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天扬——从洋铁匠到棋王
他是近现代湖北象棋的旗帜性人物；他是旧中国赫赫有名的象棋“军长”；他培养出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新中国“棋坛三杰”之一；他被称颂为“人是炮棋亦是炮”。
罗天扬，一个从铁匠到棋王的传奇。
洋铁匠踏上楚河汉界
1887年，罗天扬出生于湖北红安，彼时光绪皇帝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当然，棋王出生时并不叫天扬，这一名号30多岁时才被叫响。据说他最早有过福卿这样一个名字，不过如今已不可考。
由于家境贫寒，罗天扬8岁就离开老家，到汉口投奔当白铁工人的父亲。14岁时他成为罗义隆白铁店的一名学徒，3年之后出师，开始自己挑着担子干起白铁营生。那年头，武汉人把做白铁手艺的称为“洋铁匠”，罗天扬很快便有了一个伴随一生的诨名——“罗洋铁”。
也许是机缘巧合，少年罗天扬迷上了象棋，从此楚河汉界成为他一生的最爱。挑着担子走街串巷，他时常有意无意地晃到戏子街（今人和街）的茶馆，或与人对弈，或观人对垒，自家的生意便往往被拋在脑后。
据棋史载，他曾拜过一位绰号“混一天”的象棋好手为师，进境飞速，很快就打出名头。在其20岁左右时，参加茶馆举办的象棋赛，力压各路好手一举夺魁，从此称雄武汉三镇。
年近而立之年，罗天扬干脆甩掉了白铁担子，以下棋赌彩为生。他曾于黄鹤楼遗址附近悬一“象棋访友”的布帜，招人入局。不过由于盛名远播，大多数人都不敢与其对弈，以致于生意惨淡生活无法维持。
一方面是迫于生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与天下高手切磋以提高棋艺，罗天扬做出了一个决定——挟技远游。
罗洋铁改名名扬天下
满清政府被推翻之后，中国文化体育事业开始复苏。就象棋活动而言，以上海、扬州、北平、广州等地为盛。罗天扬选择上海滩，作为自己的落脚之处。
初登十里洋场他以“练摊”为生。与当时流行的只摆残局不同，罗天扬的棋摊也摆满盘。自己一方拿去双马，表示可以让子弈棋。由于性格直爽且运子如飞，他颇得棋客欢迎，很快站稳了脚跟。而后他的“战场”便从街头转至茶馆。
大约在1918年前后，罗天扬与当时的上海第一名手励志英进行了十余局比赛，获得小胜，“罗洋铁”遂名扬上海滩。
有意思的是，这场比赛他有8局用炮，喜用炮局的特点相当突出。由于其为人爽朗明快，颇有些直来直去的“炮筒子”性格，棋界称其：人是炮棋亦是炮。
1921年仲夏，罗天扬结识了“淮扬三杰”之一的周焕文。此人为扬州名手，当时在上海老西门广益善堂悬壶行医。两人时常在茶馆对弈，一来二去交上了朋友。罗天扬虽身在江湖但江湖气不重，这正对了周焕文的胃口。周特意邀请其住到自己家中，与正在学棋的儿子周德裕对弈一百局，罗欣然应允。若干年之后周德裕成为赫赫有名的“七省棋王”，与罗天扬交情甚笃。
当是时，被称为“棋孟尝”的张毓英正在扬州家中摆着擂台，会战各路象棋高手。周焕文荐书一封，推荐罗天扬前去攻擂。不过写信之时，如何称呼令周焕文犯了难——用“罗洋铁”的诨名太不雅致，于是取“洋铁”二字谐音，并颠倒过来定名为天扬，寓意扬名天下。自此，象棋史册开始有了“罗天扬”之名。
剽悍罗军长战绩彪炳
棋风大刀阔斧，着法剽悍雄劲，特点鲜明的罗天扬很快便在中国棋坛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1928年2月，史上著名的“象棋司令部”于上海成立。经众多棋界名家推举，谢侠逊众望所归地成为“总司令”，之后他又委任“七省棋王”周德裕与“无敌中炮”林弈仙分任陆、海军“前敌总指挥”。而包括罗天扬在内的一干高手，都被封为“军长”。此事经媒体披露，在当时引起极大轰动。
在第二次北伐的大背景之下，“象棋司令部”的出现，烙印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如果放到今时今日，问世的恐怕就只会是“象棋总公司”之类的产物了。
“象棋司令部”的诞生，除了留下一段棋坛佳话，也给后世树立了一个以军职赠人的传统。例如当今棋界巨擘胡荣华，“司令”之称几乎已替代其本名。
虽然被封为“军长”，不过坊间推测，罗天扬完全具备了“前敌总指挥”的实力。棋史载，1928年3月22日，上海青年会举办象棋名手表演赛，由罗天扬对阵周德裕，成绩为1胜1负，两人战成平手。
1929～1930年，罗天扬先后成为上海商务印书馆及华林同乐会的象棋指导，其江湖地位可见一斑。
1932年，罗天扬与窦国柱、朱剑秋3人组队，代表上海棋界访问宁波。在两地对抗赛当中，罗天扬轻取宁波谢鸿元。赛后与朋友闲谈，他直爽表示：以谢的棋力，让其单马也可胜。此话经好事者传播，引起轩然大波。之后主办方特意悬彩，由罗天扬让单马，两人再弈，结果罗再次胜出。
1935年，48岁的罗天扬与另一位湖北名手方绍钦结伴南下，遍访华南高手，成绩不俗。
解放之后，年过六旬的罗天扬仍征战不辍，老而弥辣。1951年9月27日，他在上海青年会大礼堂力战锋芒正盛的杨官璘。第一盘因贪吃中卒落败，第二盘用屏风马兑兵巧破杨官璘的五八炮。赛后有行家感叹：罗先生表现出色，真是黄忠战赵云，宝刀不老啊！
