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村进入城市的绝大部分是青壮年人口。调查显示，60%以上的80后、90后并没有居住在他们出生的地方。这些人也是中国安卓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基础用户。
3. 中国城市设计滞后，通勤时间普遍较长，导致移动互联网的碎片时间日益重要，甚至成主要学习或掌握资讯的时间。
4. 日益活跃的商务差旅和休闲旅游也为移动互联网的使用创造了更多需求。
10年间，中国年度乘坐飞机的人数增长了近2倍。以国庆出游人数为例，10年间增长了4倍。这些都折射出中国商务差旅和休闲旅游在过去10年间的高速增长，而后者也为地图类、生活类等移动互联网的应用创造了更多需求。
5. 阶层分化：10%的用户拥有平板电脑、PC机、笔记本、智能手机，一样都不少。12%的用户则只有手机一种上网工具。数字鸿沟显而易见。
高价位手机用户拥有多种上网工具的比例超出平均水平1倍以上。村镇用户只有手机一种联网工具的比例几乎是平均水平的2倍，移动互联网是村镇用户的主要上网方式。
6. 世代分化。以60后和90后两个群体为例：60后在APP的应用方面并不是总落后于90后，这一点在诸如社会化媒体的应用以及手机安全方面都有所表现；而在即时通信的应用上，90后的活跃度要远高于60后。
7. 尽管微博宣称是Facebook和Twitter的结合，但调研显示，微博最重要的两个功能是作为了解资讯的媒体渠道和作为自我表达的场所。
中国特有的新闻环境造成了微博围观的流行，对于不相信权威的80后、90后而言，微博更是一个重要的新闻渠道。微博更像媒体，而不是社交网络。
在这个漂浮的世界上，谁才是你的“亲”？
你不能选择你的亲戚，但却能选择你的朋友。当下中国就像一架高速运行的列车。人们在一个漂浮而急剧变动的社会上寻找链接。
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一到年前，约两亿的中国人都会奔波在回家的路上。
回老家的人说，回去拜访一圈，这个年也就过完了。留在城里的人赶赶庙会，访访朋友，寡淡得很。
中国的新年从3月开始。前两个月都在走仪式。有亲戚的走亲戚，没亲戚的找朋友。有时候过年还很累。但你说不累这么一回吧，这新年怎么开始？
中国最尴尬的节日是元旦吧。夹在圣诞和春节之间，不中不西，该完的事没完，该开始的也还没开始。还不如把假期并入春节。
亲戚朋友就是你的故乡
有老家的人还是叫人好生羡慕。一大家子，来来去去，好不热闹。我带儿子回老家，儿子却对老家不再感兴趣。但我相信这样做还是会潜移默化地发挥作用的。有老家就有根，生命延续不是简单地复制DNA，还关系到家族传统的延续和文化的传承。估计到未来某个时候，新生代们会找回老家去。春节不只是放炮和拿红包，朋友也不是网上的亲。我希望找回老家的路径能被春节保存下来。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说：“从基层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现在看来，这句话有两点反思：一是说无论你走得多远，你的根都是从乡村社会分离出去的，你在行为方式和社会习惯上还带有很多乡土痕迹，“土气”时不时冒出来；二是乡土社会如今大为不同，新农民不再喜欢被冠以“乡巴佬”的称呼，新生代不再认同乡土，而更认同城里人。
但无法否认，整个中国社会的传统依然植根于乡土社会。难不成你去认同巴黎、纽约？
社会是个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和目标共同体。这是“社会”一词在日本明治时期由日文传入的意思，即“society”。原本中国人将祭祀之集合称作社会，为祭奠土地而成社（见“社”在《说文解字》里的释义）。至于社会后面再加“主义”，或前面加个“黑”字，则完全大异其趣了。
祭祖与拜庙为乡村春节两大必做项目。年初一乡间小道上，行走着一队队挑担拜祭的村人。拜祭用的鸡鸭、果品和酒水，拜完拿回吃掉，并无浪费。拜祭更是个仪式，实为乡人情感交流会，其间，民众互相联络感情，说些祝福的话，即便有什么过节也会暂且放下。
体制一度一竿子插到家庭。单位和组织包办一切婚丧嫁娶、吃喝拉撒，如王朔所云：“父亲就是件军大衣。”加之后来的计划生育因素，以及西式现代化引发的核心家庭变革，中国的家族观念日渐淡化。
但这只是表象，文化这种东西是长在血液里的，挥之不去。家族文化已进入中国人的基因。
“中国传统社会里，一个人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家，为了家可以牺牲党，为了党可以牺牲国，为了国可以牺牲天下。”（《乡土中国》）这与《大学》中讲的“修齐治平”是一个逻辑，只是反过来用而已。据观察，中国人通常不会为自己牺牲家，而是反之为家牺牲自己，比如“裸官们”：抓了我一个，幸福一家人。
