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67年，宋神宗继承了皇位。一朝天子一朝臣，这话一点都不假，自从他即位之后，他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心腹，王安石就是其中的一个。宋神宗和宋仁宗不一样，他现在刚刚登基，风头正劲，一心想要让大宋强盛起来，也想着自己能够名垂千古。他还是太子的时候，就曾经非常认真地看过王安石的万言书，对他的治国之策非常欣赏。不过宋神宗接过来的是个烂摊子，当时的大宋已经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危机：军费系统庞大的开支造成了国库的虚耗；朝廷内部也养了很多闲散人员，既然是朝廷中人，就必须要发放俸禄，这些不必要的开支成了大宋的一大负担；再者，大宋周围还有虎视眈眈的大辽和西夏，每年要赠送的岁币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这些都让宋神宗感到头疼，如果真的能有一种解决办法，彻底扭转这样的局面，他又怎么会不支持呢？
1068年，王安石终于等到了他变法的机会，因为宋神宗召见他“越次入对”。何为“越次入对”？说简单点，就是两个人侃大山，主侃一方自然是主张变法的王安石。当然，对于实力派的他来说，大侃国事、家事、天下事自然不是什么困难。这宋神宗自然也是听得两眼冒金光，似乎国富民强的大宋江山就摆在了眼前。不得不说，王安石的口才绝对出众，仅仅一次“越次入对”就把原先变法的最大阻碍给解决了。
王安石的“越次入对”在朝廷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和上次王安石的万言书一样，在一夜之间成为了文武百官口中的焦点事件。众人心想，那王安石到底是一个才华出众之人，是金子总会发光的，他来主持朝政大局是早晚的事情。但是也有人对王安石充满了“羡慕嫉妒恨”，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曾经砸缸救人的司马光，一场好戏马上就要在司马光和王安石之间上演。
王安石的此次忽悠颇见成效，没过几天，宋神宗就跟身边资格老、经验多的文彦博商量说：“现在的大宋危机四伏，朕看到了该改革的时候了吧？”
文彦博一听，皇上今天哪根筋不对了，好端端地提什么改革啊？当然这只是在心里想，嘴上却不敢说，于是就打了个比方说：“这改革啊，就好比琴音走调了需要调，只有调音了，才能让琴音重新动听起来。”
宋神宗一听，就有点火大了，觉得文彦博这个比喻简直就是废话，也觉得是在打太极敷衍他，一点儿都没有王安石的坦白。于是他干脆挑明了说：“现在大宋财力很紧张，这朝廷自然是要想办法多挣银子才是，要不然怎么能够让边关的那些士兵为我们保卫大宋江山呢？”
看到宋神宗能够这样想，文彦博也只会点头称是：“皇上您能这样想，简直是我们大宋子民的福气啊！”
可是此时的宋神宗需要的并非是这样的恭维，他更希望有人能够像王安石那样跟他说说国家大事，说些改革变法之类的事情。有一天，宋神宗再次召见王安石的时候，就开门见山地说：“爱卿啊，你说如果想让一个国家强大起来，最重要的在哪里？”
王安石回答：“择术为先。”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一个国家在治理的时候，总得有一套拿得出手的、和这个国家国情相匹配的管理制度，这才是立国的根本。在当时，宋朝的治理主要突出两个字“礼制”，这种治国之道已经不再适应当时的社会，才会造成如此尖锐的矛盾。
宋神宗略有所思地点点头，突然想到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位皇帝，就问：“那唐太宗李世民的治国之道如何？你看他可是个鼎鼎大名的明主，是千古一帝，是……”
还没等宋神宗发表完自己对李世民的崇敬之情，王安石就摇了摇头：“李世民只是赶上了一个好时代。隋炀帝是暴君，百姓本来对他积怨已久，这时候出现了一个看似明主的李世民，再加上李世民之后的皇帝都是昏庸、无能之辈，方才显现出李世民的能力。其实放在诸位明主中间，他并不是最具备治国本领的人！”
宋神宗听了一愣，想想看，估计在他之前，还没有什么人来抨击一个公认的明主吧：“爱卿何以如此说呢？”
“皇上，依臣所言，好的治国之道，不能太复杂，处理事务的时候麻烦，也不能太深奥，平常老百姓也要能明白，这才是最好的治国之道。”
宋神宗听了，似乎觉得有些道理，话题一转，他问道：“那依你所见，本国本朝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皇帝，能够给朕当个蓝本呢？”
王安石低头不语，做沉思状，片刻之后，他抬起头很坚定地说：“这个话题有点大了，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明白的。给我两天时间，我去写个论文先。”