急公好义棋侠美名扬
棋风正，为人正，罗天扬在棋界有着急公好义的美名。
1931年夏天，皖北发生水灾。得知这一消息，他携手李武尚、鲍子波等象棋名家，在上海新新游乐场举办象棋义赛，历时月余，收入全部赈济灾民。
不计名利提携后进，罗天扬的人格魅力也为其赢得广泛赞誉。旧时江湖之上收徒，规矩多多。徒弟若弈彩赢钱，还须孝敬师傅。上世纪30年代初，“小扬州”林荣兴初到上海，拜入罗天扬门下。罗悉心授艺，且从不向其勒索钱物。后来林荣兴棋力大涨，赢得“小剃头”的诨名，收入一度相当可观，罗天扬也从不向徒弟伸手。
对于另一位弟子李义庭的培养、提携，罗天扬更是不遗余力。1952年10月底的一个上午，两人在武汉一家茶楼偶遇，从此成就一段师徒佳话。
随师苦心钻研，李义庭棋艺飞涨。有人提醒罗天扬：“老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你把李义庭带出来，小心他将来抢你的饭碗。”罗正色答道：“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为武汉培养一个能在全国叫得响的高手。如果义庭将来真有大造化，我高兴都来不及，哪里还会后悔！”
1954年8月底，经罗天扬再三周旋，17岁的李义庭获得了挑战杨官璘的机会。两局对决，他竟然取得全胜，轰动一时。在上世纪50年代，李义庭成为闻名全国的“棋坛三杰”之一，实现了恩师的心愿。
1957年，罗天扬受聘为武汉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做棋艺史料的整理工作，生活终于安定下来。他于1964年去世，享年77岁。（作者：邹谨）
宋如海——武汉现代体育运动之父
宋如海（1890—1958），安庆怀宁人（现为安徽安庆）。自幼受西方文化影响，喜欢新式体育活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湖北武昌接受基督教洗礼。在金陵大学（美国基督教会卫斯理会创办）学习期间，受到西方体育精神熏陶，特别崇拜“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热爱体育运动，喜欢的项目有游泳、跳水、体操、骑马以及足球等。
中国体育界的“北马南宋”
西方体育亦被称之为新式体育，即在清末民初由西方传入，与奥林匹克运动相匹配并有别于传统国术的体育运动和活动。早期以教会学校为先导而传入，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青年会的积极活动和主持下，新式体育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由于青年会的宗旨和利益所驱使，十分重视体育工作。青年会传入中国，首先在上海、天津、南京设立会址，开展活动。武昌于1911年成立青年会，体育活动也就此开展起来。1916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的宋如海，来到武昌基督教青年会任体育干事。他根据青年会服务于社会的理念，着重推行“体育康乐”，辛勤奔波于武昌各高等学校和中学，呼吁社会重视体育，安排体育活动，并积极组建和成立各类体育组织，由于他的努力，引起了社会各界、尤其是政府对体育事业的重视，提倡设置体育课程，同时在会所内举办各种体育活动。当时，全市还没有联合性的体育组织，武昌青年会实际上起到了联合体育组织的作用。
1921年，宋如海升为武昌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1928年调任汉口基督教青年会（现江岸区中山大道黎黄陂路口）总干事。他积极发展华中地区，尤其是武汉的体育运动，一跃成为全国知晓的著名的体育活动家，与北平清华大学体育系的马约翰并称为中国体育界的“北马南宋”。他被称为“中国体育的先行者”与“中国现代体育第一人”。
参与组织举办大型运动会
1923年春，安徽、湖北、湖南、江西4省体育代表聚集武昌，组建“华中体育筹备会”（又称华中体育联合会，后改为华中体育协进会）。会址设在汉口中山公园内。这是华中地区最早的一个体育组织，宋如海受托负责主持日常工作事务，华中体育联合会很快商定当年5月在武昌举办首届华中运动会。接着，宋如海等人与当时的湖北督军萧耀南交涉，将前湖北陆军小学原址改建为省公立公共体育场。使得第1届华中运动会（1923年）如期举行。
