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的崛起
蒙古的崛起始于铁木真，当铁木真的部落还是一个很弱小的部落时，长期过着游牧生活，受中原王朝唐以及北方强盛的辽金政权管辖。到13世纪初期，蒙古民族共同体形成，已处于国家产生的前夜。蒙古部孛儿只斤家族的铁木真用了10余年的时间，先后征服了蔑儿乞、鞑靼、克烈、乃蛮等部，统一了整个漠北地区。
可以说，铁木真是个很有忍耐力的人，他在实力薄弱的时候，委屈地依附着当时强大的克烈部。克烈部的汗王罕知道铁木真是个人才，所以对他十分器重。而铁木真的部落在克烈部的庇荫下，逐渐壮大起来。他广纳人才，渐渐在身边汇集了“四猛”、“四狗”等一大帮的文武之才。
随后，铁木真和克烈部王罕及札答剌部札木合结成同盟，四处征战，为达成蒙古一统而战。铁木真善用人才，对于用人，他没有民族、门户之见，无论是敌人还是外族，只要是有用的人才，只要肯为他效力，他都招揽在麾下。铁木真的军事才能更加卓越，他运用联远攻近的战略，避免了树敌过多，而且用兵注重谋探敌情，分割包围，远程奔袭，采用运动战中歼敌的策略，在大大小小的战事中运兵如神，战无不胜，攻无不克。
终于，铁木真一一消灭了乃蛮、泰亦赤兀等强大部落后，便向克烈部、札答剌部这两个同盟发起了最后的挑战。这时的铁木真已经异常强大，克烈部、札答剌部都不是他的对手，最后也被铁木真所消灭。札答剌部的首领札木合本是铁木真的结拜兄弟，但是因为不愿意向铁木真俯首称臣，结果被处死。
铁木真一统蒙古各部，建立大蒙古国，称“成吉思汗”。由于蒙古的强大，使北方霸主金国感到巨大的压力，于是派人来册封蒙古。成吉思汗暂时领受，到他完全安定内政之后，便开始攻打金、夏等北方大国。
蒙古的骑兵迅速且战斗力高强，但作战过于野蛮残酷，每攻破一处，都大规模地进行屠杀，破坏性很大。所以蒙古后来虽然开拓疆土到亚欧，深入西方，但是不得人心，也无能管治。不过蒙古人的征伐打通了东西方的大通道，推动了东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
成吉思汗很快就把金国打得只剩下半壁江山，苟延残喘，西夏更被他们所灭。这时，成吉思汗把战线从金国转移向西，挥兵西征，一路攻灭花剌子模、西辽等国；其余几路大军直出西亚，攻入小亚细亚地区，再一路打到了东欧，几乎打下了半个欧洲，蒙古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可惜成吉思汗在西征的途中得病辞世，他的宏大理想还没有实现，就与世长辞。
然而，成吉思汗的子孙则将这个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推进，这就有了蒙金之战。蒙金之战是13世纪我国北方金国女真族与蒙古贵族之间进行的一场战争，从1211年成吉思汗侵金开始，到1234年窝阔台灭金结束，前后用了23年时间。蒙金战争可以分为3个阶段，12111217年为成吉思汗侵金阶段，12171223年为木华黎侵金阶段，12291234年为窝阔台侵金阶段，以金国灭亡而告结束。
这场战事同样将远在南方的宋朝牵扯进来，而牵扯进来的方式竟然就像是一段历史的重演……
联蒙伐金
有时候历史也可以看做是一种轮回，在100多年前，宋朝、辽国和金国三国鼎立，宋朝选择了站在强大的金国这一方，攻打辽国，可是最终，宋朝却瓦解于金国之手。“靖康之耻”的耻辱还没有得到昭雪的时候，又出现了同样的一种状况，那就是蒙古的强大和金国的衰弱。
当南宋的皇帝换成了宋理宗之后，天下的局势又回到了最初的状况——蒙古、金国和宋朝三足鼎立。不同的是，金国成为辽国的替身，而蒙古则化身为更为强大的角色。
