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三十年，对一个人的一生而言，既不算长，也不算短，但往往是人生最关键和最有意义的时段。对一个人的发展和事业而言，往往是成也三十年，败也三十年。
从1978年改革开放到2008年，我完全经历了这三十年国家发展和变革的辉煌历程，同时也是我人生意义重大的三十年。
1964年10月，我出生在甘肃靖远县一个较为偏僻和落后的乡村。童年的记忆鲜艳而单纯。黄土山包、泥坯房子、麦子、榆树，还有鸟和小河。小河的名字叫苦水河，在地图上标名是祖厉河，因河里的水是苦的，不能喝，所以村子里人都叫她苦水河。苦水河从村庄西边的山脚下流过，而村庄沿东边山脚下展开。当时是人民公社体制，在学校放假期间，由于家里人都要到生产队去劳动争工分，我就一个人呆在家里玩，有时也跑到其他地方玩。记得有一次我曾一个人跑到苦水河边，看着河水流向远方，心也随着向远方流去，神秘而好奇。虽然苦水河的水量不大，但水的流动性和向前性催生了我童年的向往，也催生了我走向远方和探索未知世界的梦，这梦甜美而悠远。
小学和初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贪玩和嬉闹中度过。那时脑子里总是懵懵懂懂的，并没有真正理解学习的意义，只当上学是一件好玩和新鲜的事。学习成绩时好时坏，是老师经常批评的对象。那时家里也穷，印象中就很少穿新衣服。记得一次学校过“六一”儿童节要进行广播体操比赛，老师要求全班学生衣服统一，上身要求穿新白衬衣，下身要求穿新蓝裤子，我当时因为家里经济紧张，衣服没配全，有新裤子，但衬衣是旧的，和班里其他同学的衣服颜色不协调，就只能站在场外看班里的其他同学表演，当时心里是一种既失望又无奈和无助的感觉，很不是滋味。在书籍方面，记得当时除了教材外，也没有什么课外书可读。记得入学语文第一课就是学毛主席万岁几个字，第二课是共产党万岁。那时的教材内容大多非常简单，教材中对我印象最深的图案就是毛主席画像。学校还时不时组织学生到生产队劳动，主要是拔麦子、摘棉花、锄草、修地等。在出发前，学校里有关领导或校长总要进行一番动员，说劳动也是必修课，我们要响应毛主席号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免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等。对这类活动，我是心里既喜欢参加，也不喜欢参加。喜欢是因为每次劳动后总能得到一两个馒头或其他什么吃的东西，因为那时实在是经常感觉很饿，能有一些吃的东西，总是感觉很爽的。不喜欢是因为当时自己还小，对生产劳动总有一种力不胜任的感觉。另外，有时学校也组织学生去参加批斗会，当时，由于我们小，主要是跟上队伍喊喊口号，高年级的同学还有扭秧歌和表演等活动。当时，看到一些人戴着圆锥形的高帽子，站在场地中央，躬着身子，受大家批判，只觉得好奇，也觉得这些人挺可怜的，但对这些人也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因为怕他们做坏事。
当时我所在的小学，是一所带帽小学，是小学和初中合在一起办的。老师既有公办的，也有民办的，且民办的居多。老师上课都十分认真。但也有一些爱体罚学生的，我们对这些老师都有惧怕感，但没有尊敬感。给我影响最深的老师有：语文老师宋有禄，数学老师赵宝琛等。民办老师都是既要种地顾家，还要完成学校交给的教学任务，都很辛苦，穿的也普遍比公办老师差一些。民办老师上课，裤腰带里插着铲子的事也是常有的。因为他们这边上完课，那边就得到庄稼地里去锄草。
1976年，粉碎“四人帮”，那时我正在上初一。当时学校在我们班选了些学生到县城敲锣打鼓去庆祝，还写了标语。
1977年，学校改为秋季入学，我们在初二多上了半年。在此期间，我们学习了补充教材，但教材内容和以前相比，难度已大大增加。当然，这些教材内容和现在比起来，还是要简单许多。当时有些内容老师也搞不懂，上课没办法，老师就挑自己懂的讲，不懂的就只能留在以后解决。
1978年，县上决定在靖远一、二中办重点高中班，准备从县各学校初中学生中通过考试选拔一些优秀学生到县城高中进行重点培养。当时，我是一次县城也没有去过，心里想县城不知是什么样？听说火车也经过县城，火车是什么样？当时感觉能逛逛县城、看看火车就是一件十分快乐的事，也算是见了世面。当时，封闭性是村庄的一大特征，对处在村庄里的人来说，一个人见世面与不见世面大不一样，逢人谈话的感觉也不一样。见过世面的人谈话总有一种优越感，说起来总是滔滔不绝，而没见过世面的人则不然，谈起话来总是显得捉襟见肘，展开不了。怀着这样的心情和期待，我似乎感觉生活有了目标和诱因，于是，学习也就有了起色。经过努力，最终我终于考入县一中。当时，我们学校初中班有50多人，考入县城重点班的有4人，其中一人考到靖远二中，三人考到靖远一中。考到一中的我们三人都分到同一个班，班主任是杨德本。由于是县重点班，学校选了最强的老师教我们。语文老师是班主任杨德本，教学严谨认真，数学老师何仕祥风趣幽默，物理老师谈复华和任家豪夫妇勤奋认真。这些老师总是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们既是我知识上的导师，也是我生活上的导师，既是良师，也是益友，是他们，给了我知识，也给了我人生的信念和理想。
