的抑制。这些原因差不多完全可以分成罪恶和贫困。人类总是能够避免罪恶和很大一部分贫困。
回顾现代欧洲各国对人口增长的抑制情况，与古代和世界许多未开垦地区比较起来，看来积极抑制较少，而预防性抑制较多。战争导致的创伤无疑已经减少，因为不但总的说来发生战争的频率下降，而且战争的创伤无论对于人类，还是对于维持人类生活的生活资料，都不具有从前那样大的致命，尽管在现代欧洲初期的历史上，瘟疫、饥馑和致命性的流行病频频发生，然而由于社会日益文明和日渐进步，它们发生的频率和死亡人数都大大减少，在有的国家它们现在已经不为人们所注意。对人口增长的这种积极抑制减少，预防性抑制的作用必然相应增加，因为积极抑制在程度上比粮食和人口的实际增长肯定要大得多。或许可以这么说，在现代几乎所有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中，目前使人口与实际生活资料保持在相应水平上的主要抑制，就是对结婚的谨慎抑制。
然而，只要我们将现代各国的情况同登记表上的数据进行比较，就会发现主要起作用的几种抑制在其性质和力量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正是以这种观点为基础，登记表最能说明问题。欧洲一些地方的情况至今尚未得到改善，仍然频繁遭受瘟疫和致命的流行病的折磨。可以想象，在这些国家很难看到对结婚谨慎的抑制的痕迹。但是，即使在情况已得到改善的国家里，还可能存在这样的环境，导致人口大量死亡。人们知道，大城市对人类的健康不利，尤其是对儿童的健康不利。低湿地带的不卫生状况非常严重，以致在某些场合，即使把大城市里人口的生殖力全都释放出来（这种情况很少发生），人口增长的原理也会被抵消掉。苏斯米尔希提供的荷兰22个村庄的登记报表显示，那里的死亡率（可以设想这主要是由该国不卫生的自然条件引起的）高达1:22或1:23，而不是一般情况下的1:35或1:40。结婚率不是通常的1:108或1:112左右，而是高达1:64，表明结婚频率异常的高。由于死亡率高，人口总数几乎呈不变状态，出生人数和死亡人数大体相等。
另一方面，在挪威，那里的气候条件和人们的生活方式似乎特别有利于健康，其人口死亡率只有1:48。该国对结婚的谨慎抑制作用得到比往常更大的发挥，其人口的结婚率只有1:130。
以上所列可能被视为极端的例子，但是，在各国的登记表中可以看到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同样的结果。在长期对出生、死亡和结婚的人数进行登记的那些国家，这种情况尤其明显。人们养成更加有益于健康的习惯，以及由此造成的瘟疫和致命的流行病的减少所引起的死亡人数的逐渐减少，兼带着结婚和出生人数所占比例的降低。苏斯米尔希提供了上一世纪的一个时期中结婚人数所占的比例逐渐下降的一些令人吃惊的事例。
1620年莱比锡市，每年结婚人数与总人口数之比为1:82，而在1741年至1756年之间，其比例为1:123。
1510年奥格斯堡，结婚人数与总人口数之比为1:86，而1750年则为1:120。
1705年在但泽，这一比例为1:89，而在1745年则为1:118。
1700年在马格德堡公国，这一比例是1:87，而1752年至1755年期间则为1:125。
1690年在哈尔伯施塔特公国，该比例为1:88，而1756年这一比例则为1:112。1705年，这一比例在克利夫斯公国，该比例为1:83，而1755年则为1:100。1700年在勃兰登堡的邱马克，这一比例为1:76，而1755年则为1:108。
这类例子不胜枚举，它们有利地说明了，在所有的古老国家中结婚人数取决于死亡人数。大批人的死亡常常引起大批人的早婚。同样应当肯定，除非生活资料能够相应增加，否则大批人的早婚必定导致大批人的死亡。
每年出生人数与总人数的比例，显然主要取决于结婚人数所占的比例和订婚的年龄。因此，从各种登记表中显示的数据可以看出，在人口没有大量增加的国家中，出生人数和结婚人数主要受死亡人数的影响。当人口实际上并没有减少时，出生人数总是能够弥补死亡所造成的人口空额，并且还会逐渐增加到日益增长的国家财富和对劳动的需求可以允许的程度。在任何地方，在瘟疫、流行病和具有破坏性的战争的一些间歇期间，出生人数大大超过死亡人数；但是，由于诸多原因，各国死亡人数差别极大，从各种登记表中可以看到，由于上述情况，出生人数都是以相同的比例变化的。
因而，在荷兰的39个村庄中，在登记时的死亡人数（与总人数之比）约为1:23，而出生人数（与总人数之比）亦为1:23。在巴黎附近的15个村庄中，出生人数与总人数之比与上述相同，甚至更大，因为死亡人数所占的比例更大，出生人数所占的比例为1:22.7，死亡人数所占的比例亦相同。在勃兰登堡的几个小镇中，死亡人数与总人数之比为1:29，而占的比例为1:28。在勃兰登堡的1056个村庄中，死亡人数与总人数之比为1:39或1:40，而出生人数与总人数之比为1:30。在挪威，死亡人数与总人数之比为1:48，而出生人数与总人数之比则为1:34。
在《人口原理》评述过的所有国家中，瑞士比其它任何一个国家都明显地表明了结婚人数和出生人数在总人口数中所占的比例，取决于死亡人数所占的比例这一极其重要的事实和一般人口原理。看起来，在1760至1770年这一期间，人们普遍认为人口在减少。为了证实这个问题，沃韦教区的牧师M·穆雷对各个教区自它们建立时起的登记表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查阅。他以七十年为一个时期，对三个不同时期内出生的人数作了比较。这三个时期是到1620年为止的第一个七十年，到1690年为止的第二个七十年，到1760年为止的第三个七十年。通过这一比较，他发现，在第二个时期出生的人数比第一个时期的出生人数要少，而第三个时期的出生人数又比第二个时期少。他认为瑞士人口自1550年起一直不断减少的证据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他本人所作的计算数据清楚地表明，他所指的前两个时期的死亡率比第三个时期的死亡率高得多；以前在登记表中发现的出生人数较多不是由于总人口较多，而是由于几乎总是伴随较高的死亡率而形成的较高的出生率。
根据有把握的报道，在最后一个时期，人口的死亡率特别低，而从婴儿到青春期的儿童人数所占的比例尤其大。在1766年，正当M·穆雷撰写他的论文时，派德沃地方死亡人数在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为1:45，出生人数所占的比例为1:36，结婚人数所占的比例为1:140。同其他一些国家比较起来，上述出生、死亡和结婚人数在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都很小。但是，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的情况必定迥然不同。M·穆雷列出了一份自1520年起历次瘟疫在瑞士传播的清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