计划经济搞了这么多年，你仍能在大国企中找到家族企业的味道，而台湾的家族企业并未因家族化而阻碍了管理现代化。我的意思是，企业要有文化的根，有根才能基业长青，然后再搞现代企业改造。一种企管方式如果与所处的文化作对，那最终失败的一定是企管方式。
但今天，家族及其依附的家乡，都无可挽救地衰落了。于是，亲戚朋友就是你的故乡，共同的美食和方言，共同的记忆和血缘地缘。
现在是化肥的故乡，无鱼无虾的故乡。“土地”不再被祭拜，不再受尊敬。乡村一片荒芜，垃圾满地，50年难变回来。
乡村是黑老大和贪腐村官的乡村。在传统“礼治秩序”里，在“无讼”社会里，乡村曾是实现“无为而治”的理想的地方。在那里，很少有争端是通过法律手段解决的，家务纠纷或者两家发生了争执，一般都是找村里能说会道的“明礼人”来评理。打官司被认为是“丢人”的事。现在没人给评理了，村民们只能铤而走险。
从家到国的中间地带需要中国人去重新构建。新农村建设，或城市社区发展，都在讲社会管理创新，其实，不用创新，不如复旧好了：重新修复亲戚邻里关系，然后才是公民社会。否则是两头不靠。台湾今天仍保有沿袭两千多年的邻里制。
在一个漂浮的社会上寻找链接
许多亲属称谓都正在消失：除父母夫妻、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外，其他称呼都快进历史了。新生代没有了兄弟姐妹，没有舅舅叔叔。宅男表示只对“花嫁”、“友达”、“义母”更熟识些。小网友高呼“想要哥哥！”中国已沦为一个网上叫“亲”的陌生人社会。
2011年，Facebook和米兰大学共同宣布关于“六度分隔”理论的最新成果：世界上任何两个独立个体之间，平均所间隔的人数为4.74。Facebook 的研究对象是一个月内访问过Facebook 的7.21亿活跃用户。找到地球任何一个人类从通过6人到通过4.74人，社交媒体缩短了距离—网络拉近我们的距离，也在疏远亲朋好友，造成“熟悉的陌生人”现象。
无疑，互联网给了我们选择的自由。在传统的五伦中，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现在要再加个第六伦：网友或偶像。从趋势上看，这第六伦大有超过前五伦的可能。
郭敬明的粉丝只认“小四”是他们的亲人。郭粉与韩粉的相互攻讦就是网上的家庭械斗。父母们抱怨，他们不认父母，不认爷爷奶奶，一头扎进电脑，呼朋唤友。父母们不懂，这叫“认同感经济”，一门庞大的生意，包括书籍、演唱会、网游，等等。
某次，我与王力宏的粉丝群在微博上有了过节。我只说王上台前的每个停顿都是演艺公司一手策划好的。于是乎网上“二哥长、二哥短”的骂帖飞将过来。惹了“二哥”比惹亲哥还伤他们。后来我明白了，对这些失去兄弟姐妹的新生代们，粉丝群和偶像就是他们的至亲，惹不得的。
你不能选择你的亲戚，但却能选择你的朋友。网络给予人选择的自由，选择与自己臭味相投的人的自由。
但我想说的是，与你保持最长久关系的最终还是那些甩不脱的“冤家”—亲戚们。有人说，长期固定的关系就是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冤家就是这种奴役与被奴役的关系，仿佛是上辈子欠他/她的。
“亲”这个词除了被淘宝叫得很肉麻，还代表长期负债：你会发现“亲”这个字的主体承重结构是人民币的“￥”。“亲”是取不尽的银行和还不完的冤债。
华盖满京城，相识能几人。你不找亲戚或近邻，而是找远在天边的网友或知己去互诉衷肠，说明这个社会正在迅速瓦解并重组。但我想说的是，真有什么事时能帮上忙的还是亲朋好友，而非网友。
中国人正跌入“陌生人社会”。小孩被碾不救，老人倒了不扶。反陌生人社会法则：不是陌生拜访，不是加某人为好友，而是多走亲戚；或者把其他人变成亲戚，而不是“杀熟”。
当下中国就像一架高速运行的列车，开太快了，容易失控追尾，甚至分崩离析。人们在一个漂浮而急剧变动的社会上寻找链接。他们抓住一切可能的联结纽带，以求相对稳定。亲朋好友就是坚实的纽带。
“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
谁是生活方式的载体？是人，而不是物质，人才是物质的尺度。人不优化，何来生活方式的优化？人的优化，不只在生活方式的外表，更在制度层和价值观上。这不是一次性下载就能完成的任务，需经数代人的努力，有时需要“系统重装”。
在美英法诸国的打折季，奢侈品店里一大早蜂拥而入的人群中总不乏东方人面孔，其中中国人越来越多。“快时尚”代表如Zara（飒拉）或H&；M（海恩斯莫里斯），已将品牌店开遍中国一线城市。中国各大Shopping Mall（大型购物中心）的货架上则堆满了西式产品……
西方商品是“攻城锤”，攻破中国人的心灵、大脑和胃。跨国公司更像“特洛伊木马”，悄然攻占中国大城市并向各地渗透。
向西，向西，生活榜样一切都指向西方。欧陆风情成为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指南。
中国人曾欲改变世界，宣称要解放全世界2/3的受苦人。而30年后，被改变的是中国人。
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全球化、国际化、现代化，都是西方化吗？