1980年，在靖远一中我以应届生身份考入大学。当时学校参加考试的有600多人，除了200多名应届生以外，补习生也不少，都是前些年积压的。当年靖远一中总共考上大学的有20多人，其中应届生不到10人。在当时，靖远一中的高考升学率在全省算是好的，考的少主要是由于全国的录取人数少。记得好象当时全国总共才招27万多人，不像现在，高考升学率能达到50％以上。
和我一起考入重点班的同村的初中同学4人，最终都考上了学。其中我考入庆阳师专数学系，他们三人分别考入靖远师范、临洮农校和定西卫校。在当时来说，考上大学或考上中专就意味着端上了铁饭碗，就意味着一辈子不愁吃不愁穿。这对于一个农家孩子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梦，也是人生最大的梦。当然，人生的梦总是在不断升华。梦既是动力，也是阻力。有梦，才有人生。梦是成就人生的动力。但梦实现后，对于知足者而言，梦往往就变成了一种阻力。人的一生，既需要梦，也需要梦的升华。考上大学后，村里人都是议论纷纷，羡慕不已。我自己也有一种范进中举的感觉，感觉天地比以前大了很多，似乎天空更为明亮，地上的草也更为青翠和有朝气，路上碰见人，也有一种喜气洋洋的感觉。
人生的路很长很长，但要紧处往往只有几步。高考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许多个人。高考是许多中国人命运的转折点，高考也是我命运的转折点。从此，我人生的轨迹转到了另外一个层面，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是一个进入良性循环层面的开始，正如混沌中的轨迹分岔一样，这时我已进入到了另一个岔道。而同我一块上小学或上中学的那些没有考上大学或中专的同学，后来的命运大多都不尽如人意，其中也有个别有成功的，但总体较差。有时回老家看看，碰见小时的同学，有的已苍老不堪，完全是一副老农民样，在身上已找不到一点当年青春朝气和充满活力的影子，谈话间也处处显示出一种自卑的神情。而见了那些考上学的同学，大多西装革履，风度翩翩，谈笑风生。所以，如果有人问在我的一生中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是什么，我的回答就是高考。高考造就了一大批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是先进生产力的主力军，是社会改革的领跑者。如今，正是这批知识分子，正在成为中国的骨干，也正在支撑着中国的前行。三十年中国的快速发展，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功不可没，高考功不可没。说起高考，我们不得不感谢邓小平。邓小平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我个人。如今，小平同志已是故人远去，但历史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是小平同志翻开了中国发展史上新的一页，从此，中国历史走向了新纪元。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60分万岁的时代。在当时，对于大多数穷困农村的孩子而言，人生最大的梦，就是端上铁饭碗，现在既然梦实现了，动力也就不足了。这时，有更多的学生开始了新的追求和探索，有些同学就更多强调娱乐、自由和个人价值。但强烈的求知欲阻挡了我的这种心理。在庆阳师专的两年时间里，通过广泛阅读，我学到了不少知识，最终以全班总分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1982年大学毕业后，到哪儿去工作，就需要考虑。由于我当时也没有什么可利用的资源和关系，就只能听天由命。在分配期间，班上有的同学四处活动，但我仍一个人呆在静静的房间看书。学校先是将我们分到地区，然后由地区分到县，再由县再往各学校分，最后我被分到了家乡的中学教书。当时，与我一块同时分配的有好几个师专的学生也都分到了农村中学。在当时，大专就是一个不错的学历，我们之所以分到农村，听县文教局说是为了加强农村的教学力量才将我们充实下去的，为此，我心里也感到自豪。但现在想起来，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从当时的情况看，与我们一同分配而留在城里的，既有大学生，也有许多中专生。实际是当时有关系的大都留在了城里，而没有关系的，不管是大学还是中专大都分到了乡下。所以有时候罪恶往往戴着正义的帽子，这种情况使我对社会有了初步的认识。理想与现实毕竟是不同的，从此，我也有了关系的概念。关系也是一种资源，有关系与没关系，结果是大不一样。