果不其然，两天之后，王安石写了一篇《本朝百年无事札子》。这篇论文一经呈上就引起宋神宗非常强烈的共鸣，恨不得泪流满面高声宣布，知我者，王安石也！究竟这篇文章有什么玄机，能让宋神宗这样拍手叫好呢？这宋朝的前几位皇帝，可都是宋神宗的列祖列宗，王安石当然也不会说太严重的话，里面写得最为出彩的，当属过世没几年的宋仁宗。王安石原话是这样形容的——“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于自然。”这话一点都不假，宋仁宗的确是一个比较节俭的皇帝，据说他过世的时候用的铺盖都是旧的，生前也没有太多铺张浪费之举，一个皇帝做到这分儿上，实属不易，当然给予表扬。
紧接着他又说宋仁宗比较善良，看不得别人疾苦，这也是宋朝在和外敌交战时候的一个弊病。因为宋仁宗总是见好就收，这成为了大宋江山的一个软肋。如若一击必中，或许就没有了现在的外忧内患。夸够了宋仁宗之后，王安石果断地把矛头直指宋仁宗身边的人。他说，仁宗皇帝身边没有一个能够真正信任并委以重任的官员，大家都各自为营，就连朝廷命官的选用上都没有丝毫的公正可言。不过最让王安石忧心的，还属国家经济这一命脉。宋仁宗并不是个善于理财的皇帝，他手里的银子多半都是省出来的，而非赚出来，所以“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
在文章的结尾处，王安石还不忘刺激一下宋神宗，说宋朝百年没有遭遇到什么特别重大的事情，并非是大宋江山无懈可击，而是因为没有太糟糕的事情发生，这才能够保持一个表面上的平和。言外之意，如果真的有了重大事情发生，比如天灾、人祸这样不可避免的意外时，大宋江山就真的岌岌可危了！
就是这样一篇论文，让宋神宗下定了决心——变法！一定要变法！
王安石终于等到了他人生的春天！
用人不当
王安石变法，他的种种思想都得到历史的证实，他的很多举措都非常先进，由他所创的“青苗法”简直就是农业版的银行利息贷款，他的科举改革也是为了术业有专攻，可为何这样先进的变法措施在皇帝的支持之下仍旧会失败呢？或许王安石到死都没有想明白，他究竟错在了哪里。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说说王安石的为人和他的性格，真的如同那句广告词一样——“知识改变命运，性格决定人生”，这句话用在王安石身上并不过分。从“唐介之死”这件事情上，我们就不难看出，王安石在朝廷之中的人缘混得不怎么样，而反对他变法的人却越来越多，从最初的司马光，到后来的苏轼，再到后来连死都给王安石惹上麻烦的唐介……司马光和王安石一样，同样都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而且他为人非常正派，即便是反对变法，也并非出自私心，只是因为政治立场不同罢了。就连王安石自己都曾经说过：“司马君实，君子人也！”
由于宋神宗的信任和支持，整个变法都是在王安石一个人的控制之下进行着。可是他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团队合作，也不能真的做到周全，有时候他的变法策略过于超前，可实际上并不符合宋朝的国情和民情，他却一意孤行。
或许是因为惺惺相惜，司马光曾经3次给王安石写信，信的内容无非就是和他交流一下变法策略在具体实施上会遇到哪些问题，让王安石及时调整一下。王安石看到这几封信之后，勃然大怒，甚至一字一句地反驳。对于一个身居高职的朝廷命官来讲，这样的做法是否太刚愎自用、偏激敏感了呢？
有一些心理学家曾经说过，越是有才华的人，越不能容忍别人说自己的不足，越是敏感，哪怕别人说一句丝毫不相关的话，他都要想半天，这话是不是在针对自己。王安石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案例，因为这样的性格，朝廷中与他决裂的人不在少数，而决裂的不仅仅有他的政治敌人，还有推荐过他的那些士大夫，以及多年来的至交好友。
在一个公司内部，一个人树敌过多，往往会引起领导的反感，会认为这个人是刺头，不能够团结同事，总是一意孤行。对于这样的人才，宁可弃之不用也不愿意冒险，这是企业管理中非常浅显的道理。或许宋神宗在变法之初，给予王安石最大的信任和支持，是因为他想要在登基之后大展拳脚，可是几年的时间过去了，每次上朝都不停地听到这个人站出来反对王安石、那个人站出来反对王安石，你说他心里烦不烦？就在这样的日复一日中，宋神宗的耐心已经被磨得所剩无几，从最开始的极度信任转变成了一种似有似无的忍耐。
没有了宋神宗的支持，王安石在朝廷之上真的成了孤军奋战，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排挤他。站在他对面的都是那些真正的士大夫，他们反对变法，用最犀利的文字和最光明磊落的办法来反对。但是，在王安石的身边，还有他提拔上来的几个人。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些人最终成为了导致变法失败的一大隐患。