蒙金战争期间，宋朝不再给金岁币。嘉定十年，金为扩大疆域，弥补对蒙古战争的损失，以宋岁币不至，派军渡淮南侵。金军的野蛮侵略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宋朝的抵抗，双方陆续打了数年。据《金史·完颜合达传》记载：
初，宋人于国朝君之、伯之、叔之，纳岁币将百年。南渡以后，宋以我为不足虑，绝不往来。故宣宗南伐，士马折耗十不一存。
金军在南侵中损失惨重、损兵折将，不得不停止了攻势。
在这样的局势之中，南宋的朝廷之内同样出现了两个派别——“联蒙抗金”和“援助金国”。
“联蒙抗金”这一派的观点主要是因为太过记恨“靖康之耻”，金国给宋徽宗和宋钦宗的侮辱，让南宋无法放弃仇恨；而“援助金国”的一派相对理智些，他们虽然也记恨金国当年的所作所为，可是他们更加记得当年“海上之盟”之后的道理。在地理位置上，援助金国对于南宋来说只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金国就像是汉堡中的夹心一样，不仅能够抵挡住蒙古的来犯，一旦蒙古大军南下，金国也能够作为一个屏障抵挡一阵。
听到大臣们的议论，宋理宗并没有真正拿定主意，直到1232年，也就是绍定五年，蒙古再一次攻击金国，他们这一次派出使节来联络南宋。他们的主要目的非常明显，就是说服宋理宗和他们一起攻打金国。
在朝廷之上，蒙古使节就跟说书似的讲述了宋徽宗和宋钦宗在金国受到的侮辱，甚至扬言说，金国从来没有把宋朝放在眼里，即便是现如今，金国也仍然认为你们不如他们。看到南宋官员同仇敌忾的样子，就连宋理宗都满脸愤恨，蒙古使节就知道，这场说服告一段落。话题一转，他又说道，如果南宋能够同意和蒙古合作，我们大汗就将河南那块地还给你们。
宋理宗一听，立刻就觉得蒙古可比当年的金国大方多了。想当年为了要回“燕云十六州”，北宋使臣没少和他们费工夫，可是现如今我们都还没张口呢，蒙古就如此大方地将河南还给我，可见南宋还是有些地位的。
这人啊，一旦飘飘然了，就不知道自己姓甚名谁了。皇帝同样也有犯晕的时候，一旦皇帝晕了，大臣们也晕了。听完蒙古使臣的话之后，大部分的南宋大臣们竟然也都同意和蒙古联合起来。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之后，蒙古使臣就离开了。注意，蒙古和南宋之间的结合，并没有留下任何书面协定，说白了，这还不如当初的“海上之盟”呢！
没过多久，金国也派使臣来到了南宋。当然，一向自傲的金国并没有向南宋道歉，也没有对宋徽宗和宋钦宗的种种作出交代，这也是他们外交上的一个重大失策。
据说当金国使臣进入朝廷之上，宋理宗的眼神中第一次流露出不屑，那种神情就好似当初金国看待北宋时期的君臣一样。
“没想到，现在这种局势之中，金国竟然还能够派出使节来到我南宋，你的胆量值得朕钦佩。”坐在金銮殿上的宋理宗压根就不带正眼瞧金国使节，就用那种懒洋洋的口吻说道。
“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们还是来说说眼下吧。”金国的使节毕竟不是南宋的臣子，他无须对宋理宗毕恭毕敬，所以态度上自然要硬一些，也就是这一点让宋理宗非常不能接受。
“过去如何？眼下如何？”
“眼下，蒙古和我国开战，想必陛下早就知道了。”
“不错！”
“可是陛下，您有没有想过，蒙古就是当初的我们，而我们是当初的辽国，而南宋，即将成为当初的北宋。”
“朕知道，所以你们要亡国了。”
“口舌之争不能解决我们两国的难处，陛下以为呢？”
“朕来纠正你一点，你们是当初的辽国，要亡国了，可是南宋却未必是当初的北宋。”