从1982年到1991年，我一直在家乡的中学教书。由于当时乡村老师学科配备不很齐全，我先后教过数学、化学、英语、政治、历史、地理、动植物等课，甚至上过体育课，也担任过班主任和教研组长，后来又担任教务主任，但仍少不了上课。有些课是赶鸭子上架，但学校也没有办法，因为当时再没有合适的人选，而我又年轻，有学习上的优势，担子就只能压在我身上。在那段时间，由于年轻，精力也充沛，尽管工作很多，但并不觉得有多累。当然，这期间，我是既有收获，也有凄凉。在工作方面，由于教学成绩突出，曾多次被评为本单位和县上以及市上的先进。先后获得的奖励有：“白银市先进德育工作者奖”、“白银市园丁一等奖”、“靖远县教学新秀奖”、“靖远县先进思想政治工作者奖”、“靖远县先进教师奖”等。在此期间，我也进行了广泛阅读，既有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籍，也有社会科学的书籍。当时，我是每年都要求自己至少精读三十本左右的书，同时，还广泛浏览一些书籍和杂志。这使我的知识基础更为扎实和全面，也为我以后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做学术研究，最好是对各方面的知识都要尽可能多掌握一些，应当是知识面越宽越好。知识面就是基础，知识面宽，基础就好，你就才能有可能上得越高，也才能站得越稳。专固然也是好事，但后劲不足，也不稳固。
另外，在1987年到1990年期间，我通过在职考试，读完了西北师大的数学本科，并取得了理学学士学位。在一起毕业的全班80多名同学中，我的学习成绩位列前三名。
1983年，父亲去世，1984年，母亲去世。父母亲都是目不识丁的农民，母亲勤劳、贤惠、达理，父亲老实、执著、任劳。由于家里人口较多，父母亲为了维持这个家可以说是起早贪黑，竭尽了全力。家里弟兄三人，就我一个跳出了农门，一个姐姐嫁到一个比我们村更为穷困的干旱山区。所以心里一直想着等考上了大学有了工资，就好好孝敬一下父母，但这竟成了我终生的遗憾，成了我心里一个永远的结。人生有许多遗憾，但对父母亲的遗憾是永远的，是无法消解的，也许只有在死亡的那一天，才能最终忘却这个遗憾。
从1982年到1991年，既是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的年代，也是公民人生价值观快速转变的年代。在此期间，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中国大地互相碰撞，一代青年展开了思想上的交锋。但在我身上仍表现出十分浓烈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情结。潘晓大讨论对我影响深刻，当时的《中国青年报》我是非常关注的。对潘晓讨论中涉及的一些观点，我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作为一名中学老师，我仍坚持的是当时传统的观点，注重人生的意义重在奉献，而不是索取。一个人的力量是水滴，只有溶入到大海中，才能显示出真正的力量。同时，也坚信共产主义和集体主义。并时常教育学生要学习张海迪、曲啸等人的精神和事迹，要求学生发奋图强，以振兴中华为己任。
1991年初，结婚，爱人善良而执著。婚姻也是一所学校，婚姻使我对人生有了新的体验和认识。
同年7月，我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双学位班，主要学习经济学。这一年，也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在上海，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大城市的味道，也感受了经济生活脉搏的真正跳动，当时的股票热也对我产生了触动。
1993年4月，儿子出生。初为人父的感觉是：既惊奇又惊喜。血缘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表现。在血缘中，人找到了生命的寄托和归宿，我也没有例外。每次看到儿子，总会产生一种本能的欣慰感和寄托感，一切烦恼似乎都已忘却，生命的意义似乎也由此得到了延伸和继承。
1993年上海交大毕业后，我联系到甘肃省委党校工作。后来爱人也调入甘肃省委党校，儿子也一同到兰州上学。此后，我一直就在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从事经济学教学与研究工作。在甘肃省委党校工作，是我人生的又一个循环。高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而到兰州工作，又使我的人生之路上了一个层次。在党校工作期间，我曾先后获甘肃省委党校“十佳青年教师”、“优秀共产党员”、“职业道德标兵”、“优秀教师”等称号。在专业技术方面，在党校各年度具体考核情况是：除1993年未参加考核和2002年因在中央党校作访问学者未正式参加考核以外，其余年份均为优秀。由于科研成果较多，2000年，经甘肃省高校高评会评审，破格晋升为副教授，2003年，经甘肃省高校高评会评审，破格晋升为教授。