1924年5月20日—24日，北京政府在武昌湖北公共体育场举行第3届全国运动大会。实际负责筹备的是武昌青年会总干事宋如海、汉口青年会体育部主任郝更生、武昌中华大学校长陈时及武昌某中学校长黄芷端等4人，他们克服一切克难，创造“奇迹”，使大会获得成功。第3届全国运动大会，盛况空前，成绩显著。在运动会期间，武昌青年会体育部还配合宋如海等人出版了《全国运动大会特刊》，保存了极为珍贵的体育史料。宋如海在文章中说：“第三次运动大会，打破了10年的沉寂……，在这次大会上，一切现代运动比赛都有了，如田径赛、足球、篮球、网球、棒球、中国拳术……”。由此可见，第3届全运会在武昌的举行，标志着武汉的体育运动已经由过去的少数贵族娱乐活动转向大众体育运动。运动会期间，全国各地体育界人士借在武昌聚首的机会，大家认为亟需成立全国性的运动会，进而参加国际竞技活动，几度会商，推选8名筹备委员成立了筹备机构，同年8月，中华教育改进会在南京举行第三次年会时，趁各地代表出席这一集会，发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会，通过简章，推选职员，于是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宣告成立。宋如海在1935年发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50周年纪念册中撰写的《在青年会对于体育之贡献》一文中充分肯定了青年会在国内举办全国运动会的功劳，而且认为中国参加远东运动会，乃至接触奥运会和后来参加奥运会，与青年会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近代西学东渐过程中，国人对外来的侵略行径是敌视和举全民族之力而进行抵抗的，但对于西方体育从一开始总体是接受和欢迎的，主要是基于把体育充任了“救亡图存”时代潮流的工具，在唤起民族觉醒和增强民族凝聚力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真正体现了“洋为中用”。宋如海还把中国与日本参加奥运会作了比较，为政府开始重视体育工作感到欣慰，他对中国体育的未来发展寄予了殷切的希望。
1928年他调任汉口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后，一如既往地热衷于体育运动的推广。当时在武汉地区开展的各项体育活动，宋如海都是重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不久，华中体育联合会后改为华中体育协进会，宋如海被推举为总干事，参与过华中地区许多大型体育运动的组织领导工作。宋如海不仅是体育运动的宣传者、领导者和组织者，而且还是身体力行的体育运动技术行家。在各种大型运动会上，他还兼任运动会的计时长，游泳指导员、男篮总指导等技术职务。1924—1937年，宋如海在江城武汉主持了第1届至第8届湖北省运动会。1931年，第五届华中运动会在武昌举行，宋如海主持了大会的各项工作。1934年5月，他以中国体育代表团领队的身份赴菲律宾马尼拉，参加第7届远东运动会。1928年和1936年，宋如海作为中国的正式代表参加了第9届、第11届奥运会。
奥运会开幕式上高呼“我能比呀”
1932年短跑选手刘长春写下了中国人在洛杉矶奥运赛场上的第一笔，成为第一个亮相奥运会赛场的中国人。但是追溯到4年前，一个名叫宋如海的安徽人却悄悄开启了中国通向奥运的大门，1928年他作为奥运观察员来到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9届奥运会，他也是第一位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的正式代表。
1928年第9届奥运会在荷兰开幕前，体育协进会受到大会邀请，邀请中国体育界派代表出席这届大会。虽然此时世界各体育强国纷纷将目标对准了奥林匹克运动的项目，远在亚洲的中国却还处在动荡的年月。1924年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成立将中国与奥林匹克运动拉得更近。然而，作为民间体育组织，体育协进会并没有官方定期的拨款支持，几乎所有的比赛，都是靠筹款来进行。但当时的中国财力匮乏，让一个民间体育组织出洋“烧钱”根本不可能。于是一番斟酌后有了最后的决定。一方面，以中华体育协进会向奥林匹克运动会发去贺电：中国以至诚之意，恭祝第9届奥运会成功举办。另一方面，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主要负责人又致电中国驻荷兰公使罗忠诒，请他出面以中国正式代表的名义，出席大会典礼。同时，王正廷又联系正在美国考察国民体育教育的宋如海，请他以副代表的名义出席大会，并考察各国体育运动水平。当时正在美国斯普林菲尔德学院考察国民体育教育的宋如海接到委派通知后，立即由美国乘船前往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出席了赛会。就这样，一场因财政拮据而导致的尴尬因此化解。宋如海也就成为第一位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的正式代表。
38岁的宋如海从美国到达阿姆斯特丹后，立即被这个城市体现的奥运精神所震撼。位于阿姆斯特丹城南的奥林匹克运动场，环境幽雅、空气清新，电车、汽车直通赛场，交通极为便利。一座容纳4万人的体育场拔地而起。体育场内的运动员休息室、淋浴室、办公室、新闻发布室、电报、电话、照相馆、医疗室、消防设备应有尽有。体育场四周，露天游泳池、比赛馆环列左右。以当时的水平，宋如海评价为：“全欧之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