“早知道我就裸着来啦！”去拉斯维加斯的一位同行女士感叹道。没办法，打折季，两大箱名牌已超重，里面是她狂购的品牌货：她本人的、老公的、七大姑八大姨的，当然最多的还是小孩的—“牌子一代”正培养“牌子下一代”。
在拉斯维加斯折扣店Outlet（名品折扣店），一条Lee（李）牛仔裤售价26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60元，国内同类商品则要贵出许多。难怪女士们嚷嚷要“裸着来”呢。可160元在国内也可买到相当不错的裤子。如果你放下身段，在三、四线城市会买到国内替代品牌，土是土点儿，但质量差不到哪儿去。
中学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上曾批判西方人的商品拜物教。今天，名牌及其偶像化，随之而来的“认同感经济”正在中国大行其道……
“牌子一代”在成长。牌子代表他们的生活期望。有时候，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小白领用一个月的薪水买包包看作虚荣。你知道吗，那是一种励志行为，先为自己预设了社会地位，然后想方设法去够这个地位。当然有时这类人会采用非常手段，比如认个有钱的“干爹”。
个人需要励志，城市需要励志，国家需要励志。国家层面，中国曾喊出“赶英超美”的口号。而今天中国更愿提出所谓“中国模式”，显然对自己荣升全球GDP老二暗自荣光。
中国，我们都努力往上奔。西方记者会发现，没有一个人群像中国人这样勤力，也没有一座城市像中国城市这样比拼国际大都市。
北上广的官员会在意自己在全球性城市（Global Cities）中的排名。全球性城市的另一个被用烂了的称谓是“国际大都市”（Cosmo-Politan），“Cosmo-Politan”也成为时尚杂志的刊名，具有双重隐喻。
什么是全球化？实质上，全球化，或国际化、现代化，都是指的一个东西，即西方化。尽管研究国际问题的学者安慰说，全球化是个互动过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老外也有唱京戏的。但京剧只是玩票，连自己人玩的都越来越少了。
在以上这些全球化、国际化中有个根本的东西，即现代性，Modernity，体现为价值观上的普世价值，制度上的民主法制，城市化上的国际大都市，以及生活方式上的跨国品牌化。连丽江这类边陲小镇都在追求现代性，纳西族青年不愿住古城，将之让给慕名而来的游客，而愿意住新城，那些被文人墨客贬为瓷砖加铝合金窗的“建筑垃圾”里。丽江纳西族青年的理由很简单：现代建筑隔音防寒还不易引发火灾。
如果你嫌“现代性”这类术语太枯燥，不妨看看吃住行游购娱几条线上，全球化是如何深刻地改变了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饮食上的快餐化，不唯麦当劳、肯德基，一切都要快食，还要连锁。欧洲人反而在倡导慢食运动。
中国人有了朝九晚五，有了夜生活，有了泡妞文化，有了一夜情和婚外恋。
中国人有了汽车，有了Townhouse（联排别墅），有了农家乐，有了有机蔬菜，有了乐活。
中国人有了购物中心，有了名牌店，有了地铁直达，有了周末吃喝玩乐一站式。
中国人有了选秀，有了炒作，有了包装，有了出名要趁早，有了成功学。
中国人有了互联网，于是有了全球视野。
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中国人已被一股强大的力量编织进全球体系之中，无论自愿与否。
有领先意识的官员、企业家、知识分子和青年群体是全球化的4种力量。
街上有砸日系车的暴行，网上就有日本卡通驻守钓鱼岛的调侃。
全球化是个矛盾过程，欲拒还迎，有时还会逆流。全球化是乌托邦，民族主义是“敌托邦”。中国人是带着愤怒的喜好，或喜好中带着羡慕嫉妒恨来迎接全球化的。就好比一边看韩剧，一边在骂“棒子”。
全球化的第一方阵，是官员、企业家、知识分子和青年群体，及其形成的亚文化圈。这些亚文化圈可笼统称之为“全球化文化”。
首先是达沃斯文化。近年来，瑞士小镇举办的达沃斯论坛上，频现中国官员的身影，他们甚至成为主角。中国人不满足于到客场讲演，为体现自己的全球化抱负，还创办了博鳌亚洲论坛，最后发现，唱主角的竟然是房地产商。
达沃斯的象征意义比其实际意义要大，大家打个招呼，推杯换盏，或滑雪联谊，以表明我们是一体的。全球政经人士尤其是企业界人士的共识，对这个星球的经济很重要。中国成为近年达沃斯论坛的主题，因为中国对全球经济越来越重要。举办者甚至将夏季达沃斯论坛的举办地移到中国，起先是大连，然后是天津。
《财富》全球论坛2013年在成都举办，成都成为该论坛在中国举办的第四座城市。招商引资将成2013年成都《财富》论坛的潜在主题。有人说整个中国都可称为“中华招商引资总公司”。跨国公司的品牌所代表的价值观，以及其产品所引导的生活方式，对当地以至整个国家都已产生深刻的影响。
其次是国际商务文化或写字楼文化。以国际机构、跨国公司及国内大企业为主体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