“陛下，那蒙古大军究竟有多强，金国肯定比南宋要清楚得多。那忽必烈绝非是能够和您平分天下之人，一旦除去了金国这个敌人，接下来就一定会来对付南宋，到那时……”
“不必多说了——”宋理宗打断了金国使节的话，“你也无须多话，明确地告诉你，南宋是不可能和金国联合的。就冲着‘靖康之耻’，南宋也不可能和你们联合在一起，更不可能为了保护你们而去惹蒙古。”
就这样，宋理宗下定了决心，要联合蒙古灭金国。在封建社会，蒙古骑兵可以说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在短短的两年时间之内，金国就被蒙古灭亡了，宋朝将领孟珙将金哀宗遗骨带回临安。理宗将金哀宗遗骨供奉于太庙，以告慰徽、钦二宗在天之灵。
上帝之鞭，折断在华夏大地
但是，历史就是这样巧合，蒙古在灭掉了金国之后，没过多久就决定进攻南宋。他们开始在四川、湖南、安徽等地都做了试探性的进攻。此时虽然蒙古军事力量已经强大到世界之最，但是他们遇到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对手——南宋。
在余玠等人的积极部署之下，蒙古并没有在这里占什么便宜，他的后继者王坚、张珏继续修筑着山城，总数达80余处。这些建在四川主要水系上的山城，完整地构建起坚固的山城防御体系，在其后抗蒙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据说，余玠还总结了一套抗蒙斗争的经验：“一曰以逸待劳，不可轻战；二曰聚保山险，不居平地；三曰多用夜劫，不可昼战；四曰收聚粮食，毋以资敌。”
根据史书记载，余玠治蜀多年，“军得守而战，民得业而耕”，抗蒙形势出现前所未有的转机。他便主动出击，恢复失地。
然而，宋理宗同样犯了错误，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心生猜疑，就如同当初宋高宗对待岳飞一样。或许这也是宋朝皇帝的一个通病，总是担心武将们一旦手握兵权，就会将自己赶下皇位。在1253年，也就是宝祐元年，宋理宗下令，决定让一直驻守在前线的余玠班师回朝。
一心为国为民的余玠又怎么能够接受朝廷的诬陷呢？据说他在接诏以后，就立刻服毒自杀。史书上说：“余玠治蜀，厥功甚伟，赍志而殁，壮士扼腕。”当川蜀地区的百姓听说这个消息之后，“莫不悲慕如失父母”。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才，朝廷却轻信谗言，连一个余玠都用不得。
在蒙、宋对峙的阶段，蒙古有一个很重要的领导人，就是蒙哥。他即位之后，并没有选择直接攻打南宋，而是选择了迂回战术，他先后灭掉了大理国、安南和云南，最终形成了对南宋的三面包抄。
可以说，蒙哥的心思一直都非常明显，那就是将南宋逼到无可救援的地步，让南宋自动归于蒙古的管辖。从宝祐五年开始，他就一直做这种梦，直到他死去，这个梦也没有能够实现。
宝祐六年，蒙哥改变了自己的战略，他决定三路攻宋：自己亲率主力4万攻打四川，然后出峡东下；塔察儿领兵南下，进攻荆襄；兀良合台从安南出兵，经广西北上；三路大军会师鄂州，再合力东攻临安。
蒙哥的主力进入了大散关，由利州直取剑门，经过近一年的艰苦攻战，岁末打到钓鱼城下。这时四川已大部沦陷，王坚以兴元都统制兼知合州。他到任后就发动军民重新修缮钓鱼城。
钓鱼城周长10余里，山顶地势平旷开阔，上有充足的水源与足够的良田，军民耕战结合而无后顾之忧。钓鱼山高近400米，嘉陵江与渠江环绕其南、北、西三面，山腰据险筑起两道两三丈高的城墙，又筑“一字城”直达嘉陵江岸，可安然保持与外界的联系。当时，迁入钓鱼城内避乱的民众多达10余万。
