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纳
敏锐而不宽宏的心灵，执着于每一点，却毫无进展。
——泰戈尔
一位士兵打完仗回到国内，从旧金山给父母打了一个电话。
“爸爸，妈妈，我要回家了！但我想请你们帮我一个忙，我要带我的一位朋友回来。”
“当然可以。”父母回答道，“我们见到他会很高兴的。”
“有些事必须告诉你们”，儿子继续说，“他在战斗中受了重伤，他踩着一个地雷，失去了一只胳膊和一条腿。他无处可去，我希望他能来我们家和我们一起生活。”
“我很遗憾听到这件事，孩子，也许我们可以帮他另找一个地方住下。”
“不，我希望他和我们住在一起。”儿子坚持。
“孩子”，父亲说，“你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这样一个残疾人将会给我们带来沉重的负担，我们不能让这种事干扰我们的生活。我想你还是赶快回家来，把这个人给忘掉，他自己会找到活路的。”
就在这个时候，儿子挂上了电话。
父母再也没有得到儿子的消息。然而几天后，他们接到旧金山警察局打来的一个电话，被告知，他们的儿子从高楼上坠地而亡，警察局认为是自杀。
悲痛欲绝的父母飞往旧金山。在陈尸间里，他们惊愕地发现，他们的儿子只有一只胳膊和一条腿。
鼓励
侃侃而谈的人播种，缄默不语的人收获。
——赫伯特
一句箴言说：“一句简单话，若说得适当，有如银盘中放上金苹果。”
第二次世纪大战后期盟军发动一次大攻势期间，当时的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后来成为美国第34任总统）有一天在莱茵河附近散步，遇见一名看来神情沮丧的大兵。
“你还好吗，孩子？”他问道。
“将军，”那年轻人回答，“我烦得要死。”
“那你跟我真是难兄难弟，”艾森豪威尔说，“因为我也很心烦。也许，如果我们一起散散步，对大家都会有好处。”
没有打官腔，也没有讲任何的大道理。但这几句话多具鼓励作用！
亚瑟曾由于钦仰霍华德·韩德利克斯，决定参加一个由他参与主持的讲习班。他的风格、诚意、才华和信心，都从他所说的每一句话中充分表露了出来。他是亚瑟见过的最出色的教师。
但不久之后，亚瑟泄气了，认为自己永远不可能比得上他。
有一天，韩德利克斯似乎察觉到了亚瑟的心意，或许那也是全班的共同感受。于是，他停止了授课，开始坦诚地对他们说起自己的经历。他平静地叙述他的失败，又说他曾几次想放弃教学生涯。人们听了都不禁笑了起来，但随即就觉得心里很难受而且很同情他。亚瑟了解到他也是血肉之躯，不是完人，和大家没有两样。
“人生不是百米短跑，”韩德利克斯对他们说，“它是一场马拉松比赛，最后获胜的通常都是那些像你我那样拖着沉重脚步慢慢奔跑的人。”
诺言
遵守诺言应像保卫你的荣誉一样。
——巴尔扎克
1944年，圣诞节前几天，美国101空降师在比利时巴斯托涅周围的环形地带仓促布防。他们已被突进的德军包围，好像瓮中之鳖。
约翰所指挥的空降营兵力约有600人，奉命进驻一个名叫安姆尔的荒凉小村，那里共有居民约100人。刚下过6英寸厚的大雪，士兵穿着淡绿色空降制服伏在银白一片的战地上，等于是靶子。
约翰立即召集参谋人员举行会议。有人建议使用床单作伪装。可是一时怎能收集到那么多的床单呢？
村长加斯巴，70多岁，圆胖红润的脸上蓄了两撇大胡子。他这一辈子里，看到这个小村在1914年和1940年两次被德军侵占，此刻主动提出帮助他们。
他取下钟楼的绳索，开始敲钟。半小时内，教堂的走廊上堆积了200条白床单。约翰告诉村民：“用完后很快会归还”。随即把床单分给士兵。
几分钟后，约翰觉悟到自己许下的诺言是何等的愚蠢。看，有的人把床单撕成方块，盖在钢盔上；有的人把床单撕成窄条，扎在机枪枪管上；有的人在床单上开个洞，套在头上，做头篷。他们的准备可真算及时，因为在翌日凌晨4点钟，敌人就发动了破釜沉舟的攻势，激战了半天，他们活捉了50名俘虏。德军伤亡甚众，他们则损失轻微。
几天后，他们奉命调驻一个新防地，接着又转调别处。一路上有些床单散失了，有些破损，被抛弃了。不到半年，大战结束，约翰解甲还乡。