在刚刚实行变法的时候，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和他一同升职、并且给他做助理的吕惠卿，和他的私交非常好。据说当初宋神宗询问过王安石的意思，说这庙堂之中，你觉得谁来做你的助理比较好啊？
王安石一点都不客气，直接就说：“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
就因为他的这一番话，吕惠卿成了制置三司条例司的检详文字，负责制订各项变法条例。可以说王安石于吕惠卿而言，有知遇之恩，所以吕惠卿一心一意地向着王安石，这似乎是顺理成章、理所应当的。他是变法的男二号，也曾经为了维护变法，和司马光进行过激烈的辩论。他的才思敏捷，他的卓著功业也深得宋神宗的喜爱。可是就在王安石最需要他的时候，吕惠卿却选择了背叛，远离了王安石的政治集团，并且将自己掌握的对王安石所有不利的证据都上交给了宋神宗。
究竟是因为什么，让一向把王安石当做伯乐的吕惠卿有这样的举动呢？
在历史上，并不是所有有才华的人都一定是好人，都一定是一个人格健全的人。包括王安石在内，他在性格之中难免都会有所缺陷，更何况是“万年老二”的吕惠卿呢？
司马光就曾经说过，吕惠卿这个人虽然才华出众，但是他心术不正，一心只想着靠溜须拍马谋得权力，这样的人，终究不会成为于国家有利的人才。王安石缺少的就是司马光的这种眼光，所以他只看到了吕惠卿的才华，却没有看到他为人不齿。据说当初司马光看在和王安石共事的情分之上，还曾经写过一封书信给他，说吕惠卿在做人上有些不足之处，让他多加提防，不要完全信任。王安石看了之后，立刻恼怒起来，因为他主观上就认定司马光不会如此好心，只是为了挑拨他和吕惠卿的关系而已。
果不其然，当吕惠卿已经在朝廷之中站稳了脚跟之后，他不再需要做王安石的副手，更不需要看着王安石的脸色行事的时候，他做出一件让王安石自身都无法想象的事情，那就是直接跳出来大骂王安石误国误民，是大宋王朝最大的祸害。
虽然宋神宗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信任王安石了，却也不是个不明是非的傻皇帝，他并不完全相信吕惠卿。一看自己的顶头上司不相信自己的话，吕惠卿掏出了一个非常有利的证据——与王安石的书信。前文中我们已经说了，吕惠卿作为王安石的副手，一有什么事情，王安石肯定会和吕惠卿商量，有一些不方便让皇上知道的话，王安石却毫无保留地说给吕惠卿。可这个时候，这些秘密交谈的内容却成为陷害自己的证据。
除了背叛的吕惠卿之外，王安石身边的其他几个人，也都让人觉得很不齿。有时候人和人之间的事情真的很奇怪，或者说人的命运很奇怪，或许王安石自己也曾经无语问苍天，为何上苍给了他一个变法的机会，却不给一个真正能够辅佐他，而不是这些出现各种问题的人才呢？或许真的是王安石的眼光有问题吧。
王安石身边还有一个副手叫做章惇，这个人也是一个非常阴险的小人，在政治斗争中手段用尽，甚至做过很多卑劣的事情。他是变法派的中流砥柱，但是宋神宗最终却停止了变法，还任命司马光为宰相，让诸多变法策略成了历史的尘埃。这时候的章惇只能隐忍着，直到宋哲宗亲政，他也迎来了和保守派的一番较量。他第一个要整治的人就是司马光，他对宋哲宗说，司马光是个奸臣，即便他死了，我们也不能放过他！宋哲宗一听，一个死人怎么不放过？章惇阴狠地出了个主意——追回赠官和谥号，就连宋哲宗当年亲笔为司马光题写的碑额也被毁掉，甚至司马光的后代都不放过。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章惇甚至想要把司马光的尸骨挖出来鞭尸。幸而宋哲宗觉得这是个没有任何意义的举动，才算罢了。
历史上出现秋后算账的并不在少数，想当年魏征死后，唐太宗李世民也同样做过这样的事情。可是司马光于章惇，只是一个政治立场不同的政敌，并没有什么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章惇的心胸之狭隘，窥一斑而知全豹。
提到王安石的用人不当所造成的危害，并不仅仅是对于变法，往远了说，还危害了大宋江山。他任命的许多官员和心腹，最终都进入了《宋史·奸臣传》，比如前面我们提到的吕惠卿、章惇等人，还有另一个人也不能不说，那就是北宋的权臣蔡京。他可是北宋最大的贪官，据说在他的府邸之中，就连切菜都有专门的仆人，家中金银珠宝无数。如果当初不是王安石的识人不清，或许北宋不会如此之快地亡国，也不会有那“靖康之耻”。或许这也是后人将“靖康之耻”归结到王安石变法的原因之一吧。
成功与失败，一线之间
对于王安石的得势，朝廷中肯定会有反对者，这个人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司马光。关于这个人，或许大部分知道的只是那个曾经懂得砸缸救人的聪明小孩，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同样是北宋年间著名的政治家、文学家，著名的《资治通鉴》就是在他的主持之下编修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