蒙哥派降将晋国宝前来劝降，被王坚在钓鱼山阅兵场当众处死。开庆元年（1259年）二月，蒙古大军渡过渠江，蒙哥亲自督战攻城，双方攻守战打得十分激烈，但蒙军始终无法得手。四月，蒙军一度袭破一字城外城，但很快就被宋军击退。
蒙军旷日持久，师劳兵乏，时值盛暑水土不服，疫疾蔓延。宋军以逸待劳，不时夜袭敌营。南宋政府听说蒙军入川，即派吕文德出任四川制置副使兼知重庆府，负责川蜀抗蒙大局。五月，吕文德率战船千艘驰援合州，遭到蒙将史天泽的邀击，只得返回重庆。
六月，蒙将汪德臣单骑到钓鱼城下招降，城上发飞石将其击死，蒙军士气越发低落。相反，王坚则命守城宋军向城下蒙军投掷鲜鱼面饼，并致书说：“你们北兵可烹鱼食饼，再攻十年，城亦不可得！”
蒙哥见钓鱼城固若金汤，久攻不下，只得撤军，命主力转攻重庆，自己则死在退兵途中的温汤峡。
关于蒙哥的死因，史学界有很多种说法。一说病死，所染即为痢疾；一说中飞石或飞矢而死；一说因炮风所震，得疾而死。一般认为，蒙哥临死遗言：“若克此城，当尽屠之。”为了发泄攻城失利的愤懑，蒙军在护丧所经途中，杀无辜平民2万余人。
蒙哥一死，各路蒙军先后北撤，南宋政权转危为安。其后10余年间，宋蒙战争未发生过重大战役，这是因为忽必烈继承汗位后，专注于解决内部纷争与推进封建化进程。封建化进程弱化了蒙军的原始野蛮性，也相应减轻了宋元替代过程中社会生产力的破坏程度。
襄阳城破
蒙哥抵达钓鱼城的那年秋天，得知南攻荆襄的塔察儿出师不利，就命忽必烈代领其军，渡江攻打鄂州。理宗急命贾似道从峡州驰援，并在军中拜他为右相兼枢密使，全权指挥四川、京湖、两淮前线的所有宋军。
贾似道就是著名的“蟋蟀宰相”，整天只知道贪图享乐，没有任何真才实学。这时候他赶到汉阳驻营，与鄂州守将张胜里外声援，后来又亲入鄂州督战。四川制置副使吕文德也从重庆来援，突破围城的蒙军，夜入鄂州，壮大了守城的力量。
尽管宋军的伤亡非常严重，但在兵力上仍然占据着上风，吕文德、高达等将领也沉着善战，这才使得蒙军在鄂州城下一再受挫。
不过武将们胸有成竹没有用，这个宰相贾似道却慌了手脚。为什么呢？一个文人，在战争中看到死伤无数，总会感到害怕，而这时候报上来的死伤人数竟然高达13万人，贾似道害怕了，于是就派遣密使宋京到忽必烈大营，以“称臣纳币”等条件私自与蒙军议和。忽必烈丝毫不把这些放在眼里，他看到的是统一的江山和大把的银子，谁还在乎那区区的“称臣纳币”呢？
转眼之间已经到了冬天，我们都知道南方的冬天虽然气温不算太低，但是湿度非常大，这让久居北方的蒙军感到不适应，很快，他们就染上了疾病。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长期在外征战的蒙军的粮草也逐渐呈匮乏之势。基于以上几点，蒙军骑兵的战斗力锐减，这对于南宋来说绝对是好事，对于忽必烈来说，却是大大的不妙啊。
不仅如此，在蒙古内部也传来了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在后方窥视着皇位，伺机篡位。忽必烈一听这个消息，真的坐不住了。就连他身边的大臣郝经等都以为灭宋战争绝非短时间所能奏功，而汗位之争事关大局，刻不容缓，建议忽必烈断然班师，亟定大计。
忽必烈在临行之前，还不忘通知由大理入广西辗转打到潭州的兀良合台，解除潭州之围，渡江北撤。当兀良合台军从新生矶渡过长江浮桥的时，贾似道听从副将刘整的建议，命部将夏贵截断浮桥，俘杀了殿尾的百余名蒙军。然后，他向朝廷谎报说取得了鄂州大捷，却把私自求和隐瞒了起来。
宋理宗大喜过望，以为贾似道再生百姓、重造宋室，功勋不在赵普、文彦博之下，命他立即入京以右丞相主持朝政。唉，天真的皇帝，奸诈的宰相，这样的戏码在宋朝持续不断地上演，不知要祸害多少百姓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