约翰从来没有想到，还会听到安姆尔这个地名。1947年秋，约翰在波士顿的报纸上读到一位记者访问二次世界大战战地的报道。这位记者也到过安姆尔。当地居民说，他们复元的情况良好。报道又说有个人笑着说：“如果借我们的床单的那个美国人能归还床单多好啊！他答应用后就还的。”
约翰写信到报馆去，承认自己就是记者所报道的那个言而无信的罪人。这封信在报上发表了。随后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只有美国人的那种傻劲才会干出来。邮寄包裹开始涌来。其中一个寄自缅因州，里面有一条床单和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如果约翰要遵守诺言，这件东西或许有帮助。其他报纸也转载了这个消息，约翰又收到更多的床单和许多支票。
两个月后，就在1948年2月，约翰履行了诺言，回到安姆尔。正好那一天也是大雪纷飞。加斯巴先生站在他屋前圆石砌的台阶上，把敲钟的绳索递给他，约翰使劲敲钟，村民像1944年那样朝教堂走过来。在那里，约翰终于偿还了安姆尔村民的床单。
传口令
对微小事物的仔细观察，就是事业、艺术、科学及生命各方面的成功秘诀。
——史迈尔
1910年，美军部队在一次传递命令中情况是这样的：
营长对值班军官说：“明晚大约8点钟左右，在这一地区将看到哈雷彗星，这种彗星每隔七十六年才能看见一次。命令所有士兵穿上野战服在操场上集合，我将向他们解释这一罕见的现象。如果下雨的话，就在礼堂里集合，我将为他们放映一部有关彗星的影片。”
值班军官对连长说：“根据营长命令，明晚8点哈雷彗星将在操场上空出现。如果下雨的话，就让士兵们穿着野战服前往礼堂，这个罕见的现象将在那里出现。”
连长对排长说：“根据营长的命令，明晚8点，非凡的哈雷彗星将身穿野战服在礼堂中出现。如果操场上下雨的话，营长将下达另一个命令，这种命令每隔七十六年才会出现一次。”
排长对班长说：“明晚8点，营长将带着哈雷彗星在礼堂中出现，这是每隔七十六年才会有的事。如果下雨的话，营长将命令哈雷彗星穿上野战服到操场上去。”
班长对士兵说：“在明晚8点下雨的时候，著名的七十六岁的哈雷将军将在营长的陪同下身穿野战服开着那辆“彗星”牌汽车经过操场前往礼堂。”
金翅雀
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不是出自雄心壮志或单纯的责任感，而是出于对人和对客观事物的热爱和专心。
——爱因斯坦
一家三口正在不声不响地吃饭，孩子突然开口说：“我找到了一个鸟窝！”
母亲抬起头，瞪大了黑黑的眼睛。父亲像往常一样心不在焉，连听也没有听到。也许是为了回答母亲询问的目光，也许是为了引起父亲的注意，孩子又重复了一句：
“我找到了一个鸟窝！”
父亲总算抬起沉重的眼皮，也开始聚精会神地听儿子说话。
孩子高兴了，指手画脚地讲起来。他说，今天下午赶着羊回家的路上，看见一只金翅雀从一棵大白松树冠里飞出来。他看呀，看呀，在浓密的树枝里搜寻，终于在高处一根树杈上发现有一团乌黑黑的东西。
母亲把儿子的话句句记在心上，还用整个心灵吻着可爱的宝贝。而父亲又开始吃饭了。
孩子没有在意，接着讲下去。他说，把羊拴在一棵树枝上，他就开始往松树上爬。
父亲又抬起疲倦的眼皮，和母亲一样提心吊胆地听着，几乎屏住了呼吸。
孩子一直往上爬。巨大的树干又粗又高，他那纤细的身子紧紧贴在树皮上，慢慢往上挪动，每一次都要分两次进行。先用胳膊抱住，接着两条腿尽量往上蜷，最后才停下来，四肢牢牢抓住坚硬的树皮。
用了很长时间才爬上去，中间不得不在结实的树杈上休息三次。现在只能靠手，因为前面都是脆弱的新枝了。
父亲和母亲都惊呆了，谁也没有吱声。就这样，两个人战战兢兢、一声不响地听儿子说怎样爬到树上、爬上树冠，并且想象着儿子用两只天真的眼睛看到鸟蛋——窝里仅有一个鸟蛋。
听到这里，父母的心脏都停止了跳动，完全忘记了儿子在什么地方，似乎还在高高的树巅，紧挨着天际，完全忘记了他脚踏在地上，无须两只胳膊小心翼翼地攀附着树枝。突然，两个人看见孩子身子一斜，从高处，从松树顶上栽下来，掉在硬梆梆的地上，看来是必死无疑了。
孩子无意中表明，他站在树巅，完全不曾意识到飘在空中、面临深渊的可怕，并且也没有掉下来。倒是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拿起鸟蛋以后非常高兴，情不自禁地吻了它一下。蛋壳得到了孩子嘴唇上的这点热气，突然从中间裂开了，里面露出一个还没有长羽毛的金翅雀。
说这件怪事的时候，孩子的表情天真无邪，如同复述从邻居那里听来的《出埃及记》的故事一样。
随后，孩子满怀怜爱的把小鸟放到毛茸茸的鸟巢里，从树上下来了。现在，他心境坦然，而且非常高兴——发现了一个鸟窝！
晚饭吃完了，屋里气氛严肃，谁也没有开口。后来，一家人回到暖烘烘的壁炉旁边，看着里边燃烧的橄榄木，父亲和母亲才交谈了几句，他们的话说得晦涩难懂，孩子没有猜透。何必要知道他们说些什么呢？他只想把那只还没有长出羽毛的小鸟的形象深深保存在记忆之中。
今夜值班
高尚、伟大的代价就是责任。
——丘吉尔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德国对英国狂轰滥炸的时候，人们很少有可能想起伊万斯，更不会在他那瘦削的胸膛上挂一枚奖章，即使在他死后也不会。他绝不会在一次低沉的鼓声和嘶哑的喇叭声中进行的殡仪中接受人们的致敬。事实上，人们很可能不会为他举行葬礼。
战争打响之前，伊万斯没有做过任何足以使自己为人所知的事情。他在码头上干过活，那里尘土飞扬，对他的肺部很有影响。战争后期，为招募新兵进行的体格检查并不十分严格。尽管如此，由于视力差和其他缺陷，人们拒绝他入伍。
后来，他成了一名防空民防人员。他接受了一年的训练，学习如何戴防毒面具，如何让昏倒的妇女苏醒过来，怎样把行人引导到最近的防空洞等等。在训练中，他表现平常。
这一天夜里，约克·伊万斯值班。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他几乎每夜都要值班，因为每夜都有空袭警报。
那天夜间十一时，他打电话给民防指挥中心，报告说他看到远处有一处亮光。
伊万斯的长官听说是伊万斯打来的电话，就漫不经心地说，那是有人抽雪茄烟，不过烟火太亮罢了。
伊万斯守护在郊区某地一个公用电话间旁，敌人轰炸城区时，这里也挨过炸弹。当一枚大炸弹丢下来时，他没有来得及离开。这个炸弹没有爆炸，对此，伊万斯开始蛮高兴。过了一会儿，伊万斯想到他应当去看看这枚炸弹，看后，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不是哑弹。在受训期间，他看过不少图片和图表，他知道，这是一枚定时炸弹，而且是一枚大号的。
几分钟之后，他把这一切报告给了上司。
“炸弹在哪里？”上司问道。
“在街心花园里。”伊万斯答道。
上司命令说：“把无关的人赶走，把附近住宅里的人撤光，让行人不要靠近！”
“是，先生！”伊万斯说。
我们也许有必要在这里解释一下什么是定时炸弹。
它装有一个定时装置，其原理是用酸腐金属。被腐蚀的金属板各处厚度不同，因而腐蚀的速度，可以定在一分钟到一个月之间。最后，当金属被穿透、酸液滴到雷酸汞引信上时，就会把炸弹引爆。
伊万斯遵照命令行事。在不到一小时内，他把附近几户人家撤走。在这以后，他坚持在岗位上疏导行人。
早上七时以前，行人不多。在这以后，上班的工人和各种行人成群结队而至，有的步行，有的骑自行车，有的乘汽车。
在连续遭到轰炸的地区，有这样一种荒唐的现象，那就是人们对可能造成严重伤亡的事情，反而非常好奇。
突然，伊万斯发现他一个人得干两个人的事。这枚炸弹落在两条街的交叉口上，使四个方向的行人受到威胁。
伊万斯想尽一切办法解决这个难题。他把炸弹后面一百多码的地方用绳子拦了起来，然后，他把自己的岗位移到十字路口的中间。
有数以百计的行人听到他说：“此处有定时炸弹，请走开，请走开。”他们走开了。
从这里路过的人中有一位是附近圣公会教堂的神父。这位神父描述了伊万斯在生命最后一刻